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的存續過程中，文獻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對於向來重視史學研究與文字研究的中華文明而言，文獻的價值就更加受到重視了。
相對於世界上其他文明而言，中華文明的文獻的數量，以及古文獻留存的程度都可以稱得上鶴立雞群。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文獻的保護就是完美無缺的，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大規模的文獻損毀/散亡事件。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應該就是秦始皇的“焚書”事件了：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齊人淳于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燬；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此即為“焚書”。
歷代史家每敘述到“焚書”事件，經常會配以“俱成灰燼”、“掃地無餘”這樣的形容，但從後人的角度上看，這種說法未免過於誇大——
當時明令不少的書，幾乎沒有一卷流傳到後世，而那些明令要求”限期焚絕“的經典，在經漢代學者搜求修補，反而有很大一部分都得以傳承修復。
這是因為中國疆土廣闊，民間藏書很多，僅僅靠一道兩道法令的強徵，是不可能將流傳日久的典籍文獻完全斷絕的。
實際上，古代文獻的散亡，主要原因並不在“焚禁”或是破壞性更大的兵災。
恰恰相反，真正對古代文獻的留存造成毀滅性打擊的，反倒是那些看似屬於“文治之功”的歷代統治階級組織的大規模修書活動。
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平定天下之後，設官修書，以整理魏晉以來混亂的典籍留存狀況和籠絡前朝遺臣。他所領導的修輯的書籍很多，而最重要的工作有兩件：
一是整理五經《義疏》。
二是改編歷代史書。
李世民原來的用意，是修訂經義以正聖賢之言，同時也整理以前的史書，達到去蕪存菁、提升史書品質的目的。
但修書的結果，是修出了一百八十卷的《五經正義》和一百三十卷的《晉書》，而被廢棄的經書和史書，卻要多出這個數字幾倍甚至是幾倍……這在元代學者戈直所著的《貞觀政要集論》和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的很清楚。
對於古代文獻來說，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嚴重的損失。
但這種形式的修書行為，對於文獻的破壞程度還不算特別高，畢竟當時的皇帝與大臣，在修書的過程中的並沒有消滅其他典籍的企圖，只是造就了不太好的客觀事實而已。
真正對文獻的留存造成巨大不良影響的，當屬於那些“有意識進行破壞 ”的修書行為，這些修書行為往往打著收集遺書、刊修謬誤的幌子，實際上卻執行著毀禁圖書的政策。
這類修書行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乾隆年紀修《四庫全書》的工程了。
得益於清代距離今天年代並不久遠，記載於《東華錄》中的乾隆歷次”聖諭“保存還算完整，我們便可以由此清晰地看到修《四庫全書》過程中”毀書“的始末。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所頒上諭
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正宜即使採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乾隆三十八年上諭
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並無妨礙。其中或有黃疸自居，不應留以貽惑後學者，亦不過將書譭棄，傳諭其家，不必收存。與藏書之人，並無關涉，必不肯因此加罪。
這兩篇上諭明確透露出誠心求訪舊本古籍的意思，並對之前經過的幾次大的文字獄加以”撥亂反正“，以消除地方官員和民間藏書者的顧慮，鼓勵他們積極獻書。
這樣一來，集中到政府的圖書就一天天增多了，到了此時，統治者就開始進行審查及分會，上諭中的措辭也完全不同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諭
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燬，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而當時負責整理修纂《四庫全書》的大臣們，也就按照皇帝的意思，對典籍進行銷燬工作。
陸錫熊《寶奎堂集》卷四《進銷燬違礙書籍劄子》：
凡明季狂吠之詞,肆意妾悖,俱為臣子者所當發豎眥裂。其有身入國朝,為食毛踐土之人,而敢於逞異筆端,意含憤激者，尤天理所不容。自當凜遵訓諭，務令淨絕根株，不得使有隻字流傳。
這種披著“修書”之皮，卻行“焚書”之事的行為，堪稱是阻斷文獻留存的最毒辣手段，所以“《四庫全數》告成之日，便是古代文獻散亡最多之時”這樣的說法毫不誇張。
相比之下，秦始皇的“焚書”，或是因兵災所造成的古籍損毀，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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