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美國貿易談判代表顧盛於清朝談判代表耆英在澳門簽訂了《望廈條約》。根據這一條約，美國獲得了領事裁判權，擴大了領海和貿易特權，侵犯了中國關稅自主權等特權。條約的簽訂，顧盛與耆英都有一種勝利感。顧盛的勝利是用一紙國書，不斷地要求進京親遞皇上為要挾換取來的；耆英的勝利，是通過條約內容的妥協，阻止了美使進京，消除了釁端。
《倫敦新聞畫報》刊登的鴉片戰爭時，清廷向英國賠償的黃金被運入英國造幣局
當然，顧盛也考慮到了“公使駐京”對於大清是一個體制問題，而對於談判代表的耆英，他畢竟只是替朝廷辦事的，條約的允准與否都要道光帝點頭。耆英雖然妥協，但在體制這個無法逾越的鴻溝面前，他也不可能讓步。顧盛明白，耆英在有關體制問題上是不敢也不能答應美國的要求的。《望廈條約》簽訂後，顧盛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說：“在這次會談中，我上北京去的行動，是一個疑難。耆英很明白的申述，他既未被授權阻止，也未被授權幫助。但是，如果我在這一次堅持要到中國宮廷，他就無法談判條約。”[1]
正因顧盛在這個問題上的妥協，才使《望廈條約》得以簽訂。耆英捍衛了道光帝千方百計要維護的王朝禮制。因而，對於喪權辱國的條款，與他們來說，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計。耆英後來頗為得意的向道光帝說，條約有16個優點。優點是哪些呢？在他看來，首要的是維護了王朝體制；其次是鴉片問題，耆英向道光帝彙報說：“美國公開宣佈不保護鴉片貿易，而英國卻沒有提到”[2]。鴉片走私引發中英之間爆發戰爭，造成了割地賠款，這是道光帝心中揮不去的痛。美國表示在這個問題上不保護鴉片貿易，應該說使他感到欣慰的。也正因為如此，後來大清也沾沾自喜的以此為依據成為與列強各國簽訂條約的藍本。
耆英像
耆英雖然有點兒自鳴得意，其實條約的簽定也有他忐忑不安的地方。中美望廈條約第18款規定：“準合眾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件，不論所延請者系何等樣人，中國地方官民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並準其採買中國各項書籍。”
這樣的條款，與大清帝國規定不準外國人聘師學習中文、不準購買中國書籍的禁令相牴觸的。這正是耆英感到擔心，擔心道光帝責怪，為此他給道光解釋說他曾“駁斥不準”。但顧盛固執堅持，考慮到中美通商的大局，他便勉強答應了。
侵略中國的英國艦隊
耆英的這個奏摺是7月18日送到道光帝的手裡的。道光帝看了後將條約抄本送交軍機處讓軍機大臣們討論並將討論結果上奏。當日，發給耆英的諭旨中，又對他稱讚了一番，說他“辦理均合機宜。”[3]
軍機處又是怎樣看待這個條約的呢？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看到道光帝諭旨和條約的抄件後，便發給軍機處的大臣們以及戶部、刑部、吏部等主要官員。隨後，穆彰阿給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摺，談了自己的看法，對《望廈條約》條款中涉及貿易的15個條款，他沒有提出意見。認為與中英所簽訂的《南京條約》差別不大。
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和平、友好和通商條約》，常稱《望廈條約》
對於條約中領事裁判權的條款，穆彰阿也沒有提出具體的意見。認為其中第29條規定的“中國地方官和領事捉拿送回逃到對方的潛匿者和嚴辦各自的滋事鬥殺者”，這樣的條款有利維護社會治安。
關於美國在中國設領事、僱引水；不許利用美國旗號走私等條款，穆彰阿都沒有表示態度。荒唐的是，對於美國人聘請中國教師，購買中國書籍這樣有利於外界瞭解中國文化、風土人情的條款，卻表現出牴觸情緒。他對該款中“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採購書籍”的內容表示疑慮。穆彰阿提出了兩項針對這一條款內容的管理辦法：一、對各國延聘的教師，應將其姓名、年齡、眷屬、住址呈明地方官另冊存案，方準其入外國人寓館；二、外國人採買書籍，應令各書籍另立薄冊，將書名、部數、價值隨時登載，年終匯交地方官，呈督撫查核。穆彰阿認為，如此“按籍而推，可為詰奸察遠之一助” [4]。
把中國人描繪成猥瑣的象徵
道光帝看了穆彰阿的這份審核報告，也沒有在上邊做任何批示。《籌辦夷務始末》收錄該折上面寫的“奉旨：依議”，還是後來編撰官補錄上去的。這個奏摺道光帝也沒有下發。因為在這之前，道光帝聽了穆彰阿的口頭描述。這樣重大的事情，國家最高領導人竟然如此的輕描淡寫，實在不能不說王權體制的存在問題。
這個條約，美方相當滿意，美國總統泰勒1845年l月23日在給國會的諮文中大加稱讚：“《望廈條約》己將美國對華關係，放置在一個嶄新的立足點上，萬分有利於美國商務以及其它利益的發展。”[5]
醜化晚清華人的美國期刊
美國學者丹涅特對這一條約也是十分讚賞。他說：“作為經營貿易的基礎來說，美國條約比璞鼎查爵士所締結的各協定，要高明得多，美國需要這種勝利；而且如此的高明，以致它立即變成為幾個星期之後議定法國條約取法的典型，也變成1847年3月29日簽訂的對挪威和瑞典條約的藍本。美國條約中高明地規定，也隨即贏得英國人的承認，並且各國可以大加利用。誠然顧盛的條約已經變成為中國國際關係的基礎，直到1856年才為《天津條約》所代替。”[6]
既然英、美兩國給西方各國開了個好例子，他們當然不能錯過這個“利益均沾”的好機會。1844年8月，法國政府派遣專使剌萼尼帶領兵船八艘到達澳門。剌萼尼在詳細研究了《南京條約》與《望廈條約》的內容，也要求與中國簽訂條約，並揚言要率兵艦北上面見中國皇帝，迫於法國人的外交訛詐，中法雙方於1844年10月24日在廣州附近的黃埔簽訂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即《黃埔條約》。 在《黃埔條約》中，法國輕易地取得五口通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及無條件的片面最惠國待遇等各項重大特權。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真是惡例一開一發不可收拾，此後，其他西方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也相繼前來要求通商，分沾利權。軟弱的清廷對它們的要求都統統答應。從此中國的大門便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開放了。李書緯根據作品《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今日頭條原創首發，詳細內容請參看《晚清外交七十年》，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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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王爾敏：《弱國的外交：面對列強環伺的晚清世局》，第6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何大進：《晚清中美關係與社會變革》，第58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第52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4月版。
[4]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第52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4月版。
[5]卿汝楫：《美國侵華史》第1卷，第81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喬還田、晉平：《國門破毀之始：南京條約》，第12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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