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晚報全媒體記者 朱炎皇
100年前的今天，一群學生走上北平街頭，為災難深重的家園疾呼吶喊，在華夏大地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長沙，同樣有一群熱血學子，用練習手術刀的手執筆暢言，針砭時弊。
近日，美國達特茅斯學院醫學數據科學系高級統計分析員李忠澤先生致電本報，他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手稿及檔案部保存的史料中，驚喜地發現“五四運動”時期湖南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救國報社編印的4張《學生救國報》。該報是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被查封之後接辦《新湖南》的前身，編輯為19名學生，他們後來大多成為我國著名的醫學家、醫生和醫學教育家。
在取得耶魯大學雅禮協會引用授權後，李忠澤先生將4張《學生救國報》影印件提供給湖南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羅慧女士。羅慧說，《學生救國報》在國內一直失傳，這是第一次發現實物，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為研究五四運動時期湖南學生愛國活動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減餐辦報，發揚民氣
1919年5月和6月，“五四運動”到了危急和重要的關頭。此時，由湖南育群學會代表湖南省政府與美國耶魯大學雅禮會合辦的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成立僅5年，還要等2年才會有第一批學生畢業。
當時，在校的19名學生商定成立了學生救國報社，開始編印《學生救國報》。它是周雙刊，1919年6月9日編印第一號、6月12日第二號、6月16日第三號、6月19日第四號，社址在“長沙潮宗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報紙的紙張、印刷費由該校師生“減餐擔任，不取報資”。羅慧說：“這份報紙由師生從伙食費裡擠出錢來，自費出版。”
《學生救國報》共出版了四號，每號都登載了啟事，一再對宗旨進行聲明：“以發揚民氣為外交之後盾，聯絡各校聲氣為宗旨，言論不涉政事。”說是不涉政事，實際上，文章篇篇皆政事。羅慧說，當時“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後，以張敬堯為首的湖南省政府嚴密封鎖消息，勒令各報不得登載有關消息和評論，此聲明可視為該報應對當時政府禁令的策略。
第一號《學生救國報》的《發刊詞》由該報主編、第三班學生龍毓瑩撰寫，張孝騫節譯了外媒對中國學生罷課的評論。羅慧注意到，當時輿論對學生罷課而喚起中國人民的覺悟還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為價值不可限量，也提醒學生應警惕由此帶來的學業荒廢。所以，張孝騫加以評論道：“外人雖欲伸公論，然而愛莫能助也。故欲救中國之亡，中國宜自努力。”通過這段話，我們可以理解這位後來被譽為中國現代醫學先驅的學子，畢生勤奮、努力的動力所在。
到民間去，提倡國貨
第二號《學生救國報》有三個欄目，呈現了當時三個學生部的工作及成績，分別是演說部、調查部和交際部。其中，調查部登載了本部的調查報告。他們一是組織調查員走出校門，到兄弟學校去，調查他們參與運動的情況；二是到市場去，逐一瞭解洋貨鋪售賣日貨的情況。調查部一天內組織了4個學生，調查了約10條街50個洋貨鋪，體現了“五四運動”中國知識階層中很多人“到民間去，與普通百姓相結合” 的醒悟。
交際部的工作是為“聯絡各校，解釋西人疑問，提倡國貨”。他們的報告裡出現了後來大名鼎鼎的微生物學家湯飛凡的名字。從該報可知，湯飛凡是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交際部的部長兼書記，他到商務總會與商界交涉，既瞭解他們對運動的態度，也瞭解國貨的儲備情況，並要求懲罰某些私自進口洋貨的商人。
在本號時評一欄裡，李啟盤寫了《國民之墮落性》的文章，他在文中預言：“倘能急起直追，則中國改革猶有一線之曙光乎！”這就不難理解李啟盤會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時期，在學校不得不西遷的重大事件面前臨危受命，協助時任院長張孝騫，為儘可能保存母校的實力而作出的貢獻。
喚起民眾，懲辦國賊
從北京校園裡發起的五四運動，其影響波及至湖南後，湖南的學子也奔走呼號，他們不畏政府的壓力，全體罷課，並創辦報刊、撰寫文章，喚起民眾。這與史料統計當時長沙各校學生會出版的刊物有10餘種、長沙一度成為週刊的世界的結論是吻合的。
第三號《學生救國報》欄目中，有該報編輯部“敬告商界”和“敬告同胞”的呼籲——中國，是每一箇中國人的國，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張孝騫在本號發表的文章譯自《北京導報》中的《國民之爭點》一文。文中說，自從山東問題發生後，雖是學生倡導，實則全國上下，從工商各界到販夫走卒，全部動員起來了，舉國一致的要求就是拒絕簽字，懲辦國賊。但是，解決中國的問題，不是憑大家五分鐘熱度就可以的，這其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比較空泛，各行各業的訴求也各不相同。在這眾說紛紜中，有必要確立一宗旨，以為全國國民之爭點。在這篇文章裡，作者提出防患勝於治患的爭點，即對政府有兩個要求：“一凡事關於財政者，政府須必公佈全國”“二政府不得與外人締結秘約”。
本號出現了一所人們熟悉而現在已不存在的1914年由陳潤霖先生創辦的楚怡工業學校。該報報道，這所湖南最早的私立工業學校組織了隊伍，在長沙的不同地段進行愛國演講。其實，同一時期，在陳潤霖校長的支持下，青年教師毛澤東、何叔衡在楚怡小學也開展了類似的革命活動。
家國情懷，理性愛國
論說是第四號《學生救國報》的重頭欄目，本號發表了三篇論說，撰稿者分別是高鏡朗、龍毓瑩和應元嶽。高鏡朗後來被稱為我國兒科界的一代宗師；龍毓瑩後來成為現代醫學家、中醫醫學史專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了湖南省政府衛生處處長，也就是省衛生廳廳長；應元嶽後來成為內科專家和熱帶病學家，主編了中國第一本內科學以及第一部熱帶病學講義。這樣的學術精英，在他們的學生時代，身處五四反帝愛國的熱潮中，為報紙撰稿時，主題就是愛國、討伐賣國賊、提倡國貨。
他們對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個人對國家的責任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龍毓瑩在《自覺的愛國心》中論述：“何謂我，何謂國，我與國有何等之關係，我與國有何等之責任”，提出愛國，應是自覺的而非情感的，是永久的而非暫時的，是主動的而非被動的。這是理性而不是狂熱的情懷，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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