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包含著寬廣的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的集中體現，是馬克思關於“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觀點的邏輯必然和歷史必然，透射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破解如何創造人類美好未來難題的使命初心和中國智慧。
“世界歷史”，是馬克思畢生關注的一個範疇。世界歷史理論，在其唯物史觀中佔有重要地位。其核心觀點描述了自16世紀開始，社會由封閉片面性的、分散獨立性的存在，漸次轉變為整體聯繫性、一體化的存在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從馬克思提出的世界歷史視野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歷史發展大勢、人類共同願望出發，有著厚實的歷史根基，對於破解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創造美好未來，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由地域性存在轉向世界歷史性存在
近代以來，由於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交往的普遍化，各民族和國家一體化的發展逐漸形成，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馬克思、恩格斯用“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來概括人類社會這種從封閉片面性的、分散獨立性的存在，漸次轉變為整體聯繫性、一體化的存在的歷史。儘管黑格爾在馬克思之前已經突破了民族地域性限制展現出宏大的全球性眼光，觸及到了世界各民族發展的一體性，代表著當時德國哲學在世界歷史認識方面的高峰。但黑格爾卻把世界歷史的基礎和本質歸為絕對理念和世界精神，馬克思的睿智之處在於，他並沒有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人之外的抽象存在，而認為世界歷史的秘密藏在活生生的人的現實活動中。他從現實的地理大發現研究世界歷史的形成，從世界市場的具體開拓入手分析其現實基礎。同時，馬克思還專門分析了分工如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擴大。通過對分工的分析，進而說明生產力發展引起交往普遍發展，促進世界歷史形成。隨著世界歷史的形成，交往具有世界性，各民族封閉的區域性交往發展為廣泛的民族之間的世界性交往。從交往角度看，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後，人類社會發生了存在論意義上的巨大變化，人類的活動開始由地區性走向世界性。一種跨地區、跨區域、開放的相互影響的生產生活狀態，使物質生產、社會發展及人的發展發生了劃時代變化，具有世界歷史性。總之，馬克思敏銳而又深刻地認識到資產階級在近代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並肯定了資產階級對世界歷史形成的作用。世界歷史形成之後，“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各國以往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已被消滅。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專門列舉英國發明的機器及砂糖和咖啡的例子來說明世界歷史性的特定含義。他們認為，英國發明的一種機器，如果它對遠在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和那些國家產生重大影響，比如奪走他們的飯碗，他們國家也因此改變整個生存形式，那麼這個看似普通的機器便成為典型的世界歷史性的事實，普通的發明不再是自在自為的對象，而是納入世界性普遍聯繫關係之網的社會存在。
當今世界，更能讓我們深刻感知世界歷史的經驗性存在，整個世界早已成了“地球村”。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繫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資本、技術、信息、人力等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實現了跨國、跨洲、跨洋的大流動、大交換、大往來。國家之間、國際組織之間、公司之間，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一國經濟目標和發展要求能否實現，與別國的市場波動有重大關聯；一國政權是否穩固，與別國的安全與利益有千絲萬縷聯繫；一國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對別國的思想變化和文化追求有不可忽視的衝擊和影響。而且一體化的世界就在那兒，誰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會拒絕他。更有一些全球化理論專家，把全球化看作是一種文明或文化的過程，看作是封閉社會的終結。這種世界主義的目標是將全世界內化為一種國家，世界成為不同個體間友好的聯合。如今，一種瞬間千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傳導機制，使“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人類社會的交往交融在各個層面各個領域，以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和力度展開。文化衝突依然存在，而且在許多方面難以融合，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文化共識也在形成。價值鴻溝不可否認，而且在很多問題上根深蒂固，但共同規則、共同認知、共同價值也在凸顯。人類社會的存在愈加成為利益攸關的命運共同體，同舟共濟、合作共贏成為時代要求。人類還停留於各民族的地域性存在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確是理想的目標，只能是一種理論上的構想並難免具有抽象性。但人類進入世界歷史時代，全球化凸顯出命運共同體的情勢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獲得了歷史提供的經驗基礎，也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必定獲得具體的豐富的展開。
在統一性與多樣性中交融互動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類歷史發展在原始時期就萌芽了多樣性的種子。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孤立地散落在世界的不同地域，總體發展水平保持大致平衡卻不同步，具體發展形態表現多樣。但是這種“多樣”，囿於落後的生產力，受限於封閉孤立的狀態，擺脫不了發展的片面性和民族侷限性。馬克思認為，在前世界歷史時代，發展的自然形態之所以占主導地位，其主要原因是環境的封閉孤立、各民族交往稀少。他們彼此之間相對獨立，互不影響，社會發展完全依賴內部因素，來自民族之外的外族的第二級、第三級的東西很少對該民族內部發展進步等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民族內部的生產發展也好、交往形式也罷，比較難以接觸到派生的，或者是從遙遠的民族發展之外不遠萬里轉移來的生產關係。隨著世界歷史的深刻變化，分工進一步發展，交往不斷擴大，社會發展樣態也發生相應變化，不再僅僅侷限在原生的樣態。馬克思專門提出一種“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係”來說明交往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特別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普遍性交往的建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時間空間場域發生了變化。以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主要在一國或一個民族內部展開，主要表現為民族性。世界歷史形成後，社會發展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一系列矛盾運動衝破地域、民族界限，呈現出民族性和世界性共存。民族性與世界性互為條件、相互作用，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與社會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之間保持著一定張力。人類發展奏出共性與個性、一元與多線、決定性與選擇性、統一性與多樣性的交響曲。
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進一步掀開了民族特殊性與世界普遍性交融互動的篇章。落後與先進並存，文明與野蠻同在，不同的歷時性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水平成為共時性的存在。各個民族國家可以通過彼此間交流互鑑，多方面地從別的國家、民族吸取科學技術、制度機制、文化素養等方面的成果。不管發達國家還是落後國家，不管歐洲民族還是亞洲民族，其自身存在的片面性和侷限性在世界交往的大網中，在相互交流、比較、借鑑中被充分揭示出來，其片面性可以發展為全面性的力量。較為落後的民族可以利用人類文明發展的最新成果，在世界性交往中實現跳躍式發展。在開放境遇中，不同民族、國家的發展既要對接以往歷史傳承下來的有生命力的部分，也要向先進的生產力和社會文明保持開放。各個國家和民族可以通過世界性交往不斷調整，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開掘出不同的發展樣式。民族發展的多樣性在世界歷史條件下得到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的彰顯。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指出的，“非西方社會遠不只是西方創造的歷史客體，而是日益成為它們自己的歷史和西方的歷史的推動者和塑造者”，國際體系超越了西方，越來越成為多文明的大一統。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不分強弱、不分大小，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國家和地區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鑑的前提。只有尊重差異，才能平等交流、互鑑互助。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基於世界多元化、文明多樣性的基礎，基於人類發展共性與個性、統一與多樣的辯證互動。
由中心國掌控轉向平等參與決策
資產階級開創世界歷史以後，憑藉資本特有的力量，在全世界不斷開拓自己的勢力範圍。隨著世界市場範圍的不斷拓展，日益強大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構建了以其為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馬克思肯定資產階級及其國家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和主導性理論，但馬克思也認為非西方國家比如東方社會是現代世界體系中重要的一極。資產階級打造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的同時，也不斷將非西方社會納入世界歷史體系的邏輯，而且資本主義開創的世界體系還形成了“中心—衛星”結構。馬克思曾指出，資產階級造成了東方意義上的、未開化和半開化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對西方意義上的、文明工業國的從屬和依附。恩格斯把當時處於工業中心地位的英國比作太陽，其他生產穀物和棉花的民族、地區日益增多，成為圍著太陽運轉的衛星。在這樣的世界體系中，諸多非西方國家被西方資產階級殖民化、半殖民化，逐漸成為衛星國。落後的非西方國家身處資產階級開闢的世界歷史，都難以抗拒世界歷史的洪流，都繞不過資本這種社會化大市場關係，並受到其規模經營組織方式的影響。非西方國家是不是完全不能擺脫被殖民的、依附的、落後狀態呢？答案是否定的。馬克思生前並沒有經驗到東方社會民族或國家在革命中取得政治上的獨立，但他預見到了東方社會在世界歷史中的發展走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顯然佔據主導地位，西方深度影響著東方的發展，但東方對西方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世界歷史進程是東西方互相影響的進程，東方社會也可以在世界性的交往和競爭中佔據主動。人類歷史上並不存在一個絕對的資本主義時代。世界歷史的運動場並不只有西方資本主義民族和國家一種主角，東方社會等非西方國家也是這一運動場上不可或缺的角色。馬克思晚年對俄國東方公社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分析給我們啟示，落後國家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形成自己的發展優勢是可能的。
當今世界，人們對和平、發展、進步、和諧的追求往往同戰爭、貧窮、落後、對抗交織在一起。巨大貧富差距，不僅在國家內部普遍存在，而且在國際社會明顯存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富國與窮國，北半球與南半球，同一個人類世界，卻是不同的生存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國際間交往加深，圍繞著資源、市場、規則、權利的利益競爭也日益加劇。廣大發展中國家不斷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主動融入世界歷史進程，參與世界市場競爭。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些新興國家逐漸發展起來，並在世界歷史的舞臺展現出不容忽視的實力。他們融入世界歷史，逐漸成為世界體系的主體性力量，在國際舞臺發揮作用。在他們的影響下，不同國家、地區人們共同的自覺意識能夠被喚醒，世界各國整體自為能力也可以被激發，在關係未來發展生存還是毀滅的重大選擇面前，世界能夠作出理性抉擇、展現集體智慧。特別是目前，現代民族國家作為地域性構造的共同體仍是人類社會一種“強”共同體的條件下，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決不是超越國家命運共同體發展階段的脫離實際的烏托邦，而是既要講民族利益、國家利益，又要關照其他民族和國家多方面利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建立在當前歷史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及社會分工合作基礎之上，包含著處理內部和外部不同組織之間矛盾衝突的一系列規則、體制和機制。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以現代的國家命運共同體為前提和基礎，是立足現實、符合現實的組織狀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家之間的相處之道是國家內部不同群體相處的“升級版”和高階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作為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機構，在減少局部戰爭和避免世界大戰、根除殖民主義、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促進國際立法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聯合國及其下屬組織搭建的平臺上，不同國家和地區平等參與決策，共同完善全球治理。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並不是無主體無組織的自發行為，仍然需要一定的組織機構協調保障，有序推進。要充分發揮聯合國及其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推動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增進理解、加強合作。
作者簡介：常培育，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教員；盧偉，陸軍工程大學通信士官學校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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