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東北嘎啦
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關係密切，尤其在古代，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其思想價值和審美特質都深深打上了漢文化的烙印。近現代以來，日本全面西化，明治維新改革的成功，促使日本對西方文化進一步推崇，表現在文學上，就是許多西方流派及理論在日本的繁榮。日本文學善於借鑑外來文化，融合性強，但又不失其獨立特質。就古代而言，它與中國文學有許多同質性，其特別之處在於同中存異。就近現代而言，它學習西方，將東西方文化融合，其成功之處反向影響中國文學，為中國的文學改革實踐提供了較多經驗。
日本古代文學一般沿用歷史分期，即大和時代（？—794，又稱"上代"）、平安時代（794—1192，又稱"中古"）、鎌倉·室町時代（1192—1603，又稱"中世"）和江戶時代（1603—1868，又稱"近世"）。日本古代沒有文字，所以日本最早誕生的書面文學是漢文作品。日本文字由漢字和假名兩套符號系統組成，假名一部分借自漢字草書，一部分借自楷書的偏旁。也就是說，日本文學的源頭是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誕生的。
大和、平安兩代屬於日本文學的初創期，貴族是文學創作的主體，風格是由渾厚質樸漸趨細膩哀婉，整體上更多受我國六朝文論的影響，呈現出陰柔、女性的氣質。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文論、詩論，如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文學理論的繁榮推動了文學的獨立化進程，中國文學發展迅猛，作品大量湧現，文學審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由建安時代的"骨氣端詳"向齊梁文風"彩麗竟繁"轉變。日本平安時代的"敕撰三集"：《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其評詩、選詩和選文的批評標準就多來自六朝審美理念，直接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
這一階段最重要的文學作品是《源氏物語》，作者是紫式部，此書描寫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及愛情經歷。它對日本文化的最大貢獻是它孕育了"物哀"概念的雛形，雖然"物哀"的正式提出是在江戶時代本居宣長的物語專論《紫文要領》中。日語中"哀"具有多種含義，這裡泛指由自然、人生百態而發出的哀怨、悲愁、風雅、優美、纖細等富有韻致的情感世界。"物"是感知對象，"哀"是感情的本源。哀慼、悲愁是"物哀"的基本感情色調。本居宣長把"物哀"視為《源氏物語》的最高精神，認為"物哀"是其本質，使這一概念成為日本傳統美學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古代日本是傳統農業國，國土面積狹小，自然災害頻發，人命朝不保夕，自然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善感與悲憫的個性。其國多櫻花，櫻花消逝的特點是"風飄萬點"、"落紅成塵"，一瞬間繁華落盡。這樣觸目驚心的凋零觸發日本人敏感細膩的心靈，生命的短暫與無常使他們由櫻花聯想到人的命運的虛無。在這激烈的情感活動中，"物哀"的含義得以深化和豐富。在他們看來，櫻花最美的時刻不是枝頭綻放，而在其無可挽回地走向飄零，走向毀滅。這就把"物哀"與死亡、與犧牲聯繫起來，形成其獨特的病態審美，這與中國"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大相徑庭。在軍國主義盛行以後，日本政府有意發揮"物哀"中的病態部分進行文化洗腦，其培養的敢死隊多次發動自殺式襲擊，為反法西斯的勝利造成巨大障礙。這是對物哀文化的錯誤利用，也是值得作為歷史教訓加以警惕的
鎌倉至江戶時代，貴族式微，武士階級執柄，沒落貴族、寺院僧侶、新興武士等紛紛登上文壇，加之儒、佛、道對日本影響不斷深化，日本文學風格呈現出多元化色彩。既有符合武士階級審美趣味的剛健雄放之風，又有對禪學趣味的追求。日本文人將武士道精神、佛儒思想和傳統神道等相結合，構築其文學的靈魂，形成了講求"幽玄"之美和"閒寂"之美的特色。
藤原俊成（1114—1204）在論述和歌（和歌是日本的一種詩歌，由古代中國的樂府詩經過不斷日本化發展而來。和歌包括長歌、短歌、片歌、連歌等。）理論時，倡導"幽玄"，指通過內潛、深化和歌的傳統美，尋求一種深邃、靜寂的氛圍和意境，從而產生出一種韻味清幽、餘味綿長的複合性情調之美。這一理念後來被運用於"能樂"創作之中。"能樂"是日本最古老的劇種，尤為武士階級所喜愛，為了滿足武士階級的要求，藤原俊成所倡導的典雅豔麗的"幽玄"之美又被揉進了剛健樸拙的因素。
江戶時代，由連歌脫胎出來的俳句（日本的一種古典短詩，"五-七-五"結構，由十七音組成，以三句十七字音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文學得到極大的發展，其中松尾芭蕉倡導的"閒寂"備受推崇。明、清文壇"格調說"、"神韻說""性靈說"在多方面影響日本詩學理論，但日本詩文所表現的以清寂為主色調的創作實踐比中國詩文更加輕、淡、薄，顯示出日本文學飄渺虛空、不質實的特點。以松尾芭蕉的著名俳句《古池》為例：
閒寂古池旁，青蛙跳進水中央，撲通一聲響。
可知，此詩表達的是一種寂靜、清澈的心境，體現了禪與老莊思想的空、寂、無的境界。"閒寂"是蕉風理論的核心內容。芭蕉主張與人生慾念保持距離，齊物我、超生死，在自然景物的藝術想象中表達象徵與暗示，從而賦予作品輕靈灑脫、恬淡清幽之趣。
"幽玄"和"閒寂"成為日本美學的重要特色，不僅表現在文學作品中，也展現在日本茶道、插畫、服飾、建築等諸多方面，形成日本社會崇尚"性冷淡風"現象背後的文化特質，揭示出這兩種審美情趣已鎔鑄成日本精神中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近現代的日本文學沐浴在歐風美雨中，與中國文學相比，呈現出更多的開放性與創新性。其文學審美開始走向西化，受西方理論影響較深，但又保持其自身的古典性，表現出東洋、西洋交錯縱橫的風格，這種奇特的文化景觀又反向影響中國五四新文學。例如，日本20世紀20年代初出現的"新感覺派"，以橫光利一（1898—1947）和川端康成（1899—1972）為代表。這是一個現代小說流派，他們在創作上重視主觀感覺和主觀感情，對現實生活採取否定態度。川端康成明顯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在技巧上也運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意識流等來結構作品。但川端康成的美學思想依然離不開東方美、日本美，他對東方和日本的傳統的熱烈執著是一以貫之的，其美學的基礎仍不脫傳統的物哀、風雅與幽玄。他的作品《雪國》、《千隻鶴》、《伊豆的舞女》等充滿濃濃的悲觀與虛無主義，這種觀念既與日本傳統相接，又體現了西方現代派的內在精神，因此成為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溝通的橋樑。新感覺派在20世紀被中國引進，這一流派發展成為五四新文學重要的一支，主要作家有、、、葉靈鳳等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重要的足跡。他們的文學理念和文學實踐為中國文學改革增添了一抹亮色。
日本文學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一直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區別於他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儘管不斷與其他優秀文化發生碰撞，卻從未喪失自我，反而以一種為我所用的態度吸收養分，併為自身的獨特性加碼。從歷史的發展看，不管是受中國古代審美而另闢蹊徑發展出來的"物哀文化"，還是受禪學、明清文論影響的"幽玄"、"閒寂"的美學，抑或是在西方文化衝擊之下形成的各種流派，他們始終保持了自我身份認同與鮮明的辨認度，在傳承古典傳統上從未中斷，這是日本文學的成功，也是其從羸弱走向如今擁有世界影響力的根本原因。
一往文學
日本文化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私生子”，而日本文學基本可說是中國文學的“教外別傳”，二者關係可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同源共宗於儒家文化，不是完全異質的徑庭兩途。
所以，日本作家井上靖說，中國文學是日本文學的“奶媽”，他說，脫離中國，無法談日本近代以前文學傳統。的確，幾千年來，她們是如此的卿卿我我若離若即。
（圖：日本京都“落柿舍”——日本文學宗師松尾芭蕉的弟子向井去來的隱所。松尾芭蕉的《嵯峨日記》也在此寫成）
我想，一定有大部分的朋友會和我一樣，當接觸日本文化、日本文學時，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窗草交翠的感覺在心頭，這種相契之感是如此的強烈，是我們閱讀其他國家諸如歐洲文學所難有的。
因此，我們讀松尾芭蕉，總會自不然地想到王維，而看《源氏物語》的陌生感，實際也不會高過清代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帶給我們的障礙大；也因此，過去日本文化界大家們如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兒、諸橋轍次喜歡敘說“鄉愁”，但這個“鄉”卻是中國文化之“鄉”；更因此，歷代日本即便是反中人士、軍國主義者，也往往受過良好的漢學教育，對中國的古典文明抱有絲毫不亞我們的敬意與崇仰之心。
但是，畢竟中日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也自然發展出了一些迥然有異的傳統，她的很多文學形態，和中國文學比較起來，總有一些讓我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中日文學最核心的區別，以我看來，在於：中國文學的作者主體是士大夫，主導情旨傾向是比興寄託；而日本文學的承擔者是貴族與僧侶，導致其傳統意趣是唯美感傷。
（圖：日本京都天龍寺著名的”枯山水”，那種“空寂”、“幽玄”的審美意識由中國禪宗渡海而來，而後全面的反映在日本文化及其文學中）
這一點，我自己的閱讀感覺而論，是中日文學最重要的分野，是差異的核心，讓彼此在此分道揚鑣。
中國曆代文學可以說是士大夫文學，而日本社會階層歷來沒有所謂“士大夫”群體，他們的文學作者基本是由貴族和僧侶分攤的，作者主體的不同，徹底導致文學作品的趣味不一致。
中國文學，因為是仕途上的士大夫主導的，文學對他們來說，不過就是“餘事作詩人”，所以整體的面貌，是講究經世致用，重視比興寄託，有很強的政治功利和社會教導用心。這是中國古代作家永恆的世界觀與文學理念，所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即便寫寫文章，也不會是完全放鬆，也是要想到“經國之大業”的，所有的風花雪月，都是要抒情言志。
而日本，正如大家喜歡調侃的，歷史上對於中華文明亦步亦趨，唯獨太監和科舉制度不傳，尤其是後者直接導致日本社會“士大夫”階層的空缺，即便是西式”知識分子“身份意識也是近代以來才傳入的，整個社會等級森嚴，唯獨貴族和僧侶有條件和能力從事創作。而貴族優渥的處境、僧人出世的追求，都全面致使日本文學漠視功利，注重純文學價值，風花雪月，細膩物哀，充盈著以唯美感傷為要質的文藝氣質。
（圖：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與初戀伊藤初代。與初代意外的謎一般的分離事件，造成川端一生的痛苦，也成為他所有作品的靈感來源。
這一點，從日本有記載的文學歷史，即最初的和歌總集《萬葉集》的短歌，到攝關時代的”物哀”，到鎌倉時代的“幽玄”與“古雅”，到德川時期的“風流”，再到現當代菊池寬、川端康成等作家作品的纖細感傷，都可以看出來。這可以說是日本文學的民族性標籤。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閱讀體會。我對日本文化，多年來有想了解的驅動，但又缺乏全面且深切地把握的能力，所以倘若所說有誤或膚淺，盼請高明指教，先此致謝！
2018，6，13，午間閒敲
劉愚愚
同源只千年以前的事情，日本文學發展過這麼多年，經歷過歐化等發展，跟中文差異已經巨大了，首先語法就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我覺得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長河裡面，這種同源似乎已經可以不用過度地提了。何必從千年前的文化中去認為我們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祖宗呢？以此增加自信感嗎？
但說起文學，日本近現代文學特別就比較鮮明。為什麼會這麼鮮明，個人認為一是迴歸的文學，再加上日本自身特色的語言。
日本文學的特點很多地方都有討論“真”、“哀”、“豔”、“寂”，細緻細膩，纖細、含蓄。
有人說這是因為日本地小物薄。真是無聊的評論！
我覺得日本文學反倒是走向了真實的人性，充滿了慾望、侷限才是人性，面對生而不得，逃不出自己性格的困境。像是在記述一個真實的人所發生的事情，伊豆的舞女為什麼會給人淡淡的憂傷，在那種無盡的接近之後再遠離，他並不給你一個圓滿結局，主人公的視角就說明了他的性格，也是這種性格決定了結局。
面對人性，這個文學不評判，不做道德、人性的判官，所以它真實。
最近再看姜文的《鬼子來了》，會覺得這部作品也真是了不起。人物的性格很真實，而且最大的特點是不評價人物誰好誰壞，而是真實地描述人，真實的體現人性。
尊重人性就是真實地體現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