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
總會留有前人不懈的作為
縣衙舊址大門口之古槐
廣靈縣在明清兩代有記載的五百年間，共一百多位縣令“知廣靈縣事”。《廣靈縣誌·清》合訂本《秩官志》記載著自明·洪武十六年（1383），葉時茂任廣靈縣令以來，至清·光緒六年（1880）楊亦銘等人繼任，這五百年間“知廣靈縣事”縣令的姓名，以及大部分人的籍貫、功名、任職年限，還載有少數任職者的政績、升職、評價等情況。《縣補志·秩官志》之後，在縣境的碑刻中，還存有光緒廿七年、三十年（1898）分別繼任的兩位縣令。這樣自1383年至1898年，515年間，共保存著116位廣靈縣令的姓名。
這百十位縣令來自祖國各地，他們的籍貫分別是：遼東、甘肅、寧夏、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廣東、安徽、湖廣、江西、浙江、河南、山東、河北、順天府。古代有五百里內不得任地方官的禁條，故而沒有一位山西籍的就任廣靈縣令。
明代任職的64 位縣令中：舉人23位，貢生28位，監生2位。有11位縣令未註明功名。舉人是當時每三年在省城舉行一次鄉試的考中者，以此作為一種出仕資格。貢生是生員（秀才）中成績資格優異而升入國子監的讀書者，意為以人才貢獻給皇帝。監生即國子監的學生，或由學政考取，或由地方報送，或經皇帝特許；後來捐錢也能取得監生資格。
縣令王利亨 書
清代的52位廣靈縣令中：有進士15位，舉人18位，監生3位，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共16位。進士是殿試考中者的專稱，殿試是科舉制最高級別的考試。恩貢是指遇皇帝登基或其他慶典頒佈“恩詔”之年，加選一次，入選者稱為恩貢。拔貢即由生員中擇優報送入選者，每府學二名，州、縣學各一人，每六年送一次。副貢即鄉試取入副榜者。歲貢即由府、州、縣學，每年由生員中選一人入國子監者。優貢即每三年由各省學政從儒學生員中考試入選者。“恩、拔、副、歲、優”時稱五貢，為清代科舉制度中五種貢生的總稱。“五貢”都算是正途出身資格。一等可充任七品京官，二等可出任知縣。
還有一個待考證的現象：在《縣誌》所載縣令名字截止時間——光緒六年之前，刻立於光緒元年的《重修石佛寺序》碑記中，署名有“欽加同知銜署廣靈縣正堂何選文”。“署”在古代官職中有“代理無本官的職位”之義，也稱“署理”。大概由於何選文當時是代理廣靈縣正堂，故而沒有載入縣誌秩官名錄。況且“欽加同知”為正五品官，屬於以上代下。
他們中任職時間最長的為十二年，最短的則不足一年。王根，安徽婺源人，道光三年任縣令；當年便由楊作梅接任。任職一年的16位，任二年的20位，任三年的13位。任職3年以內的共計49位，佔到總數的43%。在位達十二年的共有三位，分別是王利享（嘉慶十四年1809至道光元年1821），李士武（道光十七年1837至廿九年1849），馬兆科（咸豐八年1858至同治九年1870）。
禁伐林木告示
這百十位縣令在廣靈留下了較多的蹤跡，《縣誌》和碑碣中記載和刻錄著他們的作為。據初步統計，共有43位縣令，留有63條信息，內容涉及政令、作為、品行、政績、評價、升遷、祀所，等等。他們中有三位主修、續修、補修《廣靈縣誌》，後人統編為“清˙合訂本”。
李煥鬥就任縣令的第六年，即康熙乙丑年(1685)主持完成了《廣靈縣誌》修鐫。他在序言中寫到：“於生員王所州家得勝國之殘篇，續以近代之軼事，參與考訂，……次第成帙，分為十綱，列為六十目，書成。”後人為其撰《傳》曰：“李煥鬥，進士，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人。康熙十八年任。清廉公正，平恕有容。議革議興，實心可資天地；請蠲請賑，慈衷務，濟蒼黎。士民鹹服，遐邇共仰。”
郭磊，進士，河南商丘縣人，乾隆十二年任。其曰：“餘承令廣靈，甫下車，即取廣靈縣乘閱之，……乃知出自前令李公之手，已周甲子矣。時即欲續纂之。”於乾隆十九年（1754）纂成刊行。《縣補志·秩官志》載：“考郭公在任時，清勤自矢，有政聲，曾建‘恤儒倉’，並勸諭民間立‘恤族倉’，以備荒。凡地方之利弊及關係分化之事，多所講求，志書即其纂修焉。去任後，民共思之。”
楊亦銘於光緒辛巳年（1881）纂修完成《廣靈縣補志》。卷首載有“纂修補志札文”，札文令“各州縣誌書，亦須一律修輯。……查明原修志書以後應載各事實，另修補志一冊，即照原分門別類，挨次編纂”。楊亦銘，優貢，河南商城人。光緒六年任，第二年便主筆完成《補志》，效率之高，令人讚歎。楊亦銘為補志作序，寫道：“修補之事，誠不容緩。……所得事實，即於分門類續入；無則闕之，纂成之書一冊，體例一遵舊章，不敢妄為增刪，……而秉筆之事，群推讓亦銘。”
廣靈縣令中，有9位祀於名宦祠，其中明代4位，清代5位。清代有兩位縣令的經歷耐人尋味。焦恆馨，恩貢，廣平雞澤縣人，康熙五年到任。在四年的任期中，多有作為，也曾被“詿誤”，即被別人牽連而受到處分；朱彝，進士，浙江桐鄉縣人，康熙九年到任，任內“作養學校。撫愛窮黎”，曾受“左遷”，即被降職。而這二位逝後，均祀名宦祠，可以想知其後來均有發奮之為。桂林，歲貢，石埭人，明·天順年間任，其作為載於《府志》。
廣靈縣令中有4位晉升了職務。喬密，舉人，同州人，隆慶六年（1572）任，萬曆五年（1577）升任霸州刺史，祀名宦祠；範發愚，進士，河南懷慶人，順治五年（1648）任，順治八年（1651）升任江西道，祀名宦祠；石篤生，舉人，山東長山縣人，順治十三年（1656）任，康熙五年（1666）升任廣西西隆知州；張鳴珂，舉人，陝西同州人，康熙十一年（1672）任，康熙十七年（1678）升任河南府景州知州。
卒於官任的縣令有兩位：杜汝浮，歲貢，永年縣人，順治三年（1646）到任，“剛方不阿，堅守清操”，順治五年卒於官任，祀名宦祠；劉墨莊，拔貢，甘肅武威人，《縣補志》載：“道光十三年任，適逢荒歉之後，集逃亡，興農業，俾地方起色。操守清正，剔弊尤嚴；教育人才，一時文風丕振。”道光十七年（1837）“卒於官，身後蕭條，士民感之，集資送柩歸。”事蹟確實感人。
縣令判文
《清史稿·秩官志》載：“府轄縣，知縣一人，正七品。職權：掌一縣治理，決訟斷闢，勸農賑貧，討滑除奸，興養立教。”縣令作為一縣的行政長官，負責縣境內治安、生產、稅收、兵役、地方祭祀；傳達御旨、陳情上奏、緝拿盜匪、有關民生之事幾乎全都涉及。縣官像是一縣之家的大家長，人們稱其為“父母官”，似乎也不無道理。幾百年來，不少縣令參與了縣境內眾多寺、廟、祠、壇的新建或重修及祭祀活動，現存石刻中有16通碑碣中分別留有了他們的名字以及作為。
縣衙就位於城內東側中部，佔地四十多畝。現在僅存當年植於縣衙門口的兩株大槐樹。槐樹是特產於中國的古老樹種。數千年來，中國人形成了崇拜槐樹的文化現象，視槐樹為科弟吉兆，與書生舉子相關聯，是吉祥、福瑞的象徵。兩株大槐樹東西向排列，樹高15.5米，株距一丈八尺，胸圍3.7米，樹冠6米多，現在依然枝繁葉茂。這兩株古槐的堅守，見證了漫流在槐樹枝葉枯榮輪迴中的縣令故事；記錄著鐫刻在槐樹軀幹斑駁表皮上的歷史歲月。
縣衙內後部偏西的一處四合院是縣令一家的住所。三間正房是居室，一堂兩屋，屋內設土炕，方磚鋪地，麻紙糊就的頂棚，糊紙的小方格木窗，雙扇對掩的木板門；東、西廂房各三間；三間南房正中那間是出入的過廳。這處住所除了開間較寬，其餘形制與當時的民居無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拆除時發現所有房屋內，均是牆內立有木柱的土坯房。縣令的書房位於相對的東側，名曰“茂榆堂”。
認真閱讀《縣誌》記載的信息，仔細梳理碑碣中的刻記，多方收集遺存的散亂資料，可以拼接出明、清兩代五百年間，百十位縣令在廣靈大地履職的輪廓。
一、決訟斷闢 刊發判詞告示
依照律令，決斷訟案，維護秩序，治理鄉民，是縣令的日常公務。七品縣令，驚拍堂木，“威武”升堂，當庭斷案，是眾多文藝作品塑造的縣令形象，已經在民眾中留下了普遍且深刻的印象。五百年間，廣靈縣令肯定也曾審理過眾多訟案，而今僅僅在碑刻中留下一些記載，有產權判記，有禁賭、禁濫伐樹木的告示，還有民事糾紛調解結論，等。
《千福山廟產權判記》清·嘉慶元年（1796）立，縣令朱休度撰文。碑文載：“正堂硃諭千福山會首並住持僧等悉知：照得千福山重建恆嶽行祠，為闔縣祈神禱雨之地，關係甚重。”朱休度以斷案判決之方式，將平水城村南臨河荒灘地共一頃八十畝，判與杜廷元、任顯等租種，每畝酌收租息，暫充延陵書院修葺房屋之費。後又改撥千福山廟，作為香火及修葺神祠之用。“除以將諭紙及判語付山寺收藏，茲合行將改撥緣由勒石，永遠垂後。”碑中存有二百年前廣靈城郊的地價及地租數量：任顯等租地一頃，每年每畝谷租九升，共租九石整。杜廷元租地八十畝，每年每畝谷租九升，共租七石二斗整。千福山底陸地十五畝，糧銀五分加丁在內，賣價六千文。
縣令丁惟晉於光緒二十四年（1888）撰文立碑存記，判定白家墳村中蓄水池潢的使用及池潢邊上柳樹歸屬：池潢乃“該村蓄水供飲之區，不能不判歸於村。……池不得刨掘填淤，樹不得砍伐售賣。”碑中就記載著白家墳村的來歷：“東臺村白氏，廣邑之巨族也。其先人於前明年間，有官竹溪縣者，歿而葬於城北土岺南坡，後遷徙於此，遂成為村，因名之曰：‘白家墳’”。
《調解輾渠糾紛碑》記載了作疃西堡村，“宣統元年二月間，戲樓中將演戲酬神，忽然渠水將戲場道所衝，男女不能行走，”引起糾紛，典輾人“口出不遜之言，乃與會首人等逞兇。如此危險，難以辦理神戲。事出無奈，只得稟控普天案下批候。餙差彈壓，傳案訊究，差役執票到村。未經堂訊，……兩家和息，具結完案。”碑中不僅記述了案發、稟控、傳訊、和息的過程，還記載了用水順序和使碾磨面收費價格：“掌輾使水一事，仍從古制而行。先以養育生靈，次以灌溉種植，終以餘水輾動。其於磨面，先磨於本村，然後及於外村，不許輾主令外村佔磨，亦不許日後增價，仍從舊日：磨粗麵者，每斗大錢五文，磨細面者，每斗大錢拾文為限。”
縣令馬兆科在任十二年間，刻立三通《告示》碑記，有兩通立於聖佛林山寶峰寺，內容均為禁濫伐林木。“示仰該縣紳民係僧人知悉；嗣後該寺遇有修理工程要用，須邀同經管該寺紳民稟縣勘估數目，於樹林稠密處，選擇伐用。民人僧人倘敢不遵禁令，再行私砍，許互相呈控，以憑嚴究。”“倘有鄰近樵採與本村人民偷砍樹株，許該會首等據實指名具稟，以憑實辦。本縣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勒石寶峰寺”現存洗馬莊的《禁賭告示》碑，先陳述賭博之危害，又開列禁賭措施，最後告示處罰辦法，意在以此舉禁戒賭博，淳正民風，安靖地方。
二、徵收銀糧 足額上解起運
核准田畝，依地徵糧，清查人丁，按丁徵銀，是縣令的任內職責。賦者，在古為粟之徵；役者，在古為力役之徵。清代，田賦和丁役均按銀兩計徵。《縣誌》載明：自康熙廿二年（1683）至光緒六年（1880），二百年間廣靈全縣通共徵收銀兩，均為9200多兩。徵收賦役的名目繁多有：田賦銀、丁徭銀、牛犋銀、士兵銀、解部銀、內匠價銀、賓興銀，等。
田賦稅糧中包括馬草、地畝、驛糧三項；當時地分上、中、下三等。上地每畝徵銀：地畝九釐，馬草三分，驛糧一分五毫九絲九忽，計數精確到以“兩”為單位的小數點後五位。上等地每百畝共計徵銀4.9599兩。中等地每百畝徵銀4.0066兩，下等地每畝徵銀2.8767兩。
人丁又分為六等，分別定量徵銀。中上丁每丁徵銀1.4兩，中中丁每丁徵1.0兩，中下丁徵0.66兩，下上丁徵0.46兩，下中丁徵0.26兩，下下丁徵0.13兩。歷年開徵的稅種還有：房田稅、商稅、畜稅、缸房稅、牙稅、當稅、菸葉稅，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縣共徵銀9224兩，其中田賦銀佔64.3%，丁徭銀佔17.2%，士兵銀佔10.7%。分別向戶、工各部起解銀錢6930.2兩，上解銀佔總額的75.1%。乾隆十八年（1753）共徵銀9254.3兩，起解銀錢7444.3兩，佔到80.4%。乾隆十年，廣邑始行“攤丁入畝，”每畝攤入丁銀一錢六分四釐二毫一忽六末二先五沙八成五渺一埃（0.16421625851兩）。這樣的繁縟的計算，令人稱奇，不過可以使我們瞭解古人進行銀錢的結算時的計量名稱，“兩”之後，依次還有十一個計量單位。
道光三年（1823），“廣邑丁糧全歸地畝矣。”這樣就促進了人口的繁衍。康熙五十年（1711）廣邑“實在徵賦人丁”2653丁；光緒六年（1880）境內城關四鄉共有11241戶，72550人。光緒六年，通共徵銀9258.2兩，起解銀錢8006.2兩，佔總額86.4%。經歷近二百年間，廣邑向工、戶各部押送解運賦役等項銀錢增加了1076兩，比例上升了11.3個百分點，由75.1%升至86.4%。
縣衙存留的賦役銀錢以及各項稅銀，用於俸祿、養廉、役工、食用，祭祀、繕修，驛站，繁費，等，縣令每年俸銀四十五兩，養廉銀八百兩。光緒六年，縣衙內有門子、馬快手、禁卒、皂隸、民壯、捕役、更夫、傘扇夫、庫子、鬥級、轎伕、鋪兵、門斗、齋夫、膳夫等。以上役夫人等共計102人，實支工、食銀共640.8兩。
三、討滑除奸 致力守土安民
討伐狡詐，剷除不忠，維護綱常，嚴防暴亂，是縣令的履職責任。他們都要堅固城池，加強防守；剿滅叛逆，旌表忠義；也要發佈不同內容的“告示文”，表明指向，引導民風。
廣靈地處農耕民族與遊牧部落交錯融匯地帶，城池防守顯得尤為重要。縣誌記載：廣靈土城，肇於後唐·莊宗同光二年（924）。明·洪武十六年（1383），知縣葉時茂重修。之後，有六位縣令相繼重修，“砌石甃磚，周圍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六尺，堞六尺，腳闊三丈，頂闊一丈五尺；垛口四百七個。門樓二座，各三間，高二層；角樓四座，鋪樓八座；重門二座，南曰‘景陽’，北曰‘永安’。”城壕之深、闊俱三丈。解放前夕，航拍圖片顯示，廣靈縣城呈正方圖形，這樣城牆的邊長為135丈，等於450米。縣城佔地面積20.25萬平方米，摺合303.75畝。
順治五年（1648），廣靈發生了“攻圍縣城”之變，“縣令範公發愚以大義勸諭士民，晝夜捍禦，與城存亡。”範公潛縋壯士仝觀吉，赴大同府英王麾下請兵剿滅。時往返未及三日，行五百里。賊遂平。縣誌載有《仝義士傳》、《周義士傳》。
多位縣令任內頒佈多項“告示文”，讓鄉民知曉所推崇或所禁之事。《節儉示》“示諭士民人等知悉：乘此豐亨之年，務以切戒豪奢，珍重谷粟，多有積攢。即稍遇凶年，亦可保聚一家骨肉，不至流離失所。古者，三年之耕而有一年之積，九年之耕而有三年之蓄，無非節省留餘，以防不測之時。所謂‘有備則無患’也。”
《戒賭示》“示諭城關八里士民人等知悉：各宜自保身命，力改前轍。勤力農牧，多種幾畝地，多收幾鬥粟，即可保養一家生命。而賭博一途，視之如火之焚身，如坑之陷人，遠避三舍，以免此橫禍，方為良百姓。上不敗祖父之家，下不貽妻子之辱。如敢仍前聚賭，或被場中人告發，或被旁人出首，拿來審實，盡法重處，依律枷示不恕。”
《禁輕生示》是針對“動則輕生”而專門頒發的誡勸告示。告示從正反、陰陽諸多方面闡釋了輕生之不可取。特別是利用當時人們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引用佛家之言：輕生者脫輪迴，不享祭祀，無所依歸。以此誡勸民眾慎勿輕生、珍愛生命。這樣宣告，符合當時人們的心理認知，使人易於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增強說服力，擴大了影響力。
縣令李煥鬥還編寫《勸民歌》：“勸吾民，仔細詳，勤種地，早完糧。安故土，莫逃亡。愛兄弟，敬爹孃。守本分，勿竊攘。息爭訟，睦鄉幫。戒賭博，勿貪狼。思忍讓，勿逞強。教子弟，勿飄蕩。恤鰥寡，濟年荒。省浪費，保家方。聽餘言，心勿忘。天福爾，免桁楊。若背斯言不省悟，難逃五刑與三章，大家黽勉相遵守，自然樂業永無疆。”這些告示文，體現了我國古代儒家學說極力推崇的“仁者愛人”觀念，是封建社會良吏的親民作為。
四、興養立教 力行修廟辦學
振興修養、確立儒教，倡導民風，推行教化，是縣令的價值取向。他們遵從“廟學合一”的古制，建廟以尊孔，興學以教化；多位縣令還主持、參與縣境內多座寺、廟的維修興建，並捐錢、物；有的還出示文告、留有墨跡，採用多種形式宣揚儒家倫理綱常和道德標準。
《縣誌》載：“文廟，在縣城西北隅。洪武初，縣丞趙自立創建。弘治乙卯（1495），縣令程公觀重修。嘉靖、萬曆中，屢加修葺。康熙五年（1666），焦公恆馨重修。前為欞星門，左‘德配天地’坊，右‘道冠古今’坊。門內泮池，上跨磚橋，池中李、杏樹各一株。橋北為戟門三間，中為大成殿五間。東西兩廡各五間，殿後崇聖祠三間，戟門左右，名宦、鄉賢、忠義祠各三間。”
《增修廣靈縣文廟記》刻立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碑文記載：明代有五位縣令建、修文廟；清代道光七年（1827）之前，有四位縣令組織增建、修葺。“廣靈文廟，四鄰封稱巨觀矣。”“大成殿為間凡五，深四丈，廣六丈，高如廣之半有奇。木佩青碧，瓦飾琉璃，宣立配哲，悉數塑像。”
縣令參與寺廟建修的作為，在碑刻中留有記載。明代，李貢嘉靖十六年主持重修福智寺；魯師曾嘉靖二十九年主持新建北嶽行祠；馬應明嘉靖四十三年主持重修寶峰禪院；張理嘉靖四十五年主持建修崇慶寺；劉審問萬曆十一年主持重修邑厲壇，並書寫碑文。清代，咼正儀康熙十八年主持重修西照寺；韓銓乾隆八年主持重修金船寺；朱休度乾隆六十年主持創建關帝文昌廟、嘉慶元年主持新建水神堂文昌閣並捐施，意在“扶綱常亦以培文教者也”；王利亨嘉慶二十一年主持重建雙泉寺；李士式道光二十五年主持重修社台山龍神祠。
九位縣令為修建寺、廟、祠、閣捐施：郭磊乾隆十六年為千福山寺施銀五十兩，並撰寫碑文；柴蓁乾隆三十五年為福智寺施銀五十兩；朱休度嘉慶元年為水神堂文昌閣施銀七千文，施檁柱三十條。光緒元年署理廣靈縣令何選文，為石佛寺施銀二十兩。
杜垣雍正二年（1724）任縣令後，於縣治南隅創建書院，取名“延陵書院”。縣城內曾建有兩處義學，李煥鬥康熙十八年任縣令後，在南關借地置義學、建書舍五六間，捐俸延師，聚兒童習業。李煥鬥還刊發《勸學示》：“為再行召募兒童習業，以廣教化事：城中設立義學，召集遠近幼童十餘人，負笈習業。雖不能遍行教導，亦聊以示倡率也。”
劉務純於同治十一年，在聖壽寺大門內純陽宮設義學，用貸於缸行所生利息，作為延師之需，每年生息錢五十千二百五十文。書院與義學所教的內容，均為儒學，意在以此興養立教。
五、勸農賑貧 重視興業救災
勸勉農耕，祈禱豐收，賑濟災荒，體恤商賈，是縣令的愛民之舉。他們都希望任內平順，四時調和，五穀豐登，六畜藩殖，虜盜消除，黎民富庶。他們立倉儲、勸捐賑、免課稅、修石橋。雖有所作為，但更多的是寄託於天地神靈。祭祀之，祈禱之，力求“下保黎庶樂業清平，祈四時而無難無災”。
郭磊於乾隆十六年（1751）撰文記述祈雨：“乾隆丁卯，餘承令廣邑。次歲，雨澤愆期。歷禱境內山川，迄無一應。眾以千佛山請，遂具牲醴，率眾陟此之顛，為文以祭。……今特具牲，率闔邑士商人等，長跪致告：廣邑地瘠民貧，猶知好善。如雨晹時若，年歲豐登，士人願捐資，重修廟貌。”朱休度任內“年年禱雨水神堂。”《縣誌·賦役》載：每年留存“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八蜡等壇，祭銀二十四兩。”
清代縣令於縣境內設有常平倉、社倉、義倉。在縣治前東偏，內設倉厫二十二座，共二十九間，可儲倉谷一萬一千石。據載：光緒五年（1879）冬，三類倉共計實存一萬一千一百石九鬥四升五合九勺。依十進制計量測算，一石容量等於穀物三百市斤，一勺則等於十毫升的容量，為穀物約三錢重。紙面上這樣精度的記載，不知與實物能否相符。倉儲穀物，若遇借放，秋後照秋收份數，確定免除或者加息後的穀物數額，歸還之谷，用以賑濟災困。
《捐米賑饑碑記》載有道光十三年（1833），縣城在城隍廟設廠放粥之舉。當年二月始，至四月十五告竣，“煮粥開放，就食者日增三千餘人。”“賑米十日，屆期裹米而去者，復計四千餘眾。”
《又勸捐米賑饑碑記》刻記光緒四年（1879），縣令艾濟美面對天旱欠收、赤地千里、鬥米千文的饑饉災象，實行銀米並捐。“未兩月，而得銀若干，米二百石有奇。”“既又米貴而茭子賤，因易得茭子三百六十石，分存各店。明年正月，先審明各村莊極貧之戶，按名散給領票，於三月上旬在城隍廟分放。公與同城文武諸公，親督其事，以防侵漁。”
韓銓於雍正十一年（1733），針對水神堂“每年六月十三日，龍母聖誕之辰，里民獻戲。因為商賈鹹集，其會頗盛。然而客商猶苦課稅之徵，每有裹足不前”的狀況，而實行“撫卹遠商，免徵課稅，諭令各商，隨意捐輸，以充常住公用。遐邇聞之，莫不感頌韓公之公德。自此以往，聚會日隆。”
韓銓還於乾隆五年（1740）主持“重修廣濟橋”，“使之易根深石固，可保永遠無虞；檻穩頂平，自爾往來攸利。不惟本村士庶鹹歟乎坦途，抑且四方行人共免於病涉。”
張星煥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主持創修洗馬莊南石橋，此地為四達之衢，行旅往來，車馬輔輳，殆無虛日。而因山溪橫流，致使車馬坐困，張公便：“廣為佈告，想仁人君子，其曾出入是途者，必為爭先佈施；即端居好善者，亦必樂為勷助矣。”他日橋成，利於人員往來，經濟交流。
縣令中，也許還有更多賑災救貧之舉，或許還有不少興業勸農之為，但我們還未見到有關史料之記載。
五百年間，百十位縣令相繼知廣靈縣事。他們大多用心經營在任職位，修城池、斷訟案、收田賦；他們設方教化邑內民眾，建書院、設義學、立牌坊；他們多次描述境內習俗，狀地貌、贊邑民、評民風；他們著文記載施政業績，修志書、發告示、定鄉約；他們也深情留戀廣靈大地，詠八景、褒物產、賦別離。對於這百十位縣令，憑藉僅有的資料、信息，我們很難窺其全貌，也無法進行總體評價。但是，經過仔細梳理《縣誌》中的資料、認真解讀碑刻上的信息，我們可以大致上感知到他們對於廣靈大地的付出，也可以多角度體味到他們對於廣靈人民的情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許，這些會引起我們更多的回想、感慨、反思與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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