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繼宣佈暫停執行《中導條約》後，又簽署了組建太空軍的命令。這是繼持續提高美國軍費開支後強化美國軍事戰略優勢的新舉措，體現了特朗普推行的“美國優先”的軍事追求，也是進一步落實特朗普政府強調的準備進行大國競爭的戰略取向，折射了美國長期追求單邊絕對軍事優勢的思維慣性，表明“美國”已經患上了嚴重的軍事霸權依賴症。
1.美國特色的霸權結構。
美國霸權是人類霸權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與歷史上的霸權既有一致之處，又有獨特之處。
支撐美國霸權的有五個支柱：一是金融霸權，即美元作為全球硬通貨及其帶來的全球金融主導權，並以此左右全球經濟走向；二是文化霸權，即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現代流行文化的輸出為載體，在全球講好美國故事，大樹特樹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使征服從心做起，從娃娃抓起；三是科技霸權，美國從全球吸引人才、以過人的教育和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推出新理念、新技術，甚至在基礎性引領性學科上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這是美國讓世人歎服的地方，但要看到，美國的科技創新所取得的收益，因為居於高端、擁有壟斷地位、有其他方面的霸權的支撐，所取得的回報是超額的，有相當一部分是虛高、不合理的；四是規制霸權，就是在全球擴大結盟圈，編織夥伴圈，提出並設立一些有利於美國的雙邊的或多邊的規則、制度，使霸權的收益形成穩定的、制度性安排；五是軍事霸權，這是美國霸權這個大棒被文化、金融等層層貌似棉花糖的外衣包裹下的真面目。如果不聽美國話，敢動美國的奶酪，就圖群匕首現，實施軍事威脅甚至直接大打出手。
總體上看，軍事力量的優勢是美國獲取霸權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的一部建國史、發展史，就是軍事力量不斷成長、不斷對內外實行軍事征服的歷史。美國是白人建國，靠的就是用火力不斷屠殺印第安人，不斷把邊界向西海岸推進。美國的獨立，是在反對英國的殖民鬥爭中實現的。美國建國後，又在美墨戰爭、美西戰爭中拓展了領土，建立了區域霸權。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發了戰爭財，並最終一躍上升為西方的霸主。冷戰期間，美國挑起與蘇聯的軍備競賽、向一些國家輸出裝備，形成了龐大的軍工複合體，最終奪取了全球霸權。一路走來，軍事力量成為美國奪取霸權的重要力量，發揮了獨特作用。
2.美國軍事霸權的幾種收益。
霸權好不好，要看安全上的主導權、心理上的優越感、政治上的朋友圈等方面的收益，但歸根結底來說，從長遠和總體上看，還是要看它的經濟收益。總體來看，美國的軍事霸權，在經濟上的收益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溢出收益。軍事高科技，有些是軍事專用的，有些是軍民通過的，有些則經過轉化可變為民用。對軍民通用技術的研發，可以直接起到拉動軍民兼用型科技的發展。冷戰期間，美俄兩國爭霸，美國投入大量資金髮展衛星，為推動美國太空經濟發展、促進國民經濟轉入信息化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有些技術經過處理後，就轉化為民用技術，衍生出相關的戰略性產業。比如，二戰後，美國發展起來的民用核技術特別是核能技術，就是核武器研發的衍生品。隨著社會的進步，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科技大都具有軍民通用特徵，一旦取得重大突破，既能收穫安全效益，也能增加經濟收益。除了軍事研發外，在經濟下行情況下，其他用途的軍費開支對消費也有一定的拉動作用。
二是出賣軍火。美國憑藉強大的武器裝備研發製造能力，成為全球最主要的軍火商。據有關統計，1981年到2018年間，全球59%的嚴重衝突國家都買過美國的軍火。而從1992年起，美國已經在全球軍火銷售冠軍的“寶座”上呆了20多年。特朗普上臺後，積極當起美國軍火推銷員，出臺新的政策以大幅放寬常規武器出口的規定，簡化武器出口手續，甚至為了1100億美元軍火定單不顧沙特記者遇害後的內外壓力繼續維持和沙特的關係。2018年時，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報告顯示，美國的軍火銷售收入高達2278億美元，佔全球軍火貿易總額的比重為57%。
主要裝備國際轉移趨勢（1978-2017）
三是武力壓榨。由於擁有軍事霸權，美國在亞歐大陸操弄歐洲與蘇聯（俄羅斯）的矛盾、中國與日本等國的矛盾，並在非洲、中美洲操控軍事矛盾。通過這樣一種操作，生成、強化、固化一些敵對關係，和盟友一起運用軍事手段來敲打它的敵人，迫使其在軍事、政治上作出讓步，有時是直接迫使其對手割讓經濟利益。同時，它還通過操控這些矛盾來駕馭盟友，不斷向其小弟收取“保護費”。這不，最近，特朗普就提高了韓國、日本、歐洲一些盟友的保護費。
四是戰爭紅利。美國是個以商業立國的國家，骨子裡透著商人的精明與算計，基本上是不打不划算的仗。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是在別人打得精疲力盡的情況下才出手，一下子成為決定性因素，斬獲大量戰爭紅利。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連一些美國人都公開說是為了控制中東的石油。美國人擁有金融霸權後，收穫戰爭紅利的途徑增加了，善於把戰爭工具與金融收割結合起來，以此來操縱金額資本從全球吸血。為減輕戰爭支出，美國還常常拉上盟友一起幹，並讓盟友為其分擔戰爭費用。
3.美國強化軍事霸權的做法。
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後，國際形勢加快調整，出現了大變局，其中的突出表現，是以新興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群體性崛起，西方的力量優勢相對削弱。在軍事上，集中表現為隨著中、俄新一輪軍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美國長期擁有的絕對軍事優勢加速流失，在某些領域出現了相對均勢，有的方面甚至被中、俄反超。面對這種情況，美國開始調整軍事戰略，為聚焦軍事力量發展、鞏固單邊軍事優勢、搶佔未來軍事競爭主導權抓緊準備。
一是調整戰略目標，聚焦與中、俄進行戰略競爭。冷戰結束後，美國推動北約東擴，壓縮俄羅斯戰略空間，引發了美俄間的戰略矛盾。21世紀初，看到中國快速崛起，美國一度把中國列為其戰略對手，但9.11恐襲發生後，美國把反恐作為戰略重點，先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的快速發展形成對比，讓一些美國人深感憂慮。在此背景下，美國出臺了“返重亞太”戰略。特朗普政府上臺後，正式把中、俄作為其戰略對手，轉向注重與中、俄進行所謂的大國競爭，出臺了印太戰略，組建了印太司令部，派戰略轟炸機、戰略核潛艇、航母、驅逐艦等到南海、臺海、日本及西太地區展示戰略存在，進行戰略施壓，加快組建新的軍事同盟、軍事夥伴網絡。
美國新版國家安全報告把中俄作為戰略對手
二是加大軍費投入，為再造新型軍事力量體系輸血。冷戰期間，美蘇爭霸，美國保持了頗高的軍費開支。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享受到冷戰勝利的紅利，一度壓縮軍費，增加民生投資，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後，美國軍費開始猛增。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財力收縮，被迫壓縮了軍費開支，在2010年時出現軍費下降的現象。特朗普政府上臺後，軍費上漲，2019年計劃撥款竟高達7160億美元。
1988-2017年全球軍費開支走勢
三是收縮海外軍事部署、軍事行動的開支，把更多的資源分流到對新技術、新裝備的開發上。2015年時，據美國國會報告顯示，阿富汗戰爭已花掉了6856億美元，伊拉克戰爭則支出了8146億美元，兩場戰爭共燒掉1.5萬億美元，如果加上隱性開支、間接消耗，這個數字會大得多。為了減少損耗，特朗普上臺後，推動美軍從海外進行收縮，要求美軍退出一些衝突，同時，撥出更多的軍費用來採購裝備、推進研發。比如，2019年，美國軍費預算7000多億美元，其中用於裝備升級或訂購新裝備的費用達到2300多億美元，軍費中用於戰鬥力提升的份額已經達到1/3；用於海外行動和戰爭準備的資金690億美元，不到總額的1/10。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軍費中用於戰爭等行動方面的開支得到了控制，而用於裝備升級或購買新裝備的開支約為軍事行動方面開支的3倍多。還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用於軍事研發的經費有所變化，比如，有23億美元用於研製B-21這種下一代遠程打擊戰略轟炸機，37億美元用於研製哥倫比亞級戰略核潛艇。
特朗普宣佈從敘利亞撤軍，儘管幾經波折，但劇情很難逆轉
四是推進第三次抵銷戰略，努力奪取未來的戰略優勢。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後，隨著新興國家的崛起，美國的戰略優勢受到壓縮。為鞏固戰略優勢、形成新的優勢，美國及時調整了軍事發展戰略。2014年8月，美國國防部常務副部長羅伯特·沃克在美國國防大學演講時，第一次提出了關於“第三次抵銷”戰略的有關思想，後來這一想法上升為美國的國家安排。為實施這一戰略，美國加大了對作戰概念和關鍵技術的開發。近日，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帕特里克·沙納強調要抓好高超音速技術、定向能、太空、網絡空間、量子科學和自主化技術的開發。在特朗普的推動下，美國還退出《中導條約》，著手組建太空軍。這些努力，就是為了構建戰略與常規威懾一體化的新型威懾體系，以確保美國在變化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享有全面戰略優勢。
美國軍艦發射導彈
可以預見，在美國總體實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特別是伴隨著真正在戰略上獨立於美國的中國實現科技、經濟、金融、文化崛起並在全球具有越來越強吸粉能力的情況下，要實現美國優先，美國會更加註重軍事霸權，加快發展和優化軍事力量，從而給全球安全、穩定、和平帶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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