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曲視窗網特稿（記者 王敏）河曲歷來被稱為“民歌的海洋”，但這海洋裡究竟翻騰著多少民歌的浪花？恐怕沒有一個人比河曲縣文化館的老館長張存亮更清楚了。現在的年輕人少有研究河曲民歌的，偶有深入其中的，便要對張存亮老師大加讚歎：“若是沒有當年張老師的收集民歌之功，那些瑰寶恐怕都要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中了……”
一、走近張存亮
我對張存亮老師的印象，是先聞其名，後見其人。今年夏天，我第一次走進張存亮老師的家，與他親切交談，瞭解他延續了大半個世紀的民歌情緣。
這天，我們來到一幢上了年頭的樓房，登上一級級佈滿缺口的臺階，繞過擁擠狹窄的樓梯轉角，一扇半新的防盜門打開著。在門外遙遙地喊了一聲：“張老師！”裡頭傳來一個熱情的應答聲。沒錯，就是這家了。
這房子確實有些年頭了，面積不大，東西都很陳舊，樣樣物品都帶著歲月的印痕。一進入張老師的家，他便把我們引入他的書房兼臥室，請我們在沙發上坐下。我看了看，屋子裡除了一張大床和兩隻小沙發之外，就數那隻紅油木櫃最顯眼了。更顯眼的是滿牆滿櫃的舊照片，黑白的、彩色的，一張挨著一張，密密麻麻地擠滿了所有的鏡框。剩下的空間，便是一摞摞的書和資料了。
張存亮老師今年八十二歲，但他身材高大，聲音洪亮，一點兒也不見老態。問及他近年來是否還在研究河曲民歌，他笑呵呵地回答：“研究！研究得厲害哩！”一本散發著油墨清香的《二人臺史略》是他的最新力作。在這部作品裡，他與忻州作家田昌安以極負責任的精神，對二人臺這一劇種的“源生”問題，溯古探源，撮其精要，鋪排章節，使今人能夠在平易的文字裡，一睹二人臺創始之初的原始歲月以及發生發展的歷史流程。
不光如此，他還致力於對河曲民歌的創作和改編。2009年，他將河曲傳統民歌《捏軟糕》改編成《做壽糕》，在“中華頌——全國小戲小品曲藝作品大賽”中獲了個二等獎。前年，他還把河曲民歌《推船號子》改編了詞，在全國拿了個金獎。細數起來，這麼多年，他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河曲民歌二人臺的熱愛和研究，由此獲得的各種榮譽也真是不少。我們翻開那厚厚的一摞榮譽證書，看見了這位老人幾十年的光輝歲月。那從縣裡到市裡，乃至省裡、全國頒發的榮譽證書和榮譽獎章，那些從上世紀到本世紀、跨越了幾個時代的獲獎日期，還有那塊金光閃閃的“山西省民間藝術大師”的獎牌，都是他多年來孜孜不倦筆耕不輟的力證。
張老平時也閒不下來，河曲老年大學開設了一門河曲民歌二人臺的課，他還擔任著系主任的角色哩。平時一有空閒就跑去跟年輕人們湊在一起，又是編，又是導的，把自己的生活整得熱火朝天。
我笑著問他：“您一輩子都在研究河曲民歌二人臺，不覺得厭煩嗎？”張老揚起眉毛樂呵呵地說：“哪能厭煩呢？從小就愛這個東西麼……”
二、天生就愛河曲民歌
張存亮是土生土長的唐家會人。他在村裡上學的時候，特別喜歡跟上學校裡的宣傳隊學唱歌。後來去巡鎮一完小讀書，又加入學校的宣傳隊，成了“業務骨幹”。每到巡鎮逢“三”逢“八”趕集的時候，這個宣傳隊就跑到集市上免費為人們表演，唱的都是些河曲山曲曲，常常吸引得人們走不動道兒。不少人都說：“集市上有個張存亮，唱得真是不賴哩！”
那時候唱些什麼歌呢？多數都是些群眾耳熟能詳的本地山曲曲，也有一些新編的歌，調調還是那個調調，但內容很符合當時的形勢。如《一心向著毛主席》：“一朵朵紅花山頂頂上開，毛主席帶著幸福來。山上的青松山下的花，毛主席領導咱當了家。山前的雲彩山後的霧，毛主席指出光明路。朝陽陽開花頭朝東，一心向著毛澤東。”還有什麼“翻身解放頌黨恩，黨給咱紮下幸福根。幸福花開咱心裡頭笑，黨給咱指出光明道。大竹氣開花頂頂上紅，一心跟黨奔前程……”這些歌詞帶著強烈的時代感，或許叫現在的小年輕聽到，覺得已經過時了。可在當時，這可是最受歡迎的節目呢！
1949年打西忻縣（今山西忻州）來了個宣傳隊，唱了一出劉胡蘭的戲，吸引了很多河曲人。演罷之後，縣裡的民教館問張存亮：“願不願意去西忻縣的宣傳隊看看？給咱把這個劉胡蘭的戲學回來！”張存亮一聽，滿口答應，背起鋪蓋就興沖沖地出發了。當時相跟的還有民教館的宣傳員鄔懷義。那個時候正是盛夏，天氣熱得不得了，張存亮不小心染上了傳染病，得了疥瘡。為了學唱，這個半大少年硬是咬著牙，走了三四天，撐到了目的地。可是，到了那裡，人家一看，這孩子手上、腰上、腿上、全身都長滿了疥瘡，瘙癢折磨得他整個人都瘦了一大圈，幾乎奄奄一息了。人家害怕他出事，就委婉地勸他：“存亮先回家吧，以後再來學吧！”張存亮也實在被這病折騰得受不了了，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背起鋪蓋卷，回到了河曲。用了各種偏方，在家養了一冬之後，這病才慢慢好起來。沒有親眼見識到西忻縣宣傳隊的陣容，張存亮非常遺憾。1950年，不死心的他終於再次跑到西忻縣，找到宣傳隊，不光學了幾手，還唱了幾回，這才心滿意足地轉回來。
1951年，縣裡成立了文化館，擔任館長的是任滿道。愛唱的張存亮受到邀請，便離開學校，直接走上了工作崗位。這個愛紅火的年輕人自從來到文化館後，更加如魚得水。那時候全縣只有三部錄音機，文化館執掌著其中的一臺。張存亮成天跟著文化館的成員們下鄉表演，他的擔子裡，不光擔著那部珍貴的收音機，還擔著幻燈、蓮花落、二胡，跟個賣雜貨的貨郎子差不多。不過，這可不是貨郎擔，而是名符其實的“文化擔”。張存亮一行四人，走到哪裡哪裡紅火，只要村裡喊上一聲：“縣文化館的宣傳隊來表演啦！”村裡立馬就呼呼啦啦地來一大群人。更有甚者，還要“搬閨女，叫女婿”，跟過時過節一樣熱鬧。
三、人生中的兩件大事
對於張存亮來說，人生中最快樂的事莫過於能夠演唱河曲民歌、研究河曲民歌，而一生中最精彩的事也有兩件：一是1953年中央音樂學院來河曲進行民歌採風，二是1957年河曲二人臺進京會演。
1953年9月，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曉星、簡其華等七位專家來到河曲，要對河曲民歌進行採風。縣裡頭的領導說：“叫存亮去吧，他在全縣跑得最多。要說河曲民歌，再沒個比他更瞭解的了。”這話倒是事實。進入文化館的二年時間裡，張存亮把河曲縣300多個自然村跑了個遍，說起那些會唱愛拉能吹的人，也是如數家珍，什麼“五花城王三藍，三天三夜唱不完”，什麼“吹塌天”（焦尾城的陳根海）“拉破地”，什麼“串話王”李發子，還有河會的呂秋恆、南沙窪的王金蓮……
張存亮擔負著這收集河曲民歌嚮導的任務，自然是感覺任重道遠。他帶領這些專家們，硬是將河曲出民歌能手的地方跑了個遍，尤其是樊家溝、五花城、坪泉、南沙窪、河會等七個村，每一個唱歌好手都沒有放過。
或許，沒有張存亮，河曲民歌該怎麼發展還怎麼發展，但我們不能否認張存亮在民歌傳承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當年二十出頭的張存亮，確實是將這些“中央來的人”當成重要人物來看待的。每到一個地方，張存亮都要宣傳一遍中央音樂學院收集河曲民歌的重要性。然而，多少年以來人們根深蒂固的想法裡，河曲民歌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山曲兒”、“酸曲兒”，情呀愛的能給外人展示嗎？要是犯了政治錯誤可咋辦？咱老百姓可經不起折騰呀！所以，人們都是隻看不唱，還有的人偷偷地說風涼話：“見過收銅哩收鐵哩，還有個收民歌的？真叫人失笑哩！”很明顯，河曲老百姓自己都覺得有點兒拿不出手的羞赧。這時候，張存亮說話了：“這是從北京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專家！北京是哪兒啊？是毛主席在的地方！毛主席身邊的人說咱們河曲民歌是寶貝，它能不是寶貝嗎？”這些話說得擲地有聲，說得鏗鏘有力，一下子震住了眾人。
張存亮又跳上臺子，大聲說：“大夥兒要是不放心，我先唱一個！”說著，他放開嗓子，率先來了一首《打藍調》：“野雀雀落在澄池池沿，單等哥哥打完了靛……”聽著這熟悉的調調，大夥兒都笑了。慢慢的，就有些膽大的上臺唱了。先唱些無傷大雅的山曲曲探個路，看見專家們如獲至寶地在紙上猛記，慢慢地就放開了膽子，葷的素的全來了。尤其是五花城的王三藍，詞兒多，調調多，唱得最歡實，博得了滿場喝彩。有不少方言對外地人而言都是晦澀難懂的，這時候，張存亮便擔任了翻譯的角色，將意思細細地講解給專家們聽。
從9月到年底，三個月的時間，專家們大約蒐集了400多個不同曲調，4500多首歌詞， 40多個二人臺劇目，匯成《河曲民間歌曲》一書。當時也沒有錄音機，大家都是強行把譜子和歌詞記下來，回去後再慢慢整理。到現在，張存亮還保存著四大本當時下鄉蒐集的原始資料。
自從中央音樂學院來蒐集了一回河曲民歌，河曲人才驀然發現，原來自己成天哼的唱的那些“酸曲兒”，竟然還是寶貝哩！這下子可不得了，好多愛唱愛紅火人的心被捂熱了，大家看唱學唱的熱情空前地高漲起來。在省歌舞團工作的任艾英也回到河曲，跟李發子學唱《走西口》和《送情郎》。任艾英是河曲人，又是專業人員，本身就有歌唱功底，所以這地方小戲是一學就會，一唱就轟動了全縣。看唱的人們傳下一句話：“生產節約喝稀粥，要看任艾英唱《走西口》。寧願三天不吃飯，要聽任艾英唱一段。”任艾英在坪泉唱戲時，一唱就唱到半夜，就這樣觀眾們還捨不得散，一再喊著：“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南元村一位郭姓大爺看得著了迷，散戲後迷糊得連家也找不到，這在後來傳為佳話。
1956年，張存亮擔任河曲縣民間藝術團的團長，次年奉命帶藝術團進京會演。當時打的是“山西團隊”的招牌，實際上還是以河曲為主，有李有師、李發子等人，和張存亮一樣，都是二十出頭的“娃娃兵”。這些“娃娃兵”在“全國第二次民間藝術會演”中一鳴驚人，二人臺《珍珠倒捲簾》，民歌《推船號子》、《打藍調》、《拜大年》等都獲得了觀眾的好評。張存亮既是領隊，又是領唱，自然在其中大放異彩。現在回憶起來，張存亮還激動不已：“當時周總理和朱德委員長也看了我們的表演，還和我們照了合影哩！”這張合影至今還在，可惜當時條件有限，一張不大的黑白照片上硬上安了幾百個人進去，實在分不清誰是個誰，這讓張存亮頗為遺憾。
四、追根溯源尋找二人臺原始風貌
張存亮的一生都沒有離開過河曲民歌、河曲二人臺，連最傳統的劇目《走西口》，他都要深挖出來剖析一番。
據他說，咸豐五年的時候河曲根本沒有遭過水災，所以《走西口》的故事應該是虛構的。不僅如此，那個時候還是走西口貿易最為繁榮的時候，不少河曲人到口外做生意，發了大財，成了富戶。有何為證？張存亮馬上背出一段河曲古縣誌上關於記載走西口起源的“自康熙36年，聖祖仁皇帝特允鄂爾多斯之請以故河保營得與蒙古交易……”張老的年齡接近我的三倍，但他背誦這段話的時候語速極快，幾乎沒有標點符號，語氣也極為肯定，這讓我對他肅然起敬，甚至疑心他是不是將有關的歷史都給背下來了。照這樣說來，康熙36年開通河曲與蒙古的交易之道，到咸豐五年，期間經歷了150多年，確實應該是經濟流通發展的順利的時期。至於當年是否遭過水災，這個我倒是不太清楚，不敢妄斷了。
為了尋找到相關的依據，張存亮在這方面下足了功夫。最後，他給出一個結論：蒙古人是歡迎河曲人走口外的，因為河曲人掌握著他們不會的種糜黍技術。蒙人愛吃酸奶泡炒米，其中的炒米原料其實就是河曲的糜子。所以，河曲人走西口，帶來了西口路上經濟的繁榮，讓不少河曲人都走上了富裕之路，蒙古人也得到了他們想要的種植技術，是一種互惠互利的行為。為此，張存亮還寫了一篇《河曲的糜黍文化與走西口》，專門論證自己的觀點。這樣說來，《走西口》不僅不是一部悲劇，不是血淚史，應該是一部奮鬥史、光榮史才對。
我想，或許是為了二人臺《走西口》的悲劇色彩能夠打動更多的觀眾，也或許是河曲確實經歷過“十年九不收”的年景，這樣的生活也確實給河曲人留下了濃重的悲傷和痛苦，所以河曲人才把這個二人臺寫得如此哀婉動人吧。
《走西口》這個劇本發展至今，基本已經定型，其中有不少改動之處，張存亮對此也有自己的見解和看法。比如《走西口》原來的結尾詞是“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難留。手拉住小手手，送在哥哥大門口。”後人將其改為“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難留。止不住傷心淚，一道一道往下流。”新詞比舊詞似乎要更加形象一些，也更增添了幾分離情別意。但張存亮對此不太苟同：“按照河曲的鄉俗，送活人是不能哭的，哭就不吉利了，怎麼能寫流淚呢？”還有，劇本中寫道：“走脫二里半，擰回頭來看。我看見小妹妹，還在房上站。”現在有不少人質疑：“這純粹是胡說八道，走脫二里半了，還能看見房頂上的人嗎？”張存亮經過考證，發現河曲過去有個村子叫“二里半”，離走西口的渡口不遠。如果不要把“二里半”當作里程，而是當作地點，那麼，接下來的歌詞就完全可以解釋了：“一路簸箕彎，下了大河畔，西門口上船，丟下我命肉蛋。”
對於有些歌詞的改動，人們眾說紛紜，倒是仁者見仁智者見者了。張存亮對此也不是一味堅持，他只說，不管什麼作品，都講究個“推陳出新”，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變化，只要改得好，改得巧就行。1957年張存亮帶著藝術團去北京會演的時候，他也曾將《打藍調》中的“提水調”改了詞，其中那些“沒老婆的哥哥”怎樣怎樣的葷話，他終究是沒有將它們拿到臺上唱，而是改成了雅一點兒的《躥河灣》：“……河河水長灣灣多，一對情人唱山歌。山歌唱得清又脆，只想和你一對對。摘果果的姑娘山坡坡上，放羊的哥哥在河裡頭唱。”
阿寶唱河曲民歌的時候，也曾將男人外頭想老婆的詞改為大眾比較好接受的“人在外頭心在家，家裡頭丟不下爹和媽……”這樣一改，失去了河曲民歌的“酸味”，倒是變得大眾化了，也更容易被外界的觀眾所接受。
五、不能讓河曲民歌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
對於河曲民歌、河曲二人臺，張存亮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和感情。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的今天，他的腦袋裡依然裝滿了河曲民歌。面對著我們的鏡頭，他能把好多民歌整首整段地唱下來，如《打藍調》，如《推船號子》，如《捏軟糕》，如《三天路程兩天到》……談論起河曲民歌的時候，他手舞足蹈，滔滔不絕，似乎有訴說不完的話題；唱起歌來的時候，他眉飛色舞，神采飛揚，似乎又回到了巡鎮集市上的小舞臺，在為大家進行著宣傳表演……那一刻，站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位八旬老人，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藝術大師，他的一舉一動，一詠一嘆，都在向我們傾訴著他對河曲民歌二人臺的深深熱愛。
可是，千千萬萬個熱愛都無法掩蓋河曲民歌走向衰微的事實。張存亮嘆息著：“過去是遍地皆民歌，老百姓們隨便哪個都能來幾首，其中出類拔萃的好歌手也有不少。可現在呢？……”張存亮沉痛地搖了搖頭，“現在不是有個新詞叫‘草根文化’嗎？河曲民歌也是草根文化，可是，最起碼你也得有個根呀！現在的河曲民歌被搬上了舞臺，搬上了螢幕，看上去像是漲了身價了。實際上卻是脫離了群眾，脫離了基礎……唉，咱的河曲民歌二人臺有‘斷根’的危險呀！”
聽了張老的話，我們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靜，挽救家鄉本土藝術，這不是哪一個人的使命，而是所有河曲人的任務呀！我問張老：“您覺得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挽救這種藝術瑰寶呢？”張存亮老師肯定地說：“讓專業文藝者下鄉，普及河曲民歌二人臺！”他把手一揮，激昂地說：“沒有普及就沒有提高！只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之後繼續普及，這樣河曲民歌才能在河曲這塊土壤裡得以生存，進而開花結果！”
張老回憶起他年輕時候下鄉搞宣傳的經歷，他說：“我過去文化水平不高，人們抬舉說我‘張存亮唱得不賴’，其實我全憑下鄉跟上老歌手、老藝人們學習哩。群眾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夥兒都懂唱，也就知道誰真正唱得好。”張老搖著頭，一邊“嘖嘖”地咋舌，一邊感嘆：“就比如說那時候的‘串話王’李法子，唱那《種洋菸》，誰也敵不過他！又生動，又利索，群眾們聽得喜愛得呀……”說著，說著，他的聲音漸漸低沉下去了，“可惜，好多老藝人現在都不在世了……”
張老還舉出了歌星阿寶的例子。阿寶不光唱山西民歌，唱陝西、內蒙的民歌，還跑到南方去學南方小調，走到哪兒學到哪兒，博採眾家之長。他的老師，就是每個地方的民間藝人。張老說：“我們的藝術也應該像過去一樣普及山區，人人都會唱，人人都愛唱。我們的藝術家也應該紮根群眾。脫離了群眾生活，是唱不出那個味道的……”
因為年齡所限，張存亮是再也不能親自參與這“普及民歌”“紮根群眾”的生活了，但他鄭重地說：“我的生命屬於河曲民歌、河曲二人臺，這一輩子，我都離不開它們。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河曲民歌消逝於歷史的長河之中。在我的有生之年，我還想盡我所能，為河曲民歌二人臺貢獻出自己的所有力量！”他是這樣說的，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他一生的經歷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他與河曲民歌的不解情緣。他的生命為河曲民歌閃光，河曲民歌因為他得到更加廣泛的延續，二者相依相存，再也無法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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