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王竟然是大貿易特許商
宋元以來，來自日本的海盜集團成為了籠罩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上的一團黑雲。如果說加勒比海上的黑帆主要是在海上交火的劫掠，那麼倭寇劫掠行為中船更多隻是運輸工具，殺戮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的。
良心加勒比海盜美劇——《黑帆》
這種倭寇帶來的壓力在明朝時因為與中國海盜汪直、徐海的勾結串通而達到了最大，一時間北虜南倭成為了嘉靖時期中國最大的兩個難題。
注意這裡的倭並不是海盜興起時才產生的詞彙，而是因為日本古名倭，所以這批來自日本的海盜也就成了來自倭國的匪寇。
日本以“倭”的名字出現在中國文獻中，最早是在《漢書·地理志》中：“樂浪海中有倭人，以歲時來獻見雲。”日語中“倭”字與“和”字的發音是相同的，而和風、和服中的“和”字其實就是“倭”字，甚至大和的發音雖然讀作“yamato”，原來也是寫作大倭的。
早在秦漢時期，日本列島上就有定居的部落，《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描寫日本顯然還是一個相對原始自然的部落聯盟：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
多達數百個的倭人部落散落在日本的西南區域，其中得到大陸皇帝承認獲准進行貿易的就有一百多個。我們知道，進出口貿易需要強大的國力提供物流保障，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從本州或者九州出發到樂浪或者帶方（今朝鮮）的長途海上旅行，是一趟極度危險而又回報豐厚的冒險旅程。這其中的風浪危險使得眾多小部落難以為繼，而豐厚的回報又使得總有人願意以身犯險，為此這些倭人部落中的強者逐漸站了出來組織遠航，最終形成了寡頭壟斷。
這些寡頭最終也獲得了中原王朝的官方認可，成為了獨享經濟利益的貿易特許商，相當於外貿商會的會長，維護貿易的正常展開。這其中有獲得東漢賜予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的奴國倭王，也有後來在中國歷史教科書裡比較有名的邪馬臺女倭王卑彌呼。
“漢委奴國王”金印
東北亞地方政權的興起
依靠著朝鮮半島作為中轉，日本和中國的貿易往來愈加頻繁，日本列島經濟上的主從格局也逐漸影響到了政治格局。伴隨著中國進入長達四百年的分裂混戰時代，它周邊的地區在失去了大一統帝國的約束後開始形成獨立的政治實體。
隨著五胡亂華造成的北方動盪，東北亞形成權力真空，鴨綠江上游的高句麗開始向原來的樂浪郡挺進，而原來的帶方郡土地上成立了名為百濟的國家，在這兩國之外，半島東南端的土地則為新羅所有。當然與朝鮮半島上相繼成立的政權同時出現的是統一程度更加高的倭國。
高句麗、百濟和新羅
政治結構雖然發生了變化，但是中原的政治影響力和貿易利益的誘惑仍然存在。百濟因為位於原來東北亞海運中轉站的漢江流域，因而在國際貿易中尤其是日本和中國的貿易中佔據重要地位。
但是正如國家力量在工業革命以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口數量，百濟多山的環境並不利於人口繁衍，很明顯此時東北亞中最強大的國家是背靠內陸腹地的高句麗。面對高句麗咄咄逼人的攻勢，百濟只好尋找外援，中原王朝這時候後院起火顯然不會關照隔壁鄰居的家長裡短，可以依靠的其實也就是一直有貿易往來的利益相關者——倭國，這也是倭軍第一次進入朝鮮半島的嘗試。
唐刀飲血，白村江一戰打的日軍不出國門900年
如果說第一次倭軍第一次進入半島的嘗試是收穫頗豐的，阻止了高句麗的南下。那麼第二次則是徹頭徹尾的失敗。
當來自關隴的軍事集團結束數百年的南北分裂，再度統一中國時，他們又重新將視線挪到了東北亞的土地上，而高句麗在此時就是一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存在，而此時的高句麗正聯手百濟打壓親近唐朝的新羅，為了救助新羅，也為了徹底消滅高句麗，大唐跨海作戰，首要目標就是高句麗的打手百濟。
雖然高句麗是一塊難啃的骨頭，不僅拖死了楊廣的隋朝，甚至他的遠房大侄子李二的親征也只是起到了削弱的作用。但是高句麗的盟友百濟顯然就沒有這個技戰術水平了，公元660年，蘇定方任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大軍十萬人橫渡黃海，直抵熊津江口，大敗百濟。蘇定方乘潮而上，率步、騎兵徹底摧毀百濟殘軍於泗沘城之下。其後，百濟國王扶余義慈在蘇定方的一通亂拳之下，沒扛多久，就投子認負，百濟隨之滅亡。
蘇定方滅百濟是中國古代歷史中少有的跨海作戰，也是唐高宗為了徹底滅亡高句麗而開闢的第二戰場，不明白其中意義和難度的朋友可以回顧下諾曼底登陸後第三帝國兩線作戰疲於奔命的歷史。
由於百濟是倭國自晉朝以來的盟國，也由於倭國的商隊、學生很多都是經由百濟走向大陸。百濟的滅亡無異於倭國被隔絕在了大海之外。為了重新打開這扇大門，讓百濟復國，後來被稱為齊明天皇的女倭王將首都從瀨戶內海遷到了更靠近朝鮮半島的博多整軍備戰，不過沒等戰爭打響這位女王就被死神招呼走了，繼續謀劃戰事的是皇太子中大兄皇子。
這位中大兄皇子就是和中臣鐮足（藤原氏始祖）一起殺了上一代權臣蘇我入鹿的天智天皇。剛剛成功攘內的天智顯然被成功衝昏了頭，而聖德太子以來大量的倭國留學生也並沒有向他全面傳遞唐軍的強大戰力。
公元663年，唐軍和倭軍相遇在白村江口（今韓國西南部的錦江），倭軍艦船千餘艘，而唐軍艦船僅有一百七十餘艘，不過倭軍雖然船多，卻多數為小船，面對唐軍的大船缺乏足夠的攻堅能力。倭軍初戰不利，他們竟然還是毫無自覺，認為只要一鼓作氣就能衝破唐軍的防線。
在錯誤的認知指導下，倭軍各自整隊，爭先恐後的向唐軍發起了第二次衝鋒。唐軍主將劉仁軌此時已經摸清了倭國的戰術意圖，故意把艦隊分成左右兩隊，在陣線中間打開了一個缺口彷彿口袋袋口一般，等到倭軍艦隊進入後，左右隊收緊袋口，形成了對敵人的合圍。面對四面都是弓箭巨船的死地，倭軍雖然垂死掙扎，但還是無濟於事。《新唐書》中這樣描寫唐軍的大勝： “四戰皆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
日本建國
白村江上的血使得中大兄皇子意識到與唐朝存在巨大的差距，為了防止唐軍乘勝進入倭國本土，他首先在九州沿岸修築了數道防禦工事，並將首都遷回了大津。而白村江海戰更為深遠的影響則是促成了日本的建國。
公元668年中大兄皇子在近江的大津即位，而在其後出現了有關日本這個國名最早的記載，《日本書紀》中有記載公元670年9月派遣阿雲連頰垂以日本國使者的身份出使新羅，而在公元669年則有派遣使者出使唐朝的內容，相應的《新唐書》中關於公元670年倭國派遣使者來朝是中國史書中倭國的最後出現記錄，綜合來看，我們有理由認為公元670年左右倭國被當地統治者改稱為日本。
日本建國有強大的外力推動，當時朝鮮半島和唐朝不對付的高句麗、百濟都已經被唐軍踏平，剩下的新羅是親唐的跟班，對日本來說，他的外圍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從鹹海一直延伸到東海的巨無霸大唐帝國，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可以借力的政治實體，而它還不知天高地厚的挑戰了這個遠強於自己的對手。
為了應付全新的世界局勢，日本做了三方面的努力。
從海洋到內陸，日本成為了一個閉關的律令制國家
首先日本的君主加強了內部的統治，這種加強又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其一在政治上天智天皇制定了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近江律令》，規定了冠位和法度，設置了官僚職能，還編制了日本最早的戶籍。正是從《近江律令》開始，隨著《飛鳥淨御原律令》、《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的相繼出現，日本最終成為了一個法制完善的律令制國家。
其二在國家發展方向上，之前的日本積極介入朝鮮半島事務，其聚落都是為了加強和大陸的聯繫而發展起來的沿海城市，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外向型國家。然而唐朝這個不可能戰勝的對手使得日本開始放棄進入朝鮮半島，直到豐臣秀吉開始他的遠征之前，日本軍隊有900多年沒有踏上東亞大陸，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日本的重心開始向東北發展，相對廣闊的關東腹地不但為統一的日本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還孕育出了全新的武士階層，後來的武家政權大部分也是以關東為基礎來進行統治的。
從對手到學生，日本成為了一個勤奮的留學生
其次日本在見識過世界水準之後，馬上低下了頭顱，先後在天智朝派出兩次遣唐使來修補與中國之間的裂痕，而在日本逐漸完成律令制改造的同時，他們的學習藍本其實正是來自於自702年開始大規模派遣的遣唐使的所學。
遣唐使路線
我們知道日本是一個很容易吸收國外先進文化的國家，無論是天智主導的大化革新，還是後來的明治維新，亦或是二戰之後的政治經濟改革，都是在一般人眼中壓力巨大的環境下迎來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即使在足球這種競技體育項目上，自從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將巴西作為學習的對象後，隨著濟科等巨星的言傳身教，青訓和職業聯賽的展開，足球小將的熱播，等等好像有什麼東西亂入了，總之現在稱其為亞洲一線世界二線應該不為過。反觀中國，職業聯賽我們有，中超外援水平應該在亞洲範圍也排的上號，日本學巴西，我們也有前南、德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的各路名帥，進不進世界盃不說，我們甚至能被東南亞隊伍送上五指山，中國足球還有很多需要做啊。吐槽這麼多，其實就是想說日本像無盡的黑洞，會將所有對自己有利的東西盡數吸入，但是時空盡頭仍然有他們不會改變的東西和堅持。
從漢字到日語，日本替自己創造了文字和歷史
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完善的法制，統一的疆土，先進的文化，這些還都不夠，促成民族國家的基礎是國家認同，而這種認同不僅需要國家範圍內各區域不是一個個割裂的個體，更需要有一個共同認可的文化基礎。
天智的弟弟天武天皇組織編寫《日本書紀》正是為了形成這個認同的基礎，《日本書紀》是一部非典型的正史，它沒有像一直以來學習的對象中國一樣將歷史與神話明顯的區分開來。為了將日本作為統一國家的歷史往前推移，它將日本的源頭放到了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即位的時代，並樹立了天照大神這個神話圖騰。通過對神代天皇的描寫，《日本書紀》為新生的日本國建立了歷史追溯依據和形成民族認同的中心。
然而這個時候的日本仍是一個原住民和大陸僑民混居的國度，百濟人講百濟話，新羅人講新羅話，中國北方的講北方方言，中國南方的講吳越方言，不懂南方方言厲害的建議去溫州轉一圈，你就會體會到每個村子都有獨立語系的厲害。
惡魔之語——溫州話
維特根斯坦說“語言的界限就是文化的界限”，在殖民時代一些殖民國家都在佔領另一個國家時紛紛急於將自己的語言強加給另一個國家的人民，那是因為改變一個民族的語言就等於抽掉了一個民族的靈魂。918之後，日本在東三省推廣日語的目的也正是在於這裡。
而對剛剛建立的日本國來說，各地語言的區別就是各個地域之間的隱形裂痕，為了抹除這種潛在的威脅，創造一種通用的語言迫在眉睫。
當時日本列島各族群的書面語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漢語的影響，因此當權者選擇以書面漢字為基礎，以意思對應的倭語進行替換，如果沒有意思對應的，則用讀音相近的倭語詞彙，如果連讀音相近的都沒有，那麼就無中生有，創造聽起來像倭語的新詞，再賦予它全新的含義。收錄和歌的《萬葉集》和記錄歷史的《日本書紀》中都有體現日語從誕生到成熟的細節。隨著日語完成了對漢字的音譯，出現了音譯漢字草書演化而來的平假名以及僅僅使用其中一部分筆畫的片假名，日語也就真正成為了一門獨立的民族語言。
從日本建國看日本的抗壓能力
可見唐朝和高句麗在東北亞的爭霸，不僅使得東北亞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更如同蝴蝶效應一般，對遠在海外的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白村江戰敗後，古代的倭國變成了日本，鬆散的部落聯盟開始向律令制國家轉變，以日語為承載的日本文化開始在島國一邊吸收著大陸的精華，一邊進行著本土化的改造，無論是《日本書紀》，還是《萬葉集》，亦或是《古事記》都是其中代表，而這些經過改造的文化產物反過來又加深了日本的國家認同。
我們也可以看到日本在面臨巨大的外界威脅時其一貫採用的解決思路，一般來說它會在國家內部發起整合，天智對日本律令制的改造，北條時宗面對蒙古威脅時保障御家人的利益，明治維新時號召諸大名廢藩置縣、版籍奉還都是化零為整，集中有限國家力量的嘗試。
同時他也是開放和保守同時存在矛盾體，白村江戰敗後，日本一面開始放棄干涉半島事務，甚至直到足利義滿接受明朝冊封之前放棄了與中國的大部分政治接觸，將交流僅限於經濟文化上，開始了有條件的閉關鎖國，一方面卻又連續派遣比以往規模更大的遣唐使積極學習外國的先進理念制度。相應的明治時期的日本，一方面開始大刀闊斧的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希望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快車道。一方面卻又全面向西方列強中封建殘餘最多的德國模式靠攏，以財閥藩閥為主圍繞天皇形成寡頭統治。日本這種矛盾的國家性格形成，或許我們可以從倭國到日本的歷史變化中稍稍發現一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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