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實現經濟崛起後的今天，世界的未來格局已經逐漸明朗。有兩條路線已經擺在世界面前，一條是西方路線，一條是中國路線。西方路線可以用“文明的衝突”來概括，是一條文明衝突的路線；中國路線可以用“天下大同”來概括，是一條天下大同的路線。
目前，這兩條路線已經正面交鋒，中國當然是天下大同的中國路線的代表，而美國則是文明衝突的西方路線的代表。當下日趨激烈的中美競爭和衝突，究其實質，就是事關人類未來格局的兩條路線之爭。如果中國勝利了，未來的世界將走天下大同的中國路線，未來的世界也將是天下大同的。如果美國勝利了，未來的世界將走文明衝突的西方路線，未來的世界也將是文明衝突的。
有分析人士將當下的中美之爭定性為“文明的衝突”，這貌似很深刻，實則是錯誤的。因為“文明的衝突”這一概念是基於西方文明的世界觀，以西方文明的視角看世界，世界就是文明衝突的。但是，中國文明卻擁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觀，是“天下大同”。以中國文明的視角看世界，世界就是一個天下，天下就是大同的天下。
同時，“文明衝突”和“天下大同”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範式，其思想基礎和基本理念都是不同的。文明的衝突是西方思維範式，而天下大同則是中國思維範式。
在文明衝突思維範式中，是以“文明”、“文化”為基本單元的，認為“文明”、“文化”是人類社會中獨立的主體，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出現不同的“文明”、“文化”主體之間的衝突。
而在天下大同思維範式中，卻不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文明”、“文化”是人類社會中可以獨立的主體和單元，而只以獨立的個人為主體和基本單元，超越個人的任何形式的集團、群體都不能是獨立的主體和單元。之所以要天下大同，並非主張用一種文化、文明去強行統治天下人，強迫天下人按照某一種文化、文明的標準去生活，而是認為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人都遵循自己之本心去生活，天下自然會出現大同的秩序。
“天下大同”的基礎是人心人性，簡稱“心性”，是心性基礎上的大同。進一步說，在“天下大同”思維範式中，真正的獨立主體是個人的心性。現代意義上的“文明”、“文化”，只是個人心性發揮的外在效果，構成外在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是獨立的主體和單元。
作為外在的行為和生活方式，“文明”、“文化”當然也會有所不同，但對其進行判斷和歸類只有一個標準，就是正確還是錯誤，合理還是不合理。具體來說，正確、合理與否的標準則為是否符合人的本然、自然之心性。符合人之本然、自然之心性的“文明”、“文化”就是正確的、合理的，否則就是不正確的、不合理的。
因此，正確、合理的“文明”、“文化”只有一種，就是與人自然心性相符合的，其他的都是不合理的。這就是中國儒家文化所講的“一本”。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根本、本性，既然是根本、本性，一定只有一個，而不能是兩個（二本）。人的本然心性，最為人類心性之根本，也只能有一個，而不能有兩個。因此，與人類本然心性相符合的“文明”、“文化”也只能有一種，只有這一種是正確的。
中國傳統所講的“華夷之辯”、“夷夏之防”正是基於這一點。“華夏”即是中國文明、文化，也是“禮樂”、“禮儀”的文明、文化，是以人的本然心性為基礎的，與人的本然心性相符合的，是正確、合理的；“蠻夷”則為中國之外的“文明”、“文化”，是不符合“禮”的，不與人之本然心性相符合的，也是不正確、不合理的。
“天下大同”就是天下將共享同一種秩序，同一種“文明”、“文化”，這一種文化就是“禮樂”文化、中國文化。但是，這種觀念又與現代所說的“文化中心主義”或文化上的“單極化”有本質的不同。
“文化中心主義”，無論是“西方中心主義”，還是“中國中心主義”，以及文化的“單極化”、“多級化”，這些概念和理念都是基於西方文明，都是基於“文明衝突”思維範式的，都是以“文明”、“文化”為社會中獨立的主體和基本單元，而不是以個人、個人心性為獨立主體和基本單元。
當下的中國學術也西化了，是一種西化學術，其思維範式也是西方的，從而無條件地接受了這些西式的概念、理念，以“文明衝突”的思維範式去看世界，以“文化中心主義”或“非文化中心主義”的，以“單極化”或“多極化”的概念去觀察和描述世界。其實這些都是錯誤的，這些概念都沒有能力來呈現一個真實的世界。當中國的學者、中國人使用這些概念時，就已經陷入西式思維，入了西方文明的套。當下整個中國的學術界，以及主流精英的思維，都深陷這一套中而無法自拔。
儘管“文明的衝突”是當代歐美人所提出的新觀點，但是，卻可以代表整個的西方思維和西方路線。歷史地看，西方文明的確是“文明衝突”的，典型地表現就是以宗教為單位衝突和戰爭。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的觀點，並非思想創造，而是對西方歷史的總結，西方的歷史的確是文明衝突的歷史。
再次強調，在我的文章中，“西方”不是指狹義的歐美，而是指中國之外的所有文明。中國位於亞歐大陸的最東端，從文明起源的角度看，中國之外的所有文明，都在中國以西。歐美人眼中的“近東”、“中東”都在中國西邊，都是屬於西方文明。同樣，中亞、南亞也在中國以西，也屬於西方文明。印度在古代的中國就是“西天”，因此《西遊記》說唐僧師徒是去“西天”取經。
之所以將中國之外的所有文明統稱為“西方文明”，不僅僅因為是地理區位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在於，究其實質看，西方文明的確可以歸為一類，中國文明則獨自成為一類。即是說，人類文明史上的所有文明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中國文明，另一類則是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是“心的文明”，西方文明則是“物的文明”。
“心”是中國文化的最核心概念，也是一個抽象概念，而且是最高級別的抽象，是對人的思考活動本身的抽象。“心”是思考認知主體，人的一切思考認知活動都是由“心”所發出。但是“心”不是一個有形的生理器官，與心臟沒有任何關係，而是一個邏輯推導結果，一個抽象。既然人擁有思考認知能力，那麼理應擁有這樣一個器官，所有的思考認知活動都是由其所發出，於是就發明一個概念叫“心”。也就是說，“心”的存在時功能上的、邏輯上的，也是虛擬的。
“心”是一個思考認知主體，同時也是人的主宰和本質。“心”天然具備思考認知能力，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叫“義”、“理”、“義理”、“道”、“道義”、“性”，這些不同概念實質上是在指同一個東西。與“心”相對應的概念是“物”，是人心通過思考認知能力對物所做的呈現。人能夠感知的物，一定是通過“心”的。如果沒有人心，沒有人心所具備的思考認知能力，“物”是什麼樣子，就無法想象，就是王陽明所說的“寂”的狀態。
“物”無法脫離人心的思考認知能力而單獨存在，因為人所感知到的“物”的特徵，都是經過心的思考認知能力所賦予的，如果沒有人心的賦予，“物”究竟是什麼樣子，無法確知。
中國文明自文明伊始，就擁有明確的“心”的概念，也是以“心”為主體和本位的，而“物”則是“心”的思考認知結果。但是，西方文明自古至今都沒有真正認識到“心”的存在，而錯誤地把作為人心思考認知結果的“物”當成獨立存在，且以“物”為本位。
在宗教時代，“神”只是人的一種思考認知結果，也是一種“物”，大師西方文明卻錯誤地將這種“物”當成絕對外在於人而獨立存在的，而且具備聖神權威，甚至認為是世界的創造者和支撐者，對其進行崇拜。在現代文明中，儘管破除了神，但是卻又錯誤地認為“客觀世界”、“客觀規律”是象神一樣，可以脫離人心而獨立存在。其實，“客觀世界”的各種屬性，都是來自人心的思考認知能力，為這種能力所賦予。
在宗教時代，西方文明以神為本位，信仰神；而在現代文明，則是“客觀世界”、“客觀規律”為本位，信仰客觀的物質，以及支配客觀世界的客觀規律。其實，無論是神，還是客觀世界，都是“物”。西方文明之所以一直以“物”為本位和中心，其原因就在於沒有能力能夠認識到“心”的存在，建立“心”的概念。因此西方文明都是“物的文明”，以“物”為關注的核心，而中國文明則是以“心”為關注的核心，是“心的文明”。
西方文明中的“文明”、“文化”概念，實際上也是一種“物”，也正是因為，西方沒有真正獨立的“心”的概念，才錯誤地將“文明”、“文化”當成社會中實體性、主體性的東西，當成社會的基本單元，因此，“文明”、“文化”成為一個活動實體，人類社會也就是由各種“文明”、“文化”所構成，而且它們之間會產生相互的衝突，即由亨廷頓所總結的“文明的衝突”。
也正是因為西方文明秉持“物邏輯”去看待世界，秉持“文明衝突”的思維範式去看待世界，以致西方文明的歷史也的確是“文明衝突”的，最典型的“文明”、“文化”單位是宗教，“文明的衝突”也就表現為宗教之間的衝突，甚至殘酷的戰爭。多神教與一神教之間，一神教不同的教派之間，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即便基督教內部，伊斯蘭教內部，不同的派別之間依然有衝突。
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也正是以宗教為文明的基本單位的。他將整個世界分成三大塊：基督教單元、伊斯蘭教單元、中國儒家單元。認為未來的世界就是這三大單元之間的“文明的衝突”。
超越亨廷頓認知能力的是，中國的儒家與基督教、伊斯蘭教有著本質不同，中國儒家是“心為文明”，所秉持的世界觀是以心性為基礎的“天下大同”觀，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則是“物的文明”，所秉持的世界觀則是以宗教（文明、文化）為基礎的“文明衝突”觀。
因此，當今世界的衝突並非“文明的衝突”，而是思維範式的衝突，或者世界觀的衝突，也是事關人類未來的兩條路線的衝突。西方的“文明衝突”是一個思維範式，一個世界觀，也是一條路線，中國的“天下大同”則是另一個思維範式，另一個世界觀，也是另一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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