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電視劇《因法之名》熱播，編劇趙冬苓：“用平反冤假錯案展示中國法治進步”
大型法治題材電視劇《因法之名》在北京衛視開播以來引發觀眾熱議。這是國內第一部反映平反冤假錯案的電視連續劇，根據真實案件改編，情節由淺入深，震撼人心，全面展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進步與發展。中國文聯原副主席、著名評論家李準評價：“這是目前看過的法治題材創作中最新、最有話語權的作品。”
憑藉《激情辯護》《上學路上》《中國地》《紅高粱》等作品多次榮獲華表獎、飛天獎、金雞獎、白玉蘭獎的著名編劇趙冬苓，昨天接受記者郵件採訪，講述了創作《因法之名》背後的故事。
“用平反冤假錯案表現中國法治進步的過程”
記者：《因法之名》是國內首部反映平反冤假錯案的電視劇，作為該劇的編劇，您認為整部劇的核心內涵是什麼？
趙冬苓：因法之名，顧名思義，就是以法律的名義。我曾經很喜歡一部電影叫《因父之名》，也是平反冤案題材，這個劇名的靈感就是從那來的。這部劇其實是想通過一個冤假錯案的平反，來表現中國法治進步的過程。
記者：有很多影視界人士覺得法治題材太難拍了，您為何選擇啃這樣的“硬骨頭”？
趙冬苓：首先我本人比較關注社會問題。我一直認為中國社會的進步也要通過法治的進步去實現，而且我本人對法律非常感興趣。另外從我個人創作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我越來越不願意去寫特別安全的題材，就是在自己的舒適圈裡創作，我覺得這樣就失去了創作的價值。我這兩年寫的都是有很大難度的一些題材，我願意不斷地去探索、去挑戰，也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對社會問題真正有所反映。
剛接觸這個題材時我就知道難寫，但還是希望搏一搏，儘自己一份之力來記錄中國法治的進步。光故事大綱就反覆雕琢14遍，寫到第六稿時感到舉步維艱，好幾次都產生自我懷疑。像女檢察官鄒桐，怎麼把她寫得不僵硬、不教條、不臉譜化，我們做了很多嘗試，一稿一稿把她改出來。
“專業人士把關，確保劇本真實嚴謹”
記者：創作法治題材影視劇，要保證專業性、真實性和嚴謹性，為此您都做了哪些準備？
趙冬苓：一個是平常的積累。我覺得有不少人寫法治題材，或者寫和公檢法相關的題材，他們不大研究法律，是在瞎寫。比方說我以前看到有一部寫律師的電影，律師拿著對自己當事人不利的證據，說趕快遞給檢察官，我覺得這是笑話。最近我看了另外一部作品，律師同情對方當事人，這個是在律政題材裡邊應該是可以出戏的地方，但是你不可以跑到法庭上去為對方當事人辯護，這是基本常識出現了錯誤。另外就是要研究。《因法之名》裡面，每當說到罪行的時候，是適用《刑法》第幾條第幾款，我都要知道。甚至因為《刑法》在不斷地改，中間改了幾次，當案件發生的時候，適用《刑法》第幾版，是第幾條第幾款，我都要查清楚。像這種工作我做了很多。
記者：是否有專業人員對劇本進行把關？
趙冬苓：首先劇本完成之後要交到最高檢去審，他們一共給我一頁半紙的意見，還有大半頁是說哪個稱呼不對、哪一句話說錯了。拍完了以後又去請最高檢去審，後來我們又拿到公安部去審，可以說經過了專業人士層層把關。
“不願為迎合市場趣味而曲解現實”
記者：這部劇有原型，電視劇要加入藝術創作，在創作過程中您是如何把握尺度的？
趙冬苓：我一直是看問題比較客觀的人。討論劇本的時候還有人建議我，一定要把對立面寫成壞人，這樣觀眾才有宣洩的地方，但是我沒那樣去寫。這樣做簡單粗暴，不嚴肅也不負責任。
記者：相比於前幾年偶像劇盛行、IP大熱，最近現實題材回暖，《因法之名》也是一部具有現實社會意義的作品。作為編劇，您怎樣看待現實主義題材創作？
趙冬苓：我覺得現實主義題材創作主要體現在創作者的價值觀、立場以及能否反映社會和人性的本質。如果為了迎合市場趣味而曲解現實那就失去了創作的價值。生活當中充滿了矛盾，充滿了衝突，充滿了不得已，充滿了種種不美好，也充滿了種種美好，如何把這種東西表現出來，我覺得這才叫現實主義——就是去剖析現實存在的問題，然後又滿懷理想去表現這個東西。 本報記者 邢虹
李幼斌：
“不能把李雲龍的脾氣
帶到葛大傑身上”
一部《亮劍》火了“李雲龍”，很多劇中截圖至今還是網絡上流行的“表情包”。而對演員李幼斌來說，這些都和自己無關，只是繼續踏踏實實地演好自己的戲。這次在《因法之名》中，李幼斌飾演經歷波折人生的“雙面”刑警葛大傑，在工作上功勳卓著，卻親手辦了一件錯案，也給受害人帶去了不可磨滅的心靈創傷。
“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性格，演員有不同的思想、經歷、特長、興趣，所以演員和角色之間的關係應當客觀來看待。”李幼斌在接受記者郵件採訪時表示，他一直習慣於嚴苛按照劇本來表演，“想要塑造好一個角色，就必須全面理解劇本、剖析角色特徵。比如這次飾演的是一個刑警，首先他的眼睛是非常銳利的，我就要這番特質加入到我的演繹當中，眼神起碼要犀利，總不能把李雲龍的脾氣秉性帶到葛大傑身上。”
一向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他，對這次的表現仍留有遺憾，“看到電視裡的自己，我覺得做得還不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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