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大明權力場》 出版機構：臺海出版社
永樂一朝，皇帝任用的文官皆是前朝位卑沒有得到重用的。這些文官大多沒有什麼個性化色彩。在強勢的永樂皇帝面前，無論是立儲，還是北征這樣的事件，這些官員大都是以極其式微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洪武、永樂兩朝大都具備相同的特點，那就是這兩朝都是文官被壓制的時代。既然永樂一朝的文官跟洪武一朝一樣沒有什麼個性化特點，那麼我們對於永樂文官的關注還是從立儲問題切入。明王朝是中國的文官思想意識迸發的年代，但那只是明中期以後的事情。洪武、永樂兩朝文官具備後期文官性格特點的唯解縉一人而已。解縉的行為放在永樂時代叫“拎不清”。如果放在明代日後的歲月，解縉的行為根本算不上什麼。畢竟國初的政治環境大大迥異於明代後期。
解縉是江西吉水人，19歲那年得中進士。洪武皇帝非常欣賞解縉的才華，想把他培養成帝國的典範，好讓世人知道朱元璋手下也能出名士。朱元璋對解縉這樣的青年才俊也尤其喜愛。他私下裡對解縉說，朕與你“恩猶父子”。解縉對這句話當了真，實際上也確實是真話。
解縉開始上書指責朱元璋刑法過重、變度太繁，令人無所適從。應該說解縉的上書清晰的指明瞭洪武皇帝身上存在的問題。解縉的上書在沉悶的洪武王朝響起了一記驚雷。人們紛紛等著看解縉的結局。朱元璋對解縉的話並沒在意，因為洪武皇帝只是將此當作童言。事實表明，解縉頭腦極其機械。雖然這次朱元璋沒有處罰他，但他隨後又陷入跟地方官員扯皮中。他彈劾了一名官員，最後甚至發展到為李善長辯冤。朱元璋意識到如果任由解縉發展下去，解縉最終會跌入政治漩渦而毀了自己。出於保護解縉的考慮，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讓解縉的父親來京將解縉領回了家，並說10年後再用。洪武皇帝本想讓解縉歷練10年，希望這10年的歷練能夠讓解縉明白世事。事實證明，10年後的解縉依然不明白世事。
時間進入到了建文朝，解縉雖然重返官場，但依然得不到重用，只是以一微末小吏的身份存在於建文朝廷。才子的光環早已淡去，沒人會注意到他。燕王發動靖難之役後他的機會來了。由於在建文朝廷沒有得到重用，他無須為建文效忠。當朱棣進入南京城後，他很顯然會為新朝效忠。朱棣對於解縉這個才子的投奔歡喜異常，畢竟曾經的光環還在。
解縉在永樂朝是作為修書的儒生而存在的。無論是修《永樂大典》，還是重修《太祖實錄》，解縉都是最佳人選。但永樂一朝一直有一個陰影，一個懸在所有人頭上的達摩斯之劍，雖然沒有人提，但它時刻裝在所有人心中。它就是立儲問題。
洪武時代本來沒有立儲問題，立儲問題只是在朱標死後才凸現出來。後來洪武皇帝為了杜絕其他皇子覬覦皇位，最後嚴格按照宗法制立了皇太孫為儲君。而永樂朝剛一建朝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顯露出來了。朱棣一共有四子，第四子夭折，前面三個都是徐皇后所生，分別為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朱棣最喜歡的並不是皇長子朱高熾，而是皇二子朱高煦。朱高煦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像極了朱棣本人。靖難之役的四年朱高煦一直陪伴在朱棣左右，甚至數次相救朱棣於危難之中。
客觀的來講，朱高煦是比朱高熾更適合當皇帝的人選。他英姿勃勃，有戰場上的實戰經驗。如果他能當選，大明王朝的政治軌道必然繼續沿著洪武、永樂的模式繼續運行下去，中國的文官集團全面掌握朝政必然又被推遲。而這一推遲從歷史的運行結果來看無疑會延長明王朝的壽命。但這一假設在永樂時代就徹底結束了。無論如何，皇室的後世子孫不可能永遠從戰場中廝殺出來，帝國的政治權力必然還是會交到文官手裡。的確在這個奉行儒家體制的國度，皇位的平穩過渡才是第一要務。皇長子被閒置對於帝國來說的確是一件襂人的事情。雖然永樂皇帝取得皇位的方式違背了儒家原則，但當他坐在了這個位置上，他又不得不遵循這一原則。但他內心仍在猶豫。平心而論，他的確是想把皇位傳給朱高煦。面對這種局面，皇帝開始徵詢群臣的意見。
他首問的仍然是解縉的意見。對於這個問題，群臣顯而易見的是支持朱高熾，無論從倫理道德來講，還是從文官的利益來講都是如此，解縉自然也如此。但朱棣仍然在猶豫，解縉開始打朱瞻基的牌。
朱瞻基是朱高熾的長子，從小就相貌英武、體格健壯，長相頗似朱棣，能文能武。朱棣行軍打仗都將他帶在身邊。父親的羸弱使的朱瞻基很早就有一種危機感。他性格平穩、胸有城府，從不輕易表露自己的觀點。他的目光堅定、勇敢，他的意志決絕，他無疑是一個早熟的孩子。很多時候不是父親在保護他，而是他在保護父親。
朱高熾身體肥胖，走路不穩，需要太監攙扶。有一次朱高煦在後取笑道：“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朱高煦話剛說完，就聽見一個聲音說道：“更有後人知警也。”朱高煦扭頭一望，原來是朱瞻基。
永樂十一年的端午節，宮中射柳時，朱瞻基屢射屢中。當朱棣吟出“萬方玉帛風雲會”詩句的時候，朱瞻基隨即附和道：“一統山河日月明”。
對於這樣一位人物，他無疑是這個帝國最出色的繼承人，既優於前世君主，更勝於後世君主。不錯，朱棣的心中也是這樣想。但是對於朱棣來說，朱高煦似乎也是一個最佳人選。解縉不斷地在朱棣耳邊高聲叫道：“好聖孫！”這種叫喊似乎促進了朱棣下決斷的決心。但現在來看，朱棣選擇最終立長子的原因還是從政權過渡的合法性來考慮。立長不立幼的確能夠使我們這個國家保持他的穩定性。即使是最偉大的君主也不敢挑釁這一原則。它或許已經成了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存在的理由。
永樂二年（1404年）朱棣立朱高熾為太子，天下人終於安心了。但有一個人的心仍沒安，他就是太宗文皇帝—朱棣。
朱棣覺得自己虧欠了朱高煦。他希望通過其他方式來彌補。隨著朱高熾被立為太子，朱高煦也被封為漢王，就藩雲南。但朱高煦不願意去那個遙遠的邊疆，他寧願呆在南京。對此朱棣沒有說什麼。他一直有愧於朱高煦，朱高煦的這個請求並不算什麼。朱棣給予朱高煦比一般藩王更多的封賜，而且規格日益隆重，竟隱隱直逼太子。大學士們坐不住了，第一個跳出來的仍是解縉。
“皇上，你不能給予漢王更高的規格。這讓太子情何以堪啊！”解縉對朱棣說道。
朱棣聽了這話勃然大怒，立即將解縉貶去了交祉省。
解縉跟皇帝的關係似乎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在極短的時間內君臣關係為何產生如此大的鉅變，按說不好理解。其實如果把朱棣的內心世界理順了，那麼就好理解了。
雖然皇帝立長子為太子，但皇帝的內心很失落。他覺得有愧於第二個孩子，所以他千方百計地通過其他方式彌補。雖然朱棣接受了解縉的主張立長子為太子，但畢竟解縉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推手。可以說從立了太子這個時刻起，解縉就已經不容於皇帝。
對此汪廣洋有深刻的理解。他知道李善長是帝國的締造者。即使朱元璋想處理他，但這也是他們倆的事。即便汪廣洋扳倒了李善長，最終也會不容於朱元璋。所以裝瘋賣傻成了汪廣洋唯一的選項。但不幸的是他仍然沒有逃脫朱元璋的處罰。
從立儲那天起解縉就已經坐在了火山口上。只是他自己渾然不知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此人對於世事竟闇昧至此。如今他又說出這番話來，朱棣對於他的不滿終於總爆發了。
實際上朱棣對於解縉並沒有個人意見。解縉所說所作只是盡了一個人臣的本分，並無過錯。朱棣對於解縉的處罰，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那內心的惶恐。他因為沒有立二兒子為太子而感到愧疚不安。於是他把這種情緒發洩到解縉身上，以圖通過對解縉的處罰來使自己惶恐的內心獲得安寧。
事情並沒有結束。永樂八年，解縉進京辦事。恰巧朱棣北征不在京中，解縉跑到東宮跟太子進行了一番交談。他們具體談些什麼，歷史已經無從知曉。但我們知道的是朱棣從塞外回來後勃然大怒，立即將解縉押回南京，關在錦衣衛詔獄。
敏感的時局，敏感的兩個人，進行了一次敏感的談話，不由朱棣不猜想。實際上這個時候太子的日子也很難過。朱棣經常不在京中，一直是由太子監國。太子的行事風格跟朱棣大為不同，一直遭到朱棣的不滿。朱棣最忌諱的事情就是太子私交大臣，尤其是像解縉這樣處於風口浪尖的人。
解縉在錦衣衛詔獄中大約受到了拷打，拷打的目的是讓他交代同黨。朱棣明顯想擴大此案的波及面，給太子和群臣以警告。好在時任錦衣衛指揮使的紀綱是個文化人。他仰慕解縉的才華，才給予解縉特殊的照顧。紀綱經常向解縉請教一些文藝的問題。兩個人經常促膝長談。解縉在獄中作了一首詩：“手扶日月歸真主，淚灑乾坤望掖庭。身死願為陵下草，春風常護萬年青。”這首詩表達了他對朱高熾的認同，和那種融洽的君臣關係的嚮往。
所有的文臣，包括紀綱在內，都在尋找機會營救解縉。機會終於來了。永樂十三年解縉已經在獄中度過了四個春秋。這年的正月十五，皇帝與群臣在午門觀賞花燈時發生了火災。禁軍都督馬旺被大火燒死。群臣立即上書，建議大赦天下，以此沖銷此無妄之災。朱棣斜著眼睛看著這些官員。他知道他們想幹什麼。
指揮使紀綱把解縉的名字藏在赦免人員名單中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他期望解縉的名字不會被朱棣所發現。但這顯然是不成立的。朱棣看的就是解縉的名字。如果解縉的名字沒有寫上去，解縉還可活。因為拖到朱棣死去，到了洪熙朝解縉會被釋放出來，而且還會得到重用。可是這個名單一上去，解縉斷無活的可能。人生的很多東西需要的就是等待。
“怎麼解縉還在？”紀綱聽見的是這麼一句話。
紀綱的表情僵住了。他知道皇帝的話意味著什麼。因為被解縉一案牽連進去的官員，已經有五位死去。皇帝對於這一案的主角解縉還活著感到不解。
紀綱默默地回去了，準備了一桌酒菜與解縉痛飲一番。然後他扛著爛醉如泥的解縉來到屋外。他望著漫天紛紛揚揚的大雪。他將解縉放在雪地上，然後用雪將解縉活埋而死。大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的正月，我們的才子就在這樣一個大雪紛飛的季節凋零在南京的雪地裡。
立儲問題隨著解縉的死暫時告一段落了，朱棣那因為立儲而愧疚的心暫時得到了平靜。他隨後將朱高煦遷到山東就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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