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大街”的藍色標牌在溫煦的晨光下分外惹眼。天空湛藍得彷彿童話書中久違的插圖，天氣好得出奇。一百年前的5月4日，北京的天氣也是這般晴朗。“5月4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風雲”，一位當年的親歷者如是回憶道。
或許這只是歷史的偶合，但選擇在百年後的今天，新京報記者與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馬勇一起重走當年五四運動的路線，確實更容易帶入某種久違的歷史感。眼前是寬闊的水泥大道上疾馳而過的汽車，衣著鮮豔的遊客舉起手機四處拍照，處處輕鬆愉悅，想象百年前的情景，腳下是塵土飛揚的灰沙土路，汽車是稀罕的物什，每次現身都值得一群孩童尾隨圍觀。但今天早已不允許在市區出現的騾車和駱駝，倒是在那時的土路上往往而見。灰色、黑色、藍色和白色是這座古老城市居民的主色調，即使是在我們所站立的地方，北京大學的紅樓門前，那些自詡得風氣之先的莘莘學子的穿著，也不過在青白長衫與短黑制服之間選擇而已。但比起今天空氣中的輕鬆愉悅，那天充溢在這裡的氣氛，卻應該是焦急而熱烈的，聚集在這裡的學生們知道，再過幾個小時，會有一場重要的活動等待著他們前去參加。
當他們聚集在這裡時，或許意識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將會寫入歷史，但卻未必會想到發生在這天的事件，不僅寫入歷史，更改變了歷史的進程。直到今天，它仍然作為這個國家耳熟能詳的關鍵詞，銘記在每個國人的腦海裡。因此，這座磚紅色的建築，成為了我們重走五四之路的第一站。當初，改變歷史的那些人就是從這裡出發的。
馬勇×陳平原：重訪“五四”現場（新京報五四100年特別策劃）
第1站
北大紅樓
五四大街29號，“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是它現在的名字。抵達那裡的時候，剛好是10點鐘。一百年前，五四運動那份著名的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就是在這個時刻開始起草的。起草者羅家倫追憶他起草宣言時，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非常集中，全然沒有留意周圍“人來人往，很是嘈雜”。如今，遊客尚未紛至沓來，讓這裡暫時保住了片刻的靜穆。古老，是這幢建築給人的第一印象。
五四運動爆發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卓越的教育家，也是這所學校的靈魂人物。他所注入這所學校的新靈魂，就是“兼容幷包”和“思想自由”。一時間，李大釗、陳獨秀、胡適、梁漱溟、劉文典、黃侃、錢玄同、劉師培、辜鴻銘當世之傑，都聚攏在這所學校中，新舊思想在這裡碰撞，傳統與現代在這裡激盪，新文化運動由是誕育，並在這所學府影響力的推動下，從政治和文化的舞臺邊緣走向中心。而在這裡的青年學生，也被教導不僅應當成為智識超群的學術精英，也應成為道德高尚的國民楷模。
當時有眾多陰謀論縈繞在五四運動學生們的頭頂，其中最大也是流行最廣的一個“陰謀”，就是有一雙幕後黑手在操控這場運動。恰好，那份所謂的“陰謀罪證”，也被陳列在這間展廳的架子上——一份1919年5月2日的《晨報》。這份報紙的二版頭條評論文章《外交警報敬告國民》就是關鍵物證，而它的作者，時為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的林長民就被認定為“幕後黑手”。
“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慷慨激昂的語言確實具有煽動性。但看完全文就會發現，通篇文章所闡述的，是一個在民眾心中積壓已久的不安：巴黎和會決定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則消息早在四月上旬情勢未定時，就已經有風聞傳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關於山東問題主張失敗的彙報，也在5月1日就傳到北京。儘管評論的最末“此皆我國民所萬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誠然有鼓動民眾起而運動的意味。但在此之前，已經有許多民間團體向北京政府和各國使館以及巴黎專使拍發類似內容的電文，並舉行聲援活動。如果五四運動沒有最後火燒趙家樓的一幕，而僅僅是按前一夜各校會議上確定的計劃，只是向東交民巷的使館遞交請願書的話，那麼即使它的聲勢再浩大，也只是這些聲援運動中的一幕而已。
第2站
天安門
“天安門的傑閣巍峨，朱垣飛甍代表著祖國的莊嚴氣象。”親歷者對五四運動時天安門的形容，用在今天也相當貼切。天安門是紫禁城的正門。皇朝時代，端坐九重宮闕中帝王的威儀綸音，即會從此門巍峨的城闕降下，宣告天下臣民。至今，成千上萬慕名而來的觀光者，也會驚歎於它的雄偉恢弘。門前的金水橋猶如蟠龍脊背，龍頭則朝向宮闕之外寬廣闊達的廣場。
對1919年的青年學生們來說，儘管他們的年歲都在20歲上下，但卻都已經是橫跨前清民國兩個時代的人。庚子國變、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氏稱帝、府院之爭、丁巳復辟，以及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軍閥混戰，這些內容在今天曆史教科書上不過區區幾課，而對這些青年學生來說卻是成長經歷。當人們用形容今天青年的“年少輕狂”或“少不更事”來形容他們時，往往忽略了他們的人生閱歷之曲折豐富大大超越了今天的同齡人。而那些為他們提供新思想，教導他們以開放的心態去獨立思考，並鼓勵他們將激情和信念注入行動的導師和旗手們，則是當年的“80/90後”。
1919年5月4日，參與遊行的國立北京大學學生。
總而言之，那天來到天安門前的，正是這樣一批人。他們有充分的自覺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什麼。所以當他們來到廣場上時，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像一群被集體上好了發條的機器錫兵一樣步伐一致、振臂齊呼，而是因一種共同的情感和信念自覺地集中起來。因此，站在廣場上發表演說，舉行遊行的，是一個個自覺具體的個體，而不是一個被組織起來的群體。而每個人又能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遵守公共的秩序和紀律。這也就是所謂的“文明”。這種“文明”也自然給在場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許多圍觀者沿街而立，甚至感動泣下，旁觀的西方人也向學生們歡呼致意或是脫帽揮舞，表達支持。
當步軍統領李長泰“附帶警吏多名，乘汽車而來”要求遊行學生解散時，只導致了一陣短暫的“秩序稍亂”。但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局勢便平息下來。學生代表稱他為“老前輩”：“他們是誤會老前輩的意思，對老前輩是絲毫沒有意見的，大家都是為國，我們今天也不外遊街示眾，使中外知道中國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的後盾而已。”他們一再向這位步軍統領表示“我們舉動是極文明的”，“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本來要解散遊行的警察們，根據一位親歷者的描述，雖然“縱長約計隔開十來個人的距離，就有穿了黑灰軍服的軍警持槍隨行”，但他們“在路上並沒橫衝遊行的大隊，對大家的高喊口號明知不能禁止也倒沒什麼干涉。他們在以前沒曾見過有這許多學生的列隊遊行，更沒聽見過這些口號，這種情形在他們的印象和感覺上當然是新鮮而強烈的”。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受到感染，“若有所思，不顧擦抹臉上的汗滴”，學生們也與他們邊走邊談。
下午兩點三十分，已經完成初步公開宣傳和演說使命的學生們，列隊前往下一個，也是計劃中這次運動的最終目標，東交民巷，去遞交表達學生意願的說帖和宣言。
第3站
東郊民巷
在五四的歷史敘述中，東交民巷只是一個過渡段，雖然作為運動的過程必不可少，但與之後火燒趙家樓這樣的標誌性高潮相比，它不過是幕間休息。百年後的今天重訪這裡，能聽到的，只有漫長午後的沉寂。這裡儘管與天安門廣場和正陽門城樓這樣的旅遊熱門景點不過數步之遙，卻彷彿刻意遁身在喧囂之中，讓人們忽視它曾在歷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在一百年前，這裡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第二個重要的權力中心。這裡輕輕的一聲咳嗽，都有可能給中國政壇造成震盪。西方各國的使團在這裡籌謀對華政策，通過言辭、暗示、威脅、允諾、保證或明或暗的金錢和武器交易，以及其它難以言傳的方式來左右中國的政局。在民國初年的亂世當中，儘管表面上軍閥政客們爭權奪利使盡解數，但背後起到關鍵作用的，卻是外國的態度。20世紀初的一位在華英國觀察家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非常敏銳地指出，中國問題的關鍵不是中國政局派別林立，而是外國的手伸得太長，在這些派別中挑挑揀揀，卻又漫不經心。當這個昔日故步自封的古老國家，終於表達出希望在國際社會中自立自主的合理願望時，外國的手卻又縮了回去，遮遮掩掩地不願給與實質的幫助和道義上的支持。
巴黎和會中，列強對中國權益的出賣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因為中國人曾如此熱望這一次西方列強可以主持公理。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包括那些知識精英和青年學生，都將期望寄託在了被認為是“世界第一好人”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身上。就像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所觀察到的那樣，“世界上或許沒有一個地方會像中國那樣對美國在巴黎的領導寄予那麼大的希望。中國人信任美國，他們信賴威爾遜總統發表的關於原則的多次聲明，他所說的話已經傳到了中國最邊遠的地區。由於控制巴黎和會的老頭兒們所作的決議，他們已陷於非常失望和幻滅的境地。我想起中國人民如何忍受這樣的打擊，就感到煩悶和沮喪，因為這個打擊意味著毀滅他們的希望和破壞他們對國際公義的信心。”
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
將學生們引向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正是芮恩施所形容的“在朋友家裡被人出賣”的巨大失望。因此，為了表達自己尚未完全絕滅的希望，也為了能直接與真正操控政局的幕後大佬進行直接對話，陳述自己的意願，學生們還是選擇將前往東交民巷的美國使館遞交陳情說帖，作為這次行動的最終目標。但現實卻又讓他們再一次幻滅。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芮恩施去北京西山門頭溝郊遊了。
假如芮恩施當時並沒有前去郊遊，而是留在使館接見了那些學生，親自從他們熱情的手裡接過說帖和宣言，那麼發生在5月4日的這場運動，還會以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結局和影響進入歷史嗎？我們知道芮恩施對中國人充滿友好的感情，他在回憶錄中曾明確表達過這一點。他也是一位平民主義者，他還專門寫了一部通識手冊《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譯為中文，刊印發行。而這本書的譯者，正是五四運動的學生主將羅家倫。所以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在場，他肯定會親自接見學生，傾聽他們傾訴自己的失望與不滿，並且會發表一場安撫學生情緒的演說。如此，達成了基本目的的學生們或許就不會因為受挫而情緒激動，將趙家樓作為他們臨時起意的目標了。
第4站
趙家樓
必須承認，從東交民巷步行到趙家樓路途並不算近，需要一定的體力和精力才能走完這段路程，並且還有心力在那裡把運動引向高潮。抵達趙家樓遺址的時候，它後面的巷子正在拆遷。推土機在瓦礫上揮舞著巨臂，工人們掄起錘頭猛力砸牆。不過不必擔心，那裡在一百年前就已經沒什麼東西了。京師警察廳在事件次日繪製的曹汝霖私宅圖和京師檢察廳被毀情形報告顯示，雖然“勘得該宅系路北大門內計三院共住房五十餘間……總計此次共焚燬房屋十一間”，但被毀房屋幾乎都是正房，且“所有各房全部門窗、傢俱、什物悉被搗毀”。
一百年後的今天，這裡是一家飯店。飯店仿民國風格的中西合璧大門雖然想要鋪陳一種歷史氣氛，但雕飾繁複反而意外地有些出戏。門口的牆壁上，除了鑲嵌著“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遺址”的說明牌匾之外，還有一面仿漢白玉的人物浮雕，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下五四運動浮雕的縮小複製版。
仿漢白玉的人物浮雕
火燒趙家樓的一幕，乃是五四運動的高潮。這起事件本身就充滿強烈的戲劇性，而事後親歷者們眾說紛紜的說法，又將其演繹成一場羅生門。第一個破窗闖入者的身份，就有不同版本。當時《晨報》上的報道，只說“初到門時，門緊閉不得入，學生欲尋曹氏質問而不得，群情憤動，勢不可遏，俄頃之間，已將曹宅大門擠開”，並未提及具體是誰第一個闖入。事件次月出版的小冊子《章宗祥》則說“不知何人打破臨街窗戶”。
不同版本的回憶，高舉起不同英雄的名字，以至於讓後來的研究者無從考證，只能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感覺從中進行選擇。即使是想要進行一番縝密的調查，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也已經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趙家樓被燒得如此徹底，以至於所有的證據都已經在漫長的時空中消滅乾淨。京師檢察廳的調查報告只寫明“該學生等即在曹宅門前斯口謾罵，旋將所持白旗向曹宅院內拋擲並砸毀臨街後窗，由窗洞搭肩跨入”，警察事後捕獲的學生中，不乏多年後回憶破窗而入首功英雄的人，但他們沒有一個人在供狀中吐露那位同學的名字。儘管他們的堅定不屈導致這段歷史真相可能永遠都會是一個謎，但那種為保護朋友的勇氣與信念毫無疑問比歷史真相本身更加重要。有時，為了更大的真理得以發揚，細節的真相保持緘默，也許是更明智的選擇。但這樣做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真理本身不能建立在謊言的地基上。那麼一旦真相曝露，所謂的真理大廈也會瞬間坍塌。
帶著這樣的心情前往趙家樓的遺址，或許就會跟那段歷史中令人遺憾的成分進行和解。事後加諸在學生身上的那些義正辭嚴的批評——破壞燒燬私人財產、人身傷害以及種種不理智不文明的行為，都各有成理，但那隻能在事後進行反思。而反思的目的不是否認事件本身，而是盡力避免這種遺憾再次發生。
從趙家樓被捕的學生對自己短暫的監獄生活有一個共同的回憶，就是希望可以讀書看報。數十年後，當趙家樓的廢墟成為一座飯店時，這裡也與讀書產生了一種因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圖書出版的黃金時代，每年舉辦的全國圖書訂貨會上，從全國各地遠道而來的書商都非常青睞將這裡作為吃飯請客的聚點。廚房的灶臺上熱油旺火，餐桌上關於新書交易和出版信息的交流熱火朝天——歷史彷彿就以這種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輪迴。
第5站
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故居是這次重走五四之路的地點中，最令人動容的一個。這種動容源於初到這裡時犯的一個錯誤。這可能是任何初訪者都會犯的錯誤，認為這座獨門獨院內帶遊廊的四合院，理所當然整座都是這位昔日北大校長的私宅。但裡面的工作人員卻微笑著搖了搖頭，穿過遊廊，把我們引到後院西南角，指著兩間窄小的房間說：“只有這裡才是蔡先生的故居，而且不是他的私宅，他只是租住在這裡。”
片刻的尷尬之後，是長久的沉默。個子高的人，幾乎要俯身才能鑽進這間小屋裡。儘管夕陽從迎面的窗戶斜射進來，足以照亮窗前的書桌，但在書桌之後的其他地方，卻都埋在一片冷清的陰翳裡。空間如此逼仄，如果三個人同時使用這間房間，那麼他們恐怕不得不貼腹而立，促膝而坐。而這就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國立北京大學的一校之長的居所。
儘管蔡元培本人在五月四日的運動中只是一個側影，但卻貫穿這場運動的始終。國民外交協會的葉景莘回憶說，是他得到巴黎和會失敗的文件後，讓同事汪大燮前往蔡元培居所，向他告知這個消息。蔡元培旋即於當晚召集學生代表於家中會議，向他們告知一切。之後，就由學生們自行在校開會討論應對方法。也有人說，北大學生在準備前往天安門時，他在校門口攔了一下兒，說學生們有什麼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學們向政府提出來，但他只是做出姿態，卻並非真正阻攔。而另外的回憶則稱阻攔他們的是教育部派來的官員。多年後，蔡元培自述當時自己的態度，“學生中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會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如此平和，彷彿這就是他始料所及的結果。
5月4日那天晚上，蔡元培在三院大禮堂安慰了學生後，便即刻前往孫寶琦家，希望他能說服段祺瑞釋放學生。但孫氏因為此事鬧得太大，面有難色。於是蔡元培便“呆坐在他的會客室裡，從下午九時左右起一直過了十二時以後不走”。無可奈何的孫寶琦只得勸他先回家休息，“允俟明日前去一試”。在5日下午十四校校長的聯合會議中，在蔡元培的倡議下，各校校長一致表示“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蔡元培親自到警廳表示願意一人抵罪，來釋放被捕學生。
5月6日，在蔡元培和各校校長的努力下，警察總監吳炳湘終於同意釋放被捕學生。第二天清晨，蔡元培和北大各院同學和教職員工一起聚集在文科操場，迎候被捕同學歸來。被釋放的許德珩回憶說，“當我們出獄同學，由同學伴同走進沙灘廣場時，蔡先生是那樣沉毅而慈祥，他含著眼淚強作笑容，勉勵我們，安慰我們”。蔡元培勸勉大家這是高興的事，不要哭，但自己卻已經簌簌淚下。
眼淚可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容易被遺忘的事物，但如果沒有這些真誠灑下的淚水，以及淚水過後的剛強，那歷史的斑斑血汙就永遠無法得到人性的潔淨，只能在層層積壓的血汙中窒息於黑暗之中。
當我們離開蔡元培故居時，已是黃昏時分。金色的夕陽送來的晚風追趕著柳絮，輕盈地飛向人群的深處。儘管你的眼睛無法追尋到它，但它就在那裡，過去存在，現在存在，未來也一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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