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部評分很高的電影《盧旺達飯店》，由英國、南非、加拿大和意大利四國共同拍攝，特瑞·喬治執導，唐·錢德爾主演，還有《這個殺手不太冷》中冷大叔的客串！
這是一部以“戰爭”和“種族屠殺”為題材的電影，你可能會立刻想到《辛德勒名單》《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它們有相似之處，又有所不同。整整兩個小時，看得非常難過和絕望，因為——
第一， 同為盧旺達人卻讓彼此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第二， 一個小小的電臺就能煽動全國的暴徒大屠殺，聲音暴力同樣恐怖。
第三， 人類自詡的現代文明阻止不了泯滅的人性。
影片取材於歷史上真實的盧旺達大屠殺事件，這次大屠殺不是遙遠的納粹集中營，而是二十世紀末的1994年，距今天僅僅24年，短短的一百天內，盧旺達近100萬人“被”自己的同胞“消失”。
大屠殺發生在盧旺達國內的兩個種族：胡圖族與圖西族。
胡圖族和圖西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在中非的小國盧旺達和布隆迪的土著族群，胡圖族人數眾多，佔盧旺達總人口的85%，圖西族佔15%，前者居住在東北高原，從事遊牧業，後者居住在西部平原，從事農耕。最初兩個種族的語言、體格和文化都沒有很大的區別。
圖西族雖然人數少，但他們的經濟地位高於胡圖族，成為國家的上層統治者，他們把牛借給貧窮的胡圖族，作為回報，胡圖族給予圖西族忠誠和政治支持。
這種和平的系統被打破，源於歐洲殖民者的入侵。盧旺達先後經過德國和比利時的殖民統治，影片開頭歐洲的白人記者來到盧旺達飯店，採訪了一位飯店的客人，他問：“胡圖族和圖西族有什麼區別？”
“按照比利時殖民者的說法，圖西族更高，且舉止更為優雅，是比利時人區分的，他們把鼻子較窄的，皮膚較白的人挑出來，他們曾經測量所有人鼻子的寬度，比利時人利用圖西族來統治國家，他們離開後，又把政權交給了胡圖族，當然胡圖族人被鎮壓多年，便對圖西族的政界要人採取了報復行為。”
1959年，胡圖族取代圖西族成為盧旺達掌權者。1962年，盧旺達取得民族獨立，結束比利時的殖民統治。
德國人走了，比利時人也走了，留下了矛盾日深的兩大種族自相殘殺。拿到政權的胡圖族人，開始讓圖西族對自己以往所受的壓迫進行償還，這償還是血的祭奠，是滅絕的清洗。許多圖西族人流亡鄰國烏干達，在那裡建立了盧旺達愛國陣線，與掌握政權的盧旺達對峙。
雖然在兩方在1993年簽署了《阿魯沙協議》，實現了短暫的和平，但沒想到運命轉折得這麼快。
以上就是《盧旺達飯店》的背景，被殖民的歷史，就像一個人的童年，影響著一個人的一生。如果沒有以外表的細微差別來劃分種族的話，如果沒有種族的壓迫和歧視，即使是內戰，是否會溫和一些？
然而，沒有如果。一切都是真實發生和存在的。
影片的開頭，主人公保羅·盧斯薩巴基納還非常樂觀，他作為比利時開在盧旺達最高檔的飯店米勒·科林斯飯店的客房經理，對局勢心存期望，以至於當妻子的哥哥要求帶妻子和孩子離開時，他不以為然，因為雙方的總統正在簽署和平協定的路上，大家會從此和平共處。
直到，他夜裡開車回家發現鄰居都躲藏到自己家裡，才發現戰爭一觸即發：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的清洗。他是胡圖族人，所以是安全的；但他最大的軟肋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是圖西族人，他的孩子也有一半圖西族的血液，還有他妻子的哥哥和嫂嫂極其他們的兩個女兒，他們的生命都面臨著危險。
電臺在這次大屠殺中扮演著重要的幫兇角色，它的殘酷不亞於納粹的毒氣室，它的殺傷力也致命的，它從入侵到人心，侵蝕人的靈魂，擊垮人的意志，讓人們顫抖、恐懼、絕望……
“我要帶給總統一個消息，警惕，被相信圖西族反叛分子，別和他們握手，他們會殺了你，他們對待你會想……”
“親愛的聽眾，每當有人問我為什麼憎恨圖西人，我就會說，看看我們的歷史吧。圖西人是比利時殖民者的走狗，他們偷走了我們胡圖人的土地，還鞭撻我們。現在那些圖西族叛亂者，他們又回來了。他們是蟑螂，是殺人犯。盧旺達是我們胡圖人的土地，我們人口占多數，他們是一小撮叛亂者，入侵者……”
這些是胡圖政府官方電臺的廣播，胡圖族人稱圖西族人為“蟑螂”，當把人以動物來定義時，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人作為智商最高的動物，泯滅人性還不如動物。
而總統罹難的消息也是通過電臺發佈的，1994年4月6日，盧旺達的胡圖族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和鄰國布隆迪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的座機，在首都基加利上空被擊落。
總統遇難直接導致大屠殺爆發。“如果我們不能消滅這種社會‘頑疾’（圖西人），它將消滅我們所有胡圖人”，在廣播的煽動下，失控的胡圖族民兵拿著舊時代的冷兵器，鋤頭、砍刀、木棍與他們的同胞搏命。
導演沒有呈現大屠殺全景式的血腥鏡頭，僅僅從記者小小的攝影機的鏡頭中展示幾秒，但保羅和助手黑暗中從屍體上顛簸壓過，控制不住嘔吐出來，已經足以說明屍體橫陳的屠殺程度。
更絕望的是世界閉上了眼睛，歐洲國家撤離了酒店全部的歐洲人，世界各地的記者們都離開了，連維和部隊也不會守在這裡保護他們。
盧旺達飯店成為盧旺達人唯一的避難所，盧旺達人只能自救。在最後的絕望關頭，保羅讓在酒店的盧旺達人給他們在其他國家的親戚打電話，“我們必須要讓世界感到羞愧而採取應有的行動”。
經過竭盡全力地自救，最後，保羅和盧旺達飯店拯救了1268人的生命。
保羅是非洲版的辛德勒，也是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口中的“我”：為那像雲彩一樣綠色地死去/臉上還張著風帆的父親/我折腰；為被出賣、/在禱告、在擦皮鞋的孩子/我折腰。
保羅不是完人和聖人，在生命的選擇權面前，他也會將自己的家人放在最前面，但他是一個勇敢之人，他擁有不自覺的善良天性，無法捨棄那麼多生命，這就是他偉大的地方。
這場種族滅絕大屠殺長達4個月，盧旺達700多萬人口中將近100萬人的生命被消失，400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200萬人逃亡國外。除了圖西族人在仇殺中死去，也有胡圖族人被濫殺。
影片是記錄歷史中最接地氣的一種方式。在歐洲人用《辛德勒名單》紀念猶太人大屠殺的時候，非洲則用《盧旺達飯店》記錄著驚心動魄的大救援。它的感人在於其高度的真實性，戰爭的殘酷，人性的黑暗與光明。
但影片不能成為記錄歷史的唯一方式。世界上因種族、宗教、民族等問題而上演的暴力衝突從來沒有停歇過，即使人類已經進入了高度文明的二十一世紀。人類該何去何從？
借用巴勒斯坦文學理論家薩義德在《東方主義》的表述——
“在過去的35年，我不遺餘力地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權利與自決，但我始終不曾忘記猶太人民的現狀和他們曾遭受的苦難，包括迫害和大屠殺。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間應該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努力，即和平共處，而不是進一步的壓迫和否定。”
閱讀更多 木石良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