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節4月21日當天上午，斯里蘭卡的教堂及高檔酒店發生多起爆炸。《衛報》報道，斯里蘭卡爆炸案目前已導致253人死亡，被認為是後9·11時代最慘烈的一次恐怖襲擊。爆炸發生後，斯里蘭卡從4月23日起至今進入全國緊急狀態。
一個多月以前，3月15日，澳大利亞極端白人種族主義者在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的兩座清真寺發動襲擊，導致50名穆斯林喪生，這也成為新西蘭史上最慘烈的槍擊案。
斯里蘭卡與新西蘭，這兩個國家看似遙遠，但不少專家卻將兩起恐怖襲擊聯繫起來，認為斯里蘭卡的爆炸案是極端組織對新西蘭發生的針對穆斯林恐怖襲擊的報復。斯里蘭卡防長也稱，襲擊是對新西蘭清真寺槍擊事件的報復行動。全球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矛盾正急劇升級，不少外媒發佈報道分析，斯里蘭卡的襲擊的規模、專業性和複雜性都說明恐怖襲擊進入了3.0時代，且通過社交網絡等互聯網途徑，恐怖主義正向傳統上治安良好的邊緣國家滲透。
斯里蘭卡內貢波聖塞巴斯蒂安教堂附近一公墓，人們集體埋葬遇難者，圖片來自《衛報》
這起恐怖襲擊打破了斯里蘭卡內戰結束後短暫的平靜，許多人擔憂斯里蘭卡的宗派矛盾恐捲土重來。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自殺式襲擊者竟大多來自中高收入階層的家庭，並有著良好的教育，為何這些高學歷的“富二代”會成為恐怖分子？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這個平時你可能並不太瞭解的國家，以及它內部種種複雜的矛盾與意識形態衝突。在這個時代，這些衝突與矛盾，實際上與我們每個人都相關。面對恐怖主義的不斷裂變與“升級”，反恐正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要真正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們需要持續的關注與討論。
撰文 | 徐悅東
爆炸最早發生在4月21日復活節當天上午，斯里蘭卡的3座教堂和4家高檔酒店以及一所住宅內發生了8起爆炸。爆炸發生後，斯里蘭卡加強了安保措施並實施宵禁，該國從4月23日起進入全國緊急狀態。斯里蘭卡警方開始抓捕涉嫌參與爆炸案的嫌疑人。4月26日，斯里蘭卡軍方突襲極端組織的窩點，其間又發生三起爆炸，造成了包括6名兒童在內的15人死亡，軍方與爆炸嫌疑犯發生了交火。
目前還有許多嫌疑人正在接受斯里蘭卡警方調查，已有包括NTJ（NationalThowheed Jamath）在內的兩個斯里蘭卡國內伊斯蘭組織宣佈對此負責。而ISIS在4月23日也宣稱對近期在斯里蘭卡的一系列爆炸案負責。斯里蘭卡的國防部長維傑·瓦德內稱，此次復活節襲擊是對新西蘭清真寺襲擊事件的報復，然而，他並沒為這種說法提供什麼證據。
斯里蘭卡內閣大臣和政府發言人拉吉塔·塞納拉特內說，目前調查人員正在調查NTJ是否取得了“國際支持”，他們認為NTJ是此次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NTJ是斯里蘭卡一個新成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主張軍事化以及極端伊斯蘭主義。然而，該組織以前以反佛教、破壞佛像而為人所知，與其他恐怖組織並無關聯。塞納拉特內也表示，這樣一個“小組織”不可能有能力實施這種需要高度分工協調的自殺式襲擊，因此NTJ可能接受了外部援助。
打破寧靜
盤根錯節的宗派矛盾升級
大體上來說，斯里蘭卡有兩個主要的民族。主體民族是主要信仰佛教的僧伽羅人，佔總人口的73%，另一個主要民族是比較晚從印度次大陸過來的泰米爾人。泰米爾人的宗教信仰比較複雜，他們有信仰印度教的，也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因近代西方殖民的關係，斯里蘭卡還有占人口7.3%的基督徒。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盤根錯節，極為複雜，這是斯里蘭卡獨立後亂局的背景。
泰米爾人在1972年成立了“猛虎組織”，想走獨立建國的道路，並於1983年引發了斯里蘭卡內戰。直到2009年，“猛虎組織”承認戰爭失敗，才結束了與政府軍的戰鬥，斯里蘭卡的民族紛爭才告一段落，過上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
但是近年來，斯里蘭卡的宗教衝突慢慢浮出水面。早在斯里蘭卡內戰尚未結束時，泰米爾“猛虎組織”在1990年10月就曾對穆斯林發動了種族清洗，企圖對穆斯林趕盡殺絕。在內戰結束後，佛教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也在不斷地升級。2018年3月，佛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攻擊廟宇，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其中，NTJ就在那時以破壞佛像而出名。而今年這起復活節爆炸案，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又浮出水面，這引發了人們對斯里蘭卡宗派暴力捲土重來的深深擔憂。
復活節爆炸案直接破壞了當地人與穆斯林社區的關係，使得當地社區的緊張局勢加劇。據《衛報》報道，有至少700名穆斯林難民在這次爆炸案之後，離開了他們在尼貢博的家，找地方到處躲藏。此外，大約有500名艾哈邁迪教派的穆斯林難民遭到當地人的抗議。在他們的社區外，貼著“我們不需要巴基斯坦難民”的英文以及僧伽羅語標語。當地的一名省議員也抗議道，“我們不需要他們。”
在穆斯林難民社區貼上的抗議標語，圖片來自《衛報》
在埃克塞特大學研究地區衝突的穆斯林學者Farah Mihlar在《衛報》寫了一篇名為《斯里蘭卡循環往復的動盪的線索》的文章，分析了當下斯里蘭卡的局勢。Farah Mihlar認為，在斯里蘭卡內戰結束後，穆斯林成為了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共同的“新敵人”。泰米爾人視穆斯林為自治的障礙，僧伽羅的佛教極端主義組織則在不斷攻擊穆斯林和基督教徒。
據Farah Mihlar的調查研究顯示，斯里蘭卡人對穆斯林的不信任程度日益加深。斯里蘭卡人往往以種族歧視的方式，來表達對穆斯林佔據經濟主導地位和高出生率的擔憂。雖然有些穆斯林團體及其宗教領袖對這些攻擊做出解釋，並願意伸出橄欖枝和解，但是穆斯林的極端主義行為仍舊存在。
此外，斯里蘭卡的安全機構並沒有能力及時採取行動防止極端組織所策劃的恐怖襲擊的發生。據《外交學人》報道，在復活節爆炸案發生前十天，斯里蘭卡的安保部門就接到了恐怖襲擊的警告，但是他們並沒有採取後續行動去預防，這也表明了斯里蘭卡政府並沒有能力提早遏制極端組織的發展和行動。
但是，斯里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表示，他和本屆內閣的全體官員都沒有收到關於恐襲警告的相關消息。而總統西里塞納則負責接管著安保情報。《外交學人》分析道，這暗指總理和總統之間存在著權力衝突。隨著大選臨近，二者間的權力之爭也會越發激烈。而這些事件都會成為博取選票的砝碼。
Farah Mihlar認為，當斯里蘭卡內戰結束時，許多人權工作者便認為，倘若無法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且對戰爭時期的暴行進行清算和負責，斯里蘭卡就不可能擁有真正的和平。但是，戰後的斯里蘭卡一直缺乏對施害者公正的審判，對少數群體的保護以及各族群之間真正的和解，這是國家機器的失敗，也是斯里蘭卡需要反思的地方。Farah Mihlar呼籲，我們需要超越各民族、各宗教團體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思維，去共同建設以公平正義為基礎的和平。
窮人更容易成為恐怖分子？
高學歷“富二代”成為恐怖分子很常見
據《衛報》報道，上週四，斯里蘭卡警方證實，斯里蘭卡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穆罕默德·優素福·易卜拉欣(Mohamed Yusuf Ibrahim)在襲擊發生後被拘留，因為易卜拉欣是兩名炸彈襲擊者、NTJ核心成員的父親。目前9名襲擊者中8人的身份基本得到確認，這8名襲擊者都是斯里蘭卡人，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來自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家庭。其中一名襲擊者出身於富裕的茶商家庭，曾在英國金斯頓大學學習航空工程，在這之後還去澳大利亞學習，才返回斯里蘭卡定居。
在很多人的普遍認知裡，自殺式襲擊者往往是許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容易被極端主義“洗腦”，成為他們的炮灰，或者他們因為貧困，需要靠自殺式襲擊以換取家人的金錢保障。但是，這並不是常態。
實際上，許多恐怖分子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中高收入階層。這類例子層出不窮：“9·11”事件的襲擊者們都沒有經濟困難，三分之二的襲擊者還擁有學位，甚至還有攻讀著博士學位的劫機者；而基地組織的創始人本·拉登，他是建築大亨的兒子，有著大學學位，當過工程師，靠石油和建築業發財，其家族與沙特皇室有著密切聯繫；而現任基地組織領袖扎瓦希裡（Ayman al-Zawahiri）就是一名眼科、外科醫師，精通多國語言；策劃2002年綁架和斬首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爾·珀爾（Daniel Pearl）的Ahmed OmarSaeed Sheikh也有著很不錯的家庭，他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應用數學、統計理論、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2005年倫敦自殺式炸彈的襲擊者Tanweer畢業於利茲大學，他的父親是著名的商人；2009年基地組織策劃的“內衣炸彈”事件中的襲擊者是尼日利亞一位銀行家的兒子，就讀於倫敦大學，而其主謀Anwar al-Awlaki的父親是也門內閣部長，他在加入基地組織前正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2014年負責斬首美國記者James Foley的ISIS恐怖分子“聖戰約翰”Mohammed Emwazi，來自一個西倫敦的富裕家庭，他有著計算機學士學位；2016年發生在孟加拉國達卡導致20個平民喪生的恐怖襲擊當中，7名襲擊者都是出身於富裕家庭，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ISIS的領導人巴格達迪出生於宗教學者家庭，他在巴格達的伊斯蘭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而ISIS的領導層許多是宗教神職人員，或前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員，而許多從埃及或突尼斯“志願”加入ISIS的年輕人也有著舒適的生活背景......
ISIS頭目巴格達迪。
有許多研究調查也在證明這一點，許多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成為恐怖分子一點也不奇怪。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Robert Pape指出，經過他對恐怖主義自殺式襲擊者的大量研究發現，他們給人的印象都是“非常正常”，襲擊者的教育水平通常高於當地平均水平。在巴勒斯坦，蘭德智庫採集了哈馬斯在線刊物《Shahid》中自殺式襲擊者的背景信息佐證了這個觀點，他們發現這些自殺式襲擊者只有13%處於貧困線以下，遠低於巴勒斯坦的平均水平32%。將近60%的自殺式襲擊者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這一比例在巴勒斯坦同齡男性人群中僅為15%。
激進組織國際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zation）的高級研究員喬Joana Cook也表示，雖然貧困可以成為一種誘因，但是，把貧窮視為政治暴力的主要驅動因素是一種普遍的誤解。恐怖主義是一種政治暴力，它有著多重動機。有一些人可能被組織領袖承諾的社會安全網所吸引，但更多的人是受意識形態所驅動。而且，女性恐怖主義者的出現也不足為奇，“在國際上，我們仍將女性的暴力犯罪視為不太常見的行為，但對於加入恐怖組織來說，女性和男性表現出一樣興趣和動機。”
聯合國維和人員納斯拉·哈桑曾經採訪了250名恐怖分子及其親友，她的總結如下：“他們中無一人教育程度低下、貧窮窘迫、頭腦簡單或處於抑鬱狀態。除了在逃亡的，很多人都是中產階級，而且有工作。我採訪的其中有兩個恐怖分子還是百萬富翁的兒子。”
對於這個現象，較有系統研究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Alan B. Krueger和JitkaMalečková曾在2003年發表的論文《教育、貧困和恐怖主義：這裡面有因果關係嗎？》。他們對在美國和德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仇恨犯罪的研究表明，暴力侵害少數群體與經濟條件之間並沒有相關性。
在他們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真主黨戰士的調查發現，這些真主黨戰士可能比當時黎巴嫩的一般什葉派民眾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在他們對1987年至2002年期間，以色列和西岸巴勒斯坦恐怖襲擊事件的分析發現，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的貧困率是普通人口的一半（15％對30％），他們的受教育程度遠高於平均水平。
而在他們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活躍的以色列恐怖分子的研究發現，他們也比同齡人更富有，受過更好的教育。最後，Krueger和他的合作者收集了1997年至2001年一系列重大恐怖襲擊的數據，發現經濟表現不佳與恐怖主義之間也沒有相關性：“從最貧窮或最富裕的國家產生的恐怖分子數量沒有什麼差別。”這意味著窮國並沒有產生更多的恐怖分子。
在2007年，Krueger還研究了美國在伊拉克俘獲的311名來自外國的恐怖分子，並得出結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實際上更有可能讓其公民參與叛亂。”，Krueger 還寫道，“大多數恐怖分子並不是對現實有多絕望，他們並不是因為活不下去了。相反，他們是那些願意為自己事業而死的人。”
文科生喜歡鬧革命，
工科生多出右翼恐怖主義者？
在《衛報》上一篇名為《為什麼我們不該對斯里蘭卡爆炸案襲擊者的富裕背感到驚訝？》的文章說，自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德國、日本、意大利和美國相對富裕和高學歷的年輕男女，開始從事激進左翼活動時，為何他們會參與恐怖活動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類似的極左組織意大利有“紅色旅”，德國有“紅軍派”，日本有“赤軍”，秘魯有“光輝道路”，還有庫爾德工人黨等，我們會發現，他們的創始人大多來自非經管類的人文社科專業。自殺式爆炸作為一種戰術，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蔓延開來，那時高學歷者搞自殺式恐怖襲擊的問題更令人困惑。
而如今的恐怖分子所學的專業則相反。據《紐約時報雜誌》一篇名為《學工科的恐怖主義者》的文章，社會學家Diego Gambetta、SteffenHertog統計了404多名恐怖分子的學歷，他們發現，被捕的恐怖分子中，學工程的工科學生的比例明顯過高，這種現象還不僅限於穆斯林和中東人。
他們發現在他們所選取的樣本里，20%的恐怖分子有工程學學位，而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工程師才佔工作年齡人口的3.5%。而在學歷高於高中的恐怖分子當中，有44%的人都是受工程學方面培訓的，而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有高等教育學位的人中，只有18%是學工科的。其中，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分子有69%讀過大學，與之相對應的是，阿拉伯世界人口的整體大學入學率約為11%。
因此，他們認為，這些恐怖分子的思維方式可能混合了保守主義，和工科的思考習慣。因為理工科喜歡用一些明確的回答來回應一些模稜兩可的問題，工科訓練和他們本身的保守主義相輔相成。此外，因為在中東許多工程師找不到工作，他們也許會傾向於用暴力的右翼信念來面對職業挫折。
不過，美國國家工程院院長威廉·沃爾夫（William A. Wulf）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他認為DiegoGambetta和SteffenHertog所選取的樣本量太少了，可信度不足。而且，這樣的調查也歪曲了工程師的形象，“一個大腦不知變通的人”，他說，“本身就是一個糟糕的工程師。”
Bruce Hoffman也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撰文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恐怖主義一直是一種個人選擇，或許是由於挫折感、宗教虔誠、或對社會變革的渴望，這與一個人選擇的專業並沒有什麼關係。他認為，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恰如恐怖主義專家Walter Laqueur認為的那樣，想要做一名恐怖分子，他們最好得受過教育，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才能夠在不引起情報部門的關注下發動襲擊。由於工程學通常是發展中國家最富盛名的專業，因此受過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大多會來自這個專業。此外，許多恐怖分子得去中東培訓或作戰，其中的費用也超出了一般家庭能承受的範圍，所以他們家庭的社會階層往往是比較高的。
為何高學歷的“富二代”成恐怖主義者？
這給反恐什麼樣的啟示？
Alan B. Krueger對恐怖分子的研究似乎描繪出恐怖分子高學歷、處於中高收入階層的肖像。Bruce Hoffman表示，若我們得出，恐怖主義運動完全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支撐起來的結論，這也是錯誤的。
事實上，恐怖組織的最高層領導人和中層指揮階層，的確多由受過高等教育的或經濟上比較富裕的人群組成，但是組織下層的大多數士兵的教育程度並不高。這個恐怖組織的規模越大，其社會經濟和教育背景就越為多樣化。規模龐大的基地組織和ISIS都吸引了大量背景各異的社會邊緣人士。在中東和南亞的許多社會邊緣人和那些被送進免費宗教學校的貧困孩子，也的確可能會被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意識形態所吸引。
據CNN報道，這種從事大規模恐怖主義活動的大型組織，肯定得從窮人的行列中招募數以萬計的士兵。這也是為什麼塔利班是世界上最大的販毒集團之一，因為他們每個月得給這些士兵發放工資。但這對於那些中產階級的恐怖分子並不適用，因為他們的動機不同。純粹的恐怖主義團體由真正的信徒組成，他們通常是志願者，是沒有工資的，因此他們很多人自然來自較高社會地位的家庭和有著較高的學歷。
斯里蘭卡被炸後的教堂，圖片來自《外交學人》
不過，這也證明了，貧窮、缺乏發展和經濟停滯不是恐怖主義的根本原因。我們消滅貧窮、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以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我們只消除了恐怖組織潛在的下層士兵，並不能完全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
這似乎很難令人理解，為何生活舒適、受過高等教育，還要捲入極端主義，殺害那麼多人？這是因為我們陷入了一種誤區，即把一般的犯罪活動和恐怖活動相提並論。據Krueger的梳理，恐怖主義的含義雖然隨時間的推演而改變，也隨著合法政府的改變而存在著爭議，這個詞也沒有一個單一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定義。但是，我們不妨可以這樣概括，恐怖活動是由某些團體，針對非戰鬥目標所實施的、有預謀的、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旨在影響受眾。因此，實際上，恐怖活動最鮮明的特徵在於，它是一種政治活動。
據《赫芬頓郵報》報道，成為伊斯蘭激進分子已經是孟加拉國的富家子弟的新時尚。報道指出，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中，人們的政治抱負快速增長，但是社會本身卻缺失能夠實現這些要求的機會和渠道，間接會導致民眾加入極端組織。尤其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有著很高的政治野心，但缺少政治上的機會，他們對現存的社會和生活也缺乏歸屬感，因而容易受到激進主義的誘惑。
Alexander Lee在《World Politics》上發表一篇名為《誰會成為恐怖分子？》的論文，他認為，恐怖活動首先是一種政治參與，而學術界對政治行為的研究表明，政治參與的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密切相關。社會地位越高，政治參與的可能性越大。而且，作者發現，機會成本可能導致參與非暴力活動的人，比參與政治暴力活動的人具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他通過比較孟加拉（1906-39）參與反殖民運動的暴力和非暴力政治活動家的檔案中的數據，得出一個結論：雖然孟加拉人的恐怖分子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遠遠高於國民的平均水平，但與非暴力的社會活動家相比，他們受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是相對比較低的。
這給根治恐怖主義問題帶來什麼樣的啟示？據《經濟學人》一篇名為《我們對爆炸案的誤解》的文章，減輕貧困可能不會減少恐怖主義發生的概率，但可以降低其效率。奧巴馬曾認為，貧困是恐怖主義和衝突的最佳滋生地。類似的話諸如寫《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也說過。
其實，貧困也許是導致街頭犯罪的原因，但恐怖主義是一種複雜政治活動，而受過教育的人更容易被政治化。恐怖組織也願意招募技術熟練，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執行任務。希伯來大學的Efraim Benmelech，ClaudeBerrebi和Esteban F.Klor在一篇文章中表明，當經濟條件惡劣時，普通恐怖分子的技能水平會上升。他們認為，高失業率使得巴勒斯坦的恐怖組織能夠招募到更多受過更高教育的成熟恐怖分子。因此，更好的經濟就業狀況也可能會降低恐怖組織能夠招募到的人才的平均質量，從而削弱恐怖襲擊的有效性，但不能消除其根本原因。
《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對恐怖分子的民族問題的研究表明，給予其公民較少政治權利的國家往往產生更多的恐怖分子。所以，政治，而不是經濟，可能是反恐鬥爭中更有效的武器。
對此，TimFernholz在Quartz上的一篇文章裡贊同這一點，政治，而不是經濟，是我們在反恐上能得到的啟示，像皮凱蒂將恐怖主義歸咎於不平等是錯誤的。但是，Tim Fernholz依然贊同皮凱蒂的相關論點。皮凱蒂指出，中東經濟高度的不平等通常是由西方所支持的半威權政權所導致的。
在這些腐敗的國家裡，不平等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因素，但他們同樣也打擊對公民的政治參與。因為皮凱蒂的研究也發現，恐怖主義通常與沒有正常運作的政治進程（比如說獨裁政權或政治崩潰的地區），而不是貧困，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繫。另外也很重要的是，中東地區的恐怖活動與西方的外交和經濟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繫，因為這不僅僅維繫了這些中東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而且也導致了推動意識形態激進化的政治失調。
參考資料：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5/why-sri-lanka-attackers-wealthy-backgrounds-shouldnt-surprise-us，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91841/does-poverty-cause-terrorism，https://qz.com/561848/its-not-the-poverty-in-the-middle-east-thats-driving-terrorism-its-the-politics/，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esconca/2012/09/18/the-middle-class-energy-and-terrorism/#6de5acf24c29，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0/12/16/exploding-misconceptions，https://www.gatestoneinstitute.org/9343/terrorism-poverty-despair，https://www.nytimes.com/2010/09/12/magazine/12FOB-IdeaLab-t.html?scp=1&sq=Berreby&st=cse，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ruce-hoffman/todays-highly-educated-terrorists-4080?page=0%2C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04/24/sri-lankan-attackers-were-well-educated-suicide-bombers-tend-be-experts-say/?utm_term=.b8cf2426683d，https://www.jstor.org/stable/3216934?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https://www.jstor.org/stable/23018785，https://edition.cnn.com/2019/04/24/opinions/sri-lanka-terrorists-educated-middle-class-bergen/index.html，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5/muslims-flee-town-in-sri-lanka-as-tensions-rise-after-bombings，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3/sri-lanka-bombings-first-burials-take-place-on-day-of-mourning，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apr/23/sri-lanka-violence-minorities-christians-muslims，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the-easter-bombings-in-sri-lanka-foreshadow-a-regional-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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