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評論》1919年5月26日，《五四運動的精神》，署名“毅”，為羅家倫所撰。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從前我們中國的學生，口裡法螺破天，筆下天花亂墜，到了實行的時候，一個個縮頭縮頸。比起俄國朝鮮的學生來，真是慚愧死人啦！惟有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憤死的也有，因賣國賊未盡除而急瘋的也有。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第二，這次運動，是社會制裁的精神……第三，這次運動，是民眾自決的精神……
——毅（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1919年5月26日《每週評論》）
一般青年學生的愛國血誠，遇著國家的大恥辱，自然爆發，純然是爛漫的天真，不顧利害地干將去，這種“無所為而為”的表示是真實的，可敬愛的。許多學生都是不願意犧牲求學的時間的；只因為臨時發生的問題太大了，刺激太強烈了，愛國的感情一時迸發，所以什麼都顧不得了：功課也不顧了，秩序也不顧了，辛苦也不顧了。
——胡適《愛國運動與求學》（1925年）
“五四”當時氣勢雖然蓬勃，但不久內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動殘餘勢力的壓迫，這些人們雖然想做，要做，預備做，卻一直沒有認真幹（當然在某一意義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現在被中共同志們艱苦卓絕地給做成了……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號標語等原都很正確的，至少在那時候是這樣。
——俞平伯《回顧與前瞻》（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
在五四運動時期，我還根本不知道五四運動是受著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受著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們象李大釗同志等人的領導。我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和所受美帝國主義奴化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軟弱的本質，都使五四對我的影響，僅僅限於文學方面--以新的文學形式來代替舊的形式這一點。五四過後，我更是“閉關自守”，從簡單幼稚的回憶中去找我的創作的源泉，我的脫離群眾的生活，使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作了一個空頭的文學家。
——冰心《回憶五四》（1959年《人民文學》第5期）
以啟蒙為目標以批判舊傳統為特色的新文化運動，在適當條件下遇上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時，兩者便極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聲勢。五四運動正是這樣。啟蒙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以專注於文化批判始，仍然復歸到政治鬥爭終。啟蒙的主題、科學民主的主題又一次與救亡、愛國的主題相碰撞、糾纏、同步。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1987年《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就思想而言，五四實在是一個矛盾的時代：表面上它是一個強調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熱血沸騰、情緒激盪的時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啟蒙運動主知主義為楷模，而骨子裡它卻帶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識分子詛咒宗教，反對偶象；另一方面，他們卻極需偶象和信念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飢渴；一方面，他們主張面對現實，“研究問題”，同時他們又急於找到一種主義，可以給他們一個簡單而“一網打盡”的答案，逃避時代問題的複雜性。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1999年4月30日《開放時代》）
重溫那個時代的風氣，周有光反思：“‘五四’運動影響相當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動。“五四”的確是個廣泛的思想活躍的時期。我認為”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個高潮。‘五四’提出的口號‘民主’、‘科學’完全正確，解放後要抨擊‘五四’，這是錯誤的。仔細研究，‘五四’時的文章沒有整個否定傳統，對儒學也沒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證，‘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時提出來的，是後來提出的。”
——李懷宇《百歲老人周有光親歷“五四”》（2009年5月4日《時代週報》）
整理：新京報記者 楊司奇 徐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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