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何處無小偷？而且是一城一偷法，法法不相同。以前我們只知道上海小偷的那些鬼蜮伎倆，近30年，陸陸續續來了千萬上海過客，才知道小偷也有地域文化。
河南小偷，大多出於農耕世家，本為忠厚老實之輩，為生活迫，走了捷徑。他們大多喜夜晚出動，襲擊公共基礎設施中帶金屬的大傢伙。得手後，變賣於廢品收購站。箇中忠厚些的只限於陰溝蓋等，膽大妄為者，直接剪電線、鋸鐵窗也有。
安徽小偷比河南小偷謹慎些，手段迂迴些。他們大多以電動車等為襲擊目標，得手後銷贓。中部地區的小偷大多如此，智力加膽力的活，就不一一列舉。
東北的小偷很多已不僅僅是偷了，還帶有一些搶的成分,搶竊一詞對其非常貼切。
新疆的小偷，三五成群，都是有組織的。年齡在十五六歲，長得挺精神的。作案時還有分工協作。以行進中的姑娘皮包和手機為目標，常常在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之處行竊，其利用的就是上海人不愛管閒事的特點。得手後利用奔跑速度迅速撤退。如果被發現了，好一點的停止下手，孬一點的繼續強行下手,所以他們大多是慣竊。
上海的小偷謂海派小偷，得道於上海獨特的地域文化，他們也懂官方宣揚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上海的小偷也就有了“雅偷”的美名。何為“雅偷”，一是出行時必然衣冠楚楚，山青水落，儼然一副辦公室白領模樣；二是他們一般不喜歡強行撬門溜鎖行竊，更喜愛在擁擠的狹小空間的公交車上行竊，或者在車水馬龍的街上，渾水摸魚。三是他們技術上融合貫通了各地的絕技，手段上更加隱蔽。
上圖：拍攝於1936年，有軌電車上擠滿了上班的白領，個個西裝革履，其中難免不混雜了西裝革履的小偷。
聽父輩們說，那時候的上海小偷也是常常西裝革履，但是他們只有這麼一套“行頭”，晚上睡覺的時候一定要把西裝褲疊齊整，壓在枕頭下，早晨穿的時候才是褲縫筆挺，這種人被稱作“洋裝癟三”。
上圖：擁擠的公交車是上海小偷最如魚得水的工作平臺。
昔日，小偷最喜於公交車上下手。而且作案頻率高。坐車時能常聽到有人大叫：“皮夾子沒了。”得到皮夾子後，上海小偷將現金取走，皮夾子扔在車上，算是沒有趕盡殺絕吧。遇到好心者，人家根據皮夾子裡的公交月票找到失主，算是把損失降到最低。
上圖：1980年代後期拍攝的上海外灘。（那些“革命口號”從屋頂上消失了）這幾個近距離出現在鏡頭裡的，基本斷定是外地來滬遊客。他們一般喜戴軍帽，到哪都點支菸抽著，任何事情都能引起其好奇感。於是上海的小偷便專門尋找這些人下手，因為他們口袋裡有鄰居託買上海貨的錢款。小編就在照片上的第五幢樓裡上班，經常遇到被竊者在路邊痛哭。是啊，這回家如何向鄰居交待呢！
上海小偷多，這是小編到北京工作後的體會。
我在北京十多年，竟然沒有一次被偷。有幾次，我想測試下北京的“偷情”，在身上的顯眼處放置幾張紅票子，於熙熙攘攘的鬧市區招搖過市，竟安然無恙！但是上海就不同了，它一直具有光榮的小偷傳統。現在，由於全國人口流動頻繁，上海人把偷竊的罪名全安在新疆小偷身上，不明就裡的人以為然。其實，戶口管理最緊之日，也是小偷十分猖獗之時。
上海的小偷多到什麼程度？我們還是聽聽小平同志的親身經歷。晚年的鄧小平幾次到上海都認認真真地說“上海的小偷真厲害啊！”。原來1949年他和陳毅在上海參加一項慶祝活動，從辦公地點到會場很近，街道不寬，又有警衛保護，但幾分鐘內，別在鄧小平胸前的一支派克鋼筆，就被偷走了。難怪他至晚年對此事還耿耿於懷。瞧見了吧，滬上的樑上君子偷膽不小啊，連新政府的方面大員也敢偷。而且偷技也不是吃素的，連鄧小平這樣精明之人，又有警衛貼身保護，也察覺不到。這充分說明，論偷文化，外地人的防範心理根本不能和上海人比，因為這裡是一片偷竊的熱土。
上圖：20世紀80年代，延安東路外灘擁擠不堪的211路終點站
因為是戰鬥在“對敵鬥爭第一線”，上海人也練就了一副鋼筋鐵骨。如果哪個人的皮夾子在車上被盜，上海人會大叫：“我皮夾子被偷了，到站後，門不能開”。然後公交車司機心有靈犀一點通，會立刻把車開到最近的派出所。下車者讓警察一一檢查。小編屬於上海人中的人精，也在55路上被偷了皮夾子。我的方法棋高一著。當時記得我在車上大叫：“我皮夾子被偷了，門不能開。其實我的皮夾子裡只有月票，你拿了也沒用，抓了還要關提籃橋監獄呢。”在強大的政治思想攻勢下，突然有一位乘客說，皮夾子在地上。顯然，小偷“拎得清”，大家皆大歡喜。
外地有心者繪就了一副上海小偷地圖。從地圖上看，上海火車站方圓一公里都是高危中的高危地區。外灘與南京路有成群結隊的小偷，尤其是福州路上的早晚高峰。地鐵一、二、八號線同理，早晚高峰時段極容易被偷。手一定要捂好自己的包包。總之，外地遊客多的地方都是小偷如魚得水之處。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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