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2019，“五四”百年。令中華民族倍感欣慰和自豪的是我們已經不是百年前的中國，而是更接近歷史巔峰時期的強漢盛唐時代。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從過去的仰望世界、追隨世界，華麗轉身為貢獻世界、啟發世界——如果還不能算是引領世界的話。所以今天回望五四，我們就更多了一份歷史從容，歷史淡定和歷史厚度。
“五四”的兩大旗幟“民主”和“科學”廣被各界所接受，但在今天西方深陷危機和中國道路方興未艾的五百年未有之歷史新局下，“民主”顯然已經有了不同的時代含義。
其實早在百年前，這個“民主”的指向就不是西方。
客觀而言，“五四”之所以是中國的歷史轉折點，恰是因為自1840年以來走向西方的潮流就此在這裡完全扭轉：由於巴黎和會的出賣，中國在巨大恥辱和悲憤的激發下轉向了人類新制度的試驗場——蘇聯。
隨後百年中國的不凡發展不但歷史性地證明了“五四”引領中國轉向的正確性，更以自己的巨大成功反襯了今天西方民主的困境。如果說當年“五四”外溢的全球意義是一個古老的中國重新選擇借鑑一個外來文明的話，那麼今天百年後的“五四”，其世界意義就在於
激發全球反思西方制度文明的危機。英法美三種典型的民主形式都陷入困境
十年前，當中國迎來建國六十週年的時候，西方爆發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今天，當中國迎來建國七十週年的時候，又爆發了全面的政治危機：西方最重要的三個國家英國、法國和美國紛紛陷入政治和社會混亂之中。
英國和歐盟達成的脫歐協定在國會一再被否決，將面臨無協議脫歐最壞的局面。法國的黃馬甲運動風起雲湧，在軟（大幅度滿足抗議者的訴求）、硬（聲稱決不讓步）手段均無效的情況下，年輕的馬克龍總統不得不搞起了空前未必絕後的、長達兩個月之久的、幾乎無所不包的政治大辯論。
美國則在特朗普的領導之下，政黨惡鬥以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為標誌進入了歷史性新階段。雙方針鋒相對、絕不妥協的立場前所未有，達到了罕見的高度。
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以政府關門狀態下安全無法保障為由取消特朗普在國會發表國情諮文，儘管國土安全部聲稱已經做好了維安的所有準備。
特朗普則隨後在佩洛西率領的國會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取消了她使用軍用飛機的權力，中斷其出訪阿富汗的行程。這之所以嚴重，是因為雙方都把限制對方正常和必要的國家行為做為目標。
顯然，每一方都把國家命運當做博弈的籌碼，就看誰第一個倒下。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可能最後都沒有倒，而只不過是國家倒了而已。
美國的政黨惡鬥導致了史上最長時間的政府機構停擺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它們分別代表了西方三種典型的民主形式：英國是議會制，法國是半總統制，美國是總統制。它們同時陷入全面的混亂和停擺之中，結論自然是：西方民主陷入全面危機。
危機的根源在制度
面對危機，首要的就是分析原因。
一般有兩個角度：國民性和制度。英國屬於經驗主義，法國則是浪漫主義，美國堪稱是實用主義。國民性不同，但都面臨同樣的空前挑戰，所以這場危機和國民性的聯繫並不是很大，根本的還在於制度。
西方的近現代民主制度從英國走到今天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從精英民主（少數人有投票權）到大眾民主（一人一票）。英法有近百年的歷史，美國則不過五十餘年。從實踐來看，這種制度設計並不成功。雖然其理念頗為美好，但現實卻非常骨感。
現在回過頭看二十世紀，我們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人類在上一世紀共進行了兩次烏托邦試驗，一是追求經濟上的絕對平等，即生產資料絕對公有制。二是追求政治上的絕對平等，即一人一票。第一種試驗以蘇聯的解體為標誌，走進歷史。第二個試驗西方還在勉強維持，但其不可持續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顯然，不管是哪一種制度設計，只要抹殺個人差異而追求某種絕對的、形式上的平等必然以失敗而告終。
西方制度設計的四大缺陷
現在來看，西方這種制度設計有四大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
儘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製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佔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乾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向下議院陳述歐盟針對英國“脫歐”延期的相關決定（圖片來源：IC photo）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複雜的國際關係，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麼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麼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瞭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佔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麼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麼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里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麼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製，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2016年，沒有從政經驗的商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圖片來源：IC photo）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複雜，分工也越來越細緻。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闆。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麼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麼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揹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這次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徵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黃馬甲”示威者打雜法國國家文物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讚：“英雄啊，黃背心，你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你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衝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曆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牆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牆。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曆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諮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裡。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曆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揹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佔了兩條。
西方制度模式不能保持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另外西方這種制度還有一個內在的重大缺陷，只不過這個缺陷只針對多民族國家，所以並不如以上四大缺陷哪麼令人矚目，但對中國卻具有極其特殊和重要的意義。即一個多民族國家一旦採用西方制度模式將必然走向解體。
今天西方多個國家面臨國家解體的威脅：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北愛爾蘭和蘇格蘭、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法國的科西嘉、比利時北方的弗拉芒和南方的瓦隆等等。歷史上美國為維持多民族國家統一，爆發了內戰，六十餘萬人喪生，超過一戰和二戰時的傷亡。
魁北克獨立運動
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走向西方民主，第一個災難往往是國家解體：前蘇聯、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蘇丹等等都是如此。
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的民主在建立國家認同、種族認同方面不但沒有任何幫助，相反還助長了民族和國家的分裂。蘇格蘭和英格蘭實現統一已經三百多年了，魁北克成為加拿大的一部分也已經250多年了，巴斯克地區成為西班牙的一部分都已經超過五百年，但它們仍然都要尋求獨立。
原因就在於一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包括了民族自決，它刺激和培育少數民族的獨立意願。二是不斷舉行的選舉一而再強化了不同群體的自我意識，而不是國家意識。
西方民主制度這一內在性、致命性缺陷，不僅使它的適用範圍大幅縮小，更令一個多民族國家即使勉強維持統一，其治理的代價也非常高昂，而且在中央政府做出一而再的讓步後也往往於事無補。比如英國為了維持愛爾蘭的統一，不得不大開殺戒，而它自己也屢屢受到恐怖襲擊，甚至首相都未能倖免。當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時，英國曾威脅它將不能再加入歐盟。但沒有想到的是，英國自己卻選擇了脫歐。願意留在歐盟的蘇格蘭又將再度發起獨立公投。英國今天的困境還沒有到谷底。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繫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製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鉅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社交網絡讓美國總統特朗普成為了“宇宙網紅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注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採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麼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揹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紀念“五四”，當然難忘歷史悲情，在東西方此消彼長的今天，我們也自當會有一份面對先烈的坦然。然而更重要的是一種未雨綢繆的警醒：短短百年曆史就上演了兩大輪迴，哪麼在中國迎來下一個百年的時候，我們還能保持今天的自豪嗎？“五四”即是一個對沉淪西方的現實審視，豈不也是對我們自己未來發展的歷史觀照呢？
- 完 -
在看的你正在變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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