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一百週年
從1919年5月4日到2019年5月4日，正好走過了一百年，這一百年的變化滄海桑田。
一百年前的北京大學生，因不滿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而發起號召愛國的示威遊行，後來演變成呼籲以文化改革來實現富國強民的救亡運動，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五四運動提出了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呼喚，認為民主制度和科學精神才能救中國。這一認知，是中國士人自鴉片戰爭後一系列喪權辱國經歷所總結出來的慘痛教訓，至今仍不失其意義。
五四運動中湧現了許多的人物，最初帶領遊行的學生領袖傅斯年，最為稱道的就是這個“傅胖子”，幾乎一手帶領中研院史語所的建立和提供支持，在他身上體現著濃厚的五四精神，他拆陳獨秀的臺、罷孔祥熙的官、趕宋子文下臺，李敖這麼孤傲的人，對他卻佩服得五體投地，稱他是“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還有羅家倫，這位譭譽交織的人物，也是他第一次在報紙上提出了“五四運動”的名稱。還有許德珩，也是重要的學生領袖人物，最為重要的是建國後也留在國內，做了不少的工作，其女婿還是大名鼎鼎的鄧稼先。
每次很是佩服當年的學生，能夠有如此大的勇氣和決心來做這樣偉大的事情，或許是處在和平年代的我們難以想象的。五四運動留下的五四精神至今仍然閃耀，那麼究竟什麼是五四精神？拋開正統的宣傳，我也在思考，五四對於個人的精神究竟是什麼? 陳平原認為五四知識分子身上的特點是：“那一代人胸懷天下，儘管觀點各異，但他們往往獨立思考，敢於懷疑，善於懷疑，重估一切價值。“五四”是一個大數據庫，每個人進來取的數據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五四”的一部分。它內部的不同聲音在此後一百年中不斷響起，此起彼伏。”所以，我認為五四的個人價值不是在於宏達的歷史敘事價值，而是對於個人來說，你能夠通過五四，學會什麼，得到什麼思考。當代青年人應該具備的就是一種思考的能力，五四無疑教會了這些。
如何看待五四
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意味著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了一百年，不過這一百年是探索與爭議的百年。有首先，所謂“一百週年”的說法，本身就含有導向性與爭議性，讓人倍感糾結。學界早在數十年前即指出，“五四”包含廣義與狹義兩種定位，其中更絕然者甚至認為歷史上有兩個“五四”：一個是1915年至1921年陳獨秀主辦《新青年》雜誌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另一個是1919年5月北京學生上街遊行抗議的愛國群眾運動；前者以文化為屬性，後者以政治為屬性。
將“五四”區分為兩起事件，或是將“五四”視為單一的一場運動，代表著不同的取捨與歷史評價。持前一種立場的標誌人物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自由主義者胡適。胡適晚年時這樣說：“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了一個政治運動。”這是從時間跨度來看待五四。
另一方面，不同的主體來看五四也有不同的角度，特別是在五四之後的長時間之中，有三種主體闡釋方式。其一是孫中山、蔣介石等國民黨政治力量確立的文化保守主義闡釋，強調五四學生運動的愛國主義面向，但對新文化運動持否定態度；其二是毛澤東等共產黨力量，主要凸顯五四的政治運動面向，將其闡釋為“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標誌；第三種則是知識分子群體的啟蒙闡釋，強調“民主”“科學”等現代觀念和思想在中國的塑造，併力圖與政黨政治實踐保持一種文化的張力和距離。這三種不同闡釋主體分別凸顯了五四的不同面向，也說明“五四運動”的歷史闡釋與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實踐緊密相關。
文化角度看五四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對於五四的解釋也至少有三種變化。
一是改革開放之前的時期，關於五四的主流闡釋是建立在階級論基礎上的“新民主主義論”。 一方面，五四運動仍被視為“民主主義”的革命，但它卻塑造了“新”的起點。從政治運動而言，這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參與，而使五四運動具有了“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性；從思想文化而言，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輸入，被視為五四思想的最大成就。由此，五四運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一個超克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歷史階段。
二是改革開放到90年代，這是一個思想從禁錮走向活躍的十年加前一個十年影響下的後一個十年，在這個時期掀起了新的思想啟蒙運動，五四被認為是第一次的思想啟蒙，是向西方學習的啟蒙，而80年代則希望再次啟蒙，向西方學習，以至於造成了近70年思想最活躍的年代反而是80年代。不成熟的思想付出了代價之後走向了更加保守的學院派，這種啟蒙也就煙消雲散，成為一些人的傷痛和記憶。
在這個時期，不得不提及李澤厚的觀點，也是他影響了這個十年。李澤厚發表了著名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現收錄於他的《中國現代思想史》一書之中，提出了他最著名的觀點，五四之後，“救亡壓倒了啟蒙”，面對社會現狀，救亡圖存成為了首要的選擇，啟蒙反而放置於次要的位置，以至於一直沒有實現完全的啟蒙，這也是80年代他們掀起第二次啟蒙運動的重要原因。這篇文章也被視為198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新啟蒙”宣言，包含了關於中國革命、五四歷史與西方現代思想這三者的獨特敘事。
三是進入21世紀後對於五四看法的變化，國力的逐漸強大，傳統的逐漸復興，西化越發失去了市場，思想領域的傳統文化熱，對五四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性挑戰。如果說在全球史視野中，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不是需要否定掉的“病根”，而是塑造今天中國主體性的文明基礎，那麼該如何看待以“反傳統”“反封建”為主要標誌的五四呢？這就需要從文化的角度做出新的解釋。
這就是選擇一種包容性的解釋，把傳統、現代和當代融為一爐，畢竟新的社會現實需要新的思想來進行解釋，這是一種歷史演進的必須。代表性的思想史甘陽的“通三統”，甘陽試圖將“孔夫子的人情傳統”、“毛澤東的平等傳統”和“鄧小平的自由傳統”統一於同一個中國文明體中，以求塑造一個“文明-國家”。但這還遠遠不夠，21世紀的問題20世紀的五四是無法回答的，還需要跨越現當代的問題，正如賀桂梅在“五四與當代中國：三個時期三種闡釋”說法一樣，從今天意義上重返五四，“需要跨越古典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乃至文化與政治的種種對立，重新思考現代中國的發生，進而在一種真正的世界史視野中思考當代中國與全球文明的未來。”
參考文獻：
【1】李澤厚.《現代中國思想史》
【2】賀桂梅. 五四與當代中國：三個時期三種闡釋.聯合早報.2019-5-3.
【3】甘陽. 《通三統》
【4】陳平原："五四精神"在於重估一切價值.新京報.2019-5-4.
寫於2019年5月4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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