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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阿多諾之言與其說是對詩的宣判，莫不如說是對人禍的自慚形穢，一種倖存者或局外人面對死難時對生的慚愧，縱使他後來改口承認詩作為表達的合法性(如受刑者尖叫的合法性)，但仍然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而詩不僅僅是一種主觀的表達，也需要是一種客觀的證詞，所以策蘭對這句宣判進行了反宣判。
歷史應該是客觀的。詩也應該是客觀的，雖然它被以主觀的方式寫出。那麼，在主觀和客觀之間，詩人應該如何行動？德國作家溫弗裡德·塞巴爾德（1944-2001）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信的方法。
在長篇小說《奧斯特利茨》中，奧斯特利茨作為種族屠殺下的遺孤和倖存者，實質上是一個“被動的人”，這一被動的身份，將他作為戰後生者的主動性取消了，他便像是一個被放置在屋角的廢紙簍，無可選擇地儲存著屠殺及其惡曾經存在的證據。他看似主動追索身份的行動，彷彿源自天然的合理的內在動機，其過程不斷揭示著記憶的客觀性，但這實際上是“證據”的客觀性。而記憶本身的主觀性意味著對歷史的遺忘。
德國作家溫弗裡德·塞巴爾德
對客觀(歷史)的“遺忘”，被奧斯特利茨主觀的“記起”重新發現，這就是塞巴爾德的敘述方法，在主動追尋身份和被動承受身份之間，塞巴爾德建立起滋生張力的溝壑，用《奧斯特利茨》這部小說使奧斯維辛之後仍然“野蠻地寫詩”的文學，因為智性的冷靜的力量而不再尷尬，讓書寫痛苦從身處野蠻的困境中走出，回到不僅合法而且必須的位置。
塞巴爾德將照片注射到小說的文體之中，以照片/攝影的紀實性(證據性)取消虛構和非虛構的界限，再通過彷彿不可靠又彷彿可靠的間接引語(全書數百次的“奧斯特利茨說”)，進行“名詞性”的口述史敘述。名詞性，就是通過寫作，給那個不能被遺忘卻正在被遺忘的歷史命名，而命名是一個需要主語的行動，塞巴爾德於是在奧斯特利茨之外設置了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我”站在奧斯特利茨身邊，聽其追述、看其尋索、歷其生老，並將這所聽、所看、所歷轉述給我們，這轉述就是在完成對奧斯特利茨這個虛構的客觀被動者的命名，也就是對那一段歷史的指認。
搖晃在記憶的主觀性和身份的客觀性、非虛構的必須性和虛構的方法論之間，《奧斯特利茨》這部小說供述了穩定、可信的沉鬱證詞，而當虛構也成為可信的、深刻的證據，我們應該醒悟到，歷史在人類的內心刻下了多麼深的痕跡。
塞巴爾德沒有阿多諾的優柔寡斷，因為他明白並直面自己的身份：不可動搖地源自大屠殺歷史局部的身份，他理解並相信文學的準則之一便是不迴避真相，而文本的迂迴只是一種美學的選擇而已。他明白，在美學之上，更重要的是真實，以及，良善並不是膚淺地等同於憐憫。一個嚴肅的作家，如果囿於憐憫，就只會成為無用的、抒情的懦夫。因此，如果真相正是悲劇本身(而真相的確幾乎都是悲劇的)，那麼就應該直接地撰寫悲劇，這是文學在古希臘時就已確證了的法則。
《奧斯特利茨》
溫弗裡德·塞巴爾德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新民說
我們應該感謝塞巴爾德的不迴避，因為即便策蘭們已經成為歷史，而我們毫無疑問仍是歷史序列所創造的人。我們不可能站在歷史之外，我們不可能因為不記得、不知道曾經發生的事就成為無辜者、無關者，我們永遠都是這個族群內部的關係人，我們即便不在彼時彼處，卻仍在相同的災異的邊緣或腹地。
在戰後德語文學的真實性、可信性上，塞巴爾德比君特·格拉斯的“但澤三部曲”走得更遠，後者在敘述美學上仍然顧慮著、雕琢著浪漫主義窗幔的柔光，而事實上格拉斯對於自我的指認也是遲遲才得以做出。塞巴爾德無疑更加直接，他毫不迷戀讀寫間隙之間的喘息處或安全屋，而是直接拋去了幻想、寓言、童話、魔幻現實主義等等工匠的刻刀，直接將冷練的敘述砍在文學和歷史的對照體上，同樣的道理，他也因此比荒誕派、存在主義更加簡練有效。
因此，塞巴爾德的《奧斯特利茨》才是奧斯維辛之後真正的詩的冷光源，它獨一無二，它的力道逼近歷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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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特利茨》
[德]溫弗裡德·塞巴爾德 著
刁承俊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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