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來看，財政困難係數的排名，和經濟總量呈一定的負相關關係，越是發達地區，越是壓力較小。
很顯然，一個地方政府節衣縮食過緊日子的年代正在來臨。但不同身份、發展水平的地區，在應對能力上會形成巨大的差別。
面對財政支出壓力，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重點應對手段不是經濟轉型，而是想辦法巧立名目搞創收。
每年中央將一筆龐大的資金分配給地方時，會考慮地方財政困難，財政部設置了財政困難程度係數，最近一份文件則首次公開了3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的財政困難程度係數。
根據第一財經的報道，財政困難程度係數，是根據地方“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支出佔標準財政收入比重及缺口率計算確定。說的直白點，就是負擔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開支，不同地區的壓力有多大。
Part.1
第一財經的排名顯示，財政困難程度係數前五的地區，分別是青海、寧夏、西藏、甘肅、廣西；排在最末尾的分別是，廈門，寧波，上海，青島和北京（倒數第一）。
單獨來看，地域規律還是相當明顯的。排在前列的省區，基本上都是位於中西部的少數民族聚集區，整體區位沒有太大的優勢，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有龐大收支缺口並不意外。
像財政困難係數排第一的青海，去年的經濟總量為2865.23億元，相當於什麼水平呢？江蘇的縣級市崑山，戶籍總人口不到百萬，但2017年經濟總量達到3520.35億，2018年財政收入超過387億。青海常住人口在600萬左右，上交中央後的地方預算收入是272.87億。
再將目光對準財政困難係數低的地區，可以發現，除了直轄的北京和上海，剩下的廈門、寧波和青島都是計劃單列市。還有兩個計劃單列市大連和深圳，同樣排名靠後，財政壓力相對較小。
北京和上海不用說，政治和經濟地位擺在那裡，任何時候都不會太缺錢。計劃單列市則擁有相對獨立的財權，不同於省會城市，不需要供養周邊的貧窮兄弟，錢袋子會更寬裕些，廣州和深圳是經典的例子。
整體來看，財政困難係數的排名，和經濟總量呈一定的負相關關係，越是發達地區，越是壓力較小。另一方面，它基本上是各地財政收入榜單倒過來的呈現。
像廣東和江蘇，雖然人口體量同樣不小，公共服務品的開支規模大，但它們的預算收入在8000億以上，財政困難係數整體也比較低。
當然要指出的是，財政困難的地區差異，發展水平的不同不是唯一影響因素。
一些資源型產品，由於屬於國家壟斷經營，實際上是以較低的價格從中西部地區拿走，紅利往往被東部地區獲取了。此外總部經濟彙總納稅的形式，導致稅收和稅源背離的局面，稅收不是在稅源的貢獻地被徵繳。
所以為了兼顧公平，平衡區域發展，每年國家都會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對中西部地區進行補償，比如增值稅和消費稅的返還。
數據顯示，2018年中央轉移支付總量排在前五的地方，分別是四川、河南、湖南、雲南和湖北，超過3000億元；人均轉移支付額度排前五的，分別是西藏、青海、寧夏、新疆和內蒙古，人均超過1萬元。
Part.2
在財政困難係數排名中，位次靠後的幾個地區，其實同樣有負擔和壓力。總體來看，對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支出，有財政盈餘的地區，其實主要就是7個省級行政單位和5個計劃單列市。其中7個省級行政單位是指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浙江、天津、福建。
根據“PPP領投會”的數據統計，這兩年上述地區的盈餘在逐漸減少，而其他24個省市的收支缺額則呈擴大趨勢。比較典型的是東北地區，虧空額度從2017年的2000億多提升到5000億左右。
與之對應的是，近幾年中央轉移支付的額度，在不斷提升。去年總量接近7萬億，是分稅制確立的1994年的140倍，2019年的轉移支付的預算增幅高達9%，是近五年的新高，它變相說明一些地區對中央財政輸血的依賴程度在加深。
為什麼地方的財政壓力會擴大？簡單地講，收入來源在減少，而支出規模在擴大。
先看收入。壓力來源於兩個方面，第一是經濟下行。這兩年無論是全國，還是過去高速增長的地區，都進入了升級換擋的轉型期。典型如重慶，經濟增速從2017年的9.3%掉到2018年的6%。
一季度的經濟數據顯示，全國GDP同比增長6.4%，比上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別回落0.4和0.2個百分點，因此，不排除全年增速相對去年繼續下滑的局面。經濟轉型提質，淘汰落後產能，財政收入自然會受到影響。
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減稅降費。不久前的兩會上，中央宣佈，在2018年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稅降費約1.3萬億元的基礎上，2019年將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力度前所未有。
從開局來看，減稅降費的效果明顯，一季度財政收入同比增長僅為5.4%，去年同期增速是17.3%，也就是說增速下滑了11.9個百分點。
再看支出。財政困難係數高的中西部地區，過去幾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往往比較快，無論是人口競爭還是爭奪內遷產業，都得投入大筆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建機場、高鐵站，建高速和軌道交通線，幾乎都是倒貼錢的生意。
像貴州，以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出名，成為中西部率先縣縣通高速的地區。而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統計，從2013到2020年，交通領域基建規劃投入累計接近萬億。如此龐大體量的基建投資，短期內很是很難有回報的。
事實上正是考慮到地方的債務風險，去年發改委的52號文，從人口總量和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等標準上，將地鐵的建設門檻再次提高，避免地方爭相上馬，透支財政。
另一方面，在老齡化加速來臨的階段，部分地區的養老負擔也在加重，支出壓力因此也在不斷提高。像轉移支付額度排在前列的四川和東北，正是屬於老齡化相對突出的地區。遼寧2018年的養老金補貼，達到596.49億，全國第二；黑龍江456.72億，全國第五。
一方面是人口流失，稅收和消費貢獻無法留在本地，一方面是老齡化加劇，少數地方的養老基金只能靠全國調劑，靠富裕的地區輸血養著。
Part.3
今年兩會財政部部長曾提到，“今年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將比較突出，平衡確實非常困難”。隨著5月1日起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下調，地方的財政收支矛盾還會放大。
關於這種趨勢，此前已經有一些先兆了。去年6月，湖南的耒陽地區，因為煤炭經濟萎縮導致財政資金不足，公務員的工資一度發不出來；安徽六安地區同樣在去年出現財政困難，因此上演教師集體討薪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
很顯然，一個地方政府節衣縮食過緊日子的年代正在來臨。但正如財政困難係數、轉移支付的地區差異所顯示的，不同身份、發展水平的地區，在應對能力上會形成巨大的差別。
如果分地域來看，相較於中西部地區，沿海省份雖然彙集了大量的外來人口，一旦落戶政策放開，公共品的供應負擔將大大提升，但它們的產業結構往往比較多元，稅源豐富，人口結構也相對年輕化，能夠更加靈活地化解財政壓力。
廣大中西部省份，尤其是典型的投資驅動型地區，一方面債務壓力會隨著投資效益的邊際遞減而逐漸上升，另一方面作為人口外流的勞動力大省，將面臨著更嚴峻的老齡化考驗。
從城市等級規模來看，對財政收入減少的抗壓能力，同樣會形成巨大分化。事實上，像前面提到的耒陽、六安等地，基本上都是中小城市，產業結構比較單一，它們往往會成為首當其衝的地區。
這種大中小城市分化的邏輯，和眼下火熱的收縮型城市是極為吻合的。對那些正在收縮中的中小城市來說，壓力來自兩個方向：其一，人口流失會直接導致稅源減少，那些外來人口雖然房產還在本地，但日常消費和稅收貢獻，都發生在大城市。
與此同時，收縮型城市過去為了維持運轉，建設了大量的公共項目，如醫院、廣場等。這些項目隨著人口減少，利用率將大大降低，甚至如底特律等地區那樣出現大片閒置區域。維持公共項目、基礎設施的空轉，同樣需要消耗大量的財政資金。
過去，口袋裡的錢不夠花的時候，地方政府還可以通過土地財政生錢，但眼下日益嚴格的調控尺度，以及高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飽和的局面，都會對賣地的財路造成影響。很顯然，還想出手闊綽地花錢，已經失去了經濟基礎。
對各地來說，財政壓力當前，其實也不算是壞事。它本身就是轉型的契機，可以倒逼地方儘量實現產業結構的多元化，改善營商環境，讓屬地企業能在低稅費的前提下輕裝上陣，進而擴大稅源。與此同時，縮減不必要的開支，將錢都花在刀刃上。
面對財政支出壓力，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重點應對手段不是經濟轉型，而是想辦法巧立名目搞創收。這種補窟窿的模式，遲早會將地方經濟的發展空間透支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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