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人都拿電影當生意，不是所有人都拿電影當消遣。下面這八位硬核導演，有的拿電影當信仰，有的拿電影當戰鬥，有的拿電影懟天懟地懟世界。
他們都成功了。
昆汀·塔倫蒂諾
我發起瘋來，連韋恩斯坦都敢懟
昆汀·塔倫蒂諾在處女作《落水狗》裡，讓一個匪徒割掉了警察的耳朵。
這場戲讓無數觀眾花容失色，憤然離場，而發行方米拉麥克斯的老闆哈維·韋恩斯坦對此早有預期。他勸昆汀把這場戲刪掉：“如果你把它刪了，我們就能把上映影院擴大到三百家！這30秒完全能改變《落水狗》在美國的票房。”
面對韋恩斯坦這個著名的惡霸和“剪刀手”，昆汀卻沒有退縮：“哈維，這不行。我覺得這部電影現在就已經很完美了。我知道刪掉這場戲會讓電影多賣錢，但我覺得它是片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不刪。”
韋恩斯坦從沒遇到過這麼橫的年輕導演，所以他一下子愣住了。過了幾秒後，這個終生不可一世的惡霸居然讓步了：“好吧，但我希望你記住，是米拉麥克斯讓電影按你的意願公映的！”
昆汀在多年後回想此事時發現，這一刻對他的生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他成了好萊塢僅有的幾個擁有作品最終剪輯權的導演，沒有人會強迫他妥協，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吃軟不吃硬。
他也成了哈維·韋恩斯坦之後二十多年裡的寵兒，因為只有他敢和韋恩斯坦正面硬槓還能全身而退，其他人要麼慫了，要麼兩敗俱傷。
馬丁·斯科塞斯
我得罪了所有天主教徒
馬丁·斯科塞斯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他是教會的眼中釘。
他執意要把小說《基督最後的誘惑》搬上銀幕，這部小說完全顛覆了《聖經》的原意：把基督設定成了一個優柔寡斷、易受誘惑的“凡夫俗子”；把猶大設定成了一個勇敢果決的革命者，而不是叛徒。
影片在開拍前就是燙手山芋，馬丁為它找了五六年投資，中途還被電影公司臨時撤資。
等到馬丁好不容易拍完電影，羅馬教廷和部分激進派天主教徒又開始抵制本片：美國教徒堵在影院門口，阻止觀眾入場，法國教徒更是燒掉了幾家影院，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
由於宗教團體發來的死亡威脅，有段時間馬丁只能在保鏢陪同下出門。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堅守著自己的創作初衷——展現一個人性與神性兼備的基督。
他對信仰的虔誠程度，要遠勝於那些盲從教條的保守信徒。在該片問世近三十年後，他拍了天主教題材的《沉默》，某種程度上也是種反思與自我和解。
瞧，他還去覲見教宗了呢。
羅伯特·懷斯
你們敢不讓拍，那我就扒黑歷史
在《音樂之聲》影迷的眼裡，奧地利的薩爾茨堡是一塊純潔無瑕的真善美之地。
可它同時也是希特勒最喜歡的地方：元首尤其鍾愛薩爾茨堡周圍的群山，正是在這裡的山間別墅中，他完成了第二卷《我的奮鬥》。
而薩爾茨堡市民們當年也很愛戴元首，這是段洗不掉的黑歷史，在《音樂之聲》裡也有所展現。
其實，當年劇組來到薩爾茨堡實地拍攝，並開始搭景時，該市市長曾強烈要求導演羅伯特·懷斯把納粹旗幟摘下。
懷斯老爺子不為所動，很硬氣地回覆說——不讓我掛萬字旗？那我只能去翻歷史資料庫，把你們當年全城喜迎希特勒的新聞片剪進電影了哦。不用說，市長聽到之後，乖乖地就了範。
奧利弗·斯通
我只用一部電影
就懟遍CIA、FBI、陸海空三軍和白宮
奧利佛·斯通在越南服役
奧利弗·斯通是好萊塢火氣最旺的左派憤青，而他長度超過三小時的鉅作《刺殺肯尼迪》，則是史上最聳人聽聞的陰謀論電影。
斯通只用這一部電影，就得罪了美國的所有權勢團體：他認為肯尼迪總統是死於暗殺，而白宮高層人士、陸海空三軍、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達拉斯警方和美國大財團，通通在其中插了一腳！
為了證明自己的猜測，斯通不惜捏造事實。諸如“刺客的照片系偽造”、“肯尼迪五秒內中了三槍”、“全華盛頓的電話線路在刺殺發生後中斷一小時”等電影情節，都已經被史學家證偽。
但斯通卻沒有在片中做出虛構聲明。難怪時任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傑克·瓦倫蒂會對斯通大發雷霆：“你的電影通篇都是謊言，跟當年的希特勒宣傳片《意志的勝利》沒什麼區別！”
《刺殺肯尼迪》一上映，就引發了整個美國的口誅筆伐。政客與史學家對本片嗤之以鼻，媒體則把斯通蔑稱為“缺乏文化素養”、“毫無公民責任感”的“妄想狂”。
斯通回憶道：“我甚至記不得我在那段時間收到了多少死亡恐嚇。”只有影評人羅傑·伊伯特力挺斯通，因為他認為這部電影的重點不在於提供真相，而在於還原一整代美國人的憤怒與挫折感。
而歷史也漸漸證明，斯通的疑慮並非毫無來由。
美國國會曾允諾在2017年公佈所有關於肯尼迪暗殺事件的記錄，然而在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的施壓下，總統特朗普依然扣下了數千份文件。
真相依然在等待斯通這樣的勇者來揭開。
拉斯·馮·特里爾
我只用一部電影
就能同時讓男人和女人下體生疼
提到“ 什麼都懟” ， 我們就不能忘記本世紀最愛得罪人的導演拉斯·馮·特里爾。他在2011年戛納電影節上放言“同情希特勒”，得罪了全體猶太人。
而他去年的連環殺手電影《此房是我造》，則恨不得把全人類都得罪光。
但若論他懟天懟地的巔峰時刻，還要屬他在2009年戛納電影節上首映的作品《反基督者》。
在片子裡面，他先是讓女主角拿大石怒砸男主角勃起的陽具，然後又讓女主角割掉了自己的陰蒂，簡直就是一部電影，雙倍疼痛。
馮·特里爾對觀眾們折磨過甚，以至於有兩撥影評人同時指責他“厭女”和“厭男”——拜託，你們就不能團結到一起，指責他厭惡全人類嗎？
所有這些爭議，可以說是正中其下懷。他在首映後的記者會上得意無比，宣稱：“我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導演！ ”
雖然他很快又改口說這只是個人感覺，“並沒有信心確認”，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馮·特里爾肯定是這個世界上最會挑釁的導演。
讓-呂克·戈達爾
我發起瘋來，連戛納的幕布都敢扯
讓-呂克·戈達爾這輩子幹的硬核事兒數不勝數，但他最硬核的一年無疑是1968年，那一年，他的眼鏡不知道被打飛了多少次。
先是2月，法國電影資料館創始人亨利·朗格盧瓦被文化部長撤職，視其若導師的戈達爾立即加入了影迷們的抗議遊行隊伍，和警察大打出手，自己也曾被短暫拘捕。
三個月後，法國又爆發了反資本主義的“五月風暴”，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壓抑人性的經濟與政治體制，這與戈達爾的政治觀點不謀而合。
他立即要求戛納電影節提前結束，以表示與遊行示威者團結一致。為此他當場大罵來報道電影節的記者：“我在這裡講和學生、工人同仇敵愾，而你們卻想聽運動鏡頭和大特寫，你們這幫白痴！”
5月18日，戛納的放映廳裡爆發了一場大戰，戈達爾把手吊在幕布上阻止影展放映電影，任憑眼鏡被打落，雙手卻毫不放鬆。
第二天，戛納電影節主席只好宣佈，本屆影展提前五天結束。
現在看來，戈達爾當時的行為或許顯得很中二，但他敢想敢做的熱血精神，卻無疑為電影的歷史增添了鮮明的傳奇色彩。
“五月風暴”50年後的2018年，戛納電影節“不計前嫌”地把戈達爾的《狂人皮埃羅》選做了電影節官方海報的主題。
斯派克·李
我發起瘋來，連評委會主席都想揍
著名黑人導演斯派克·李對一切有種族歧視嫌疑的事情都很敏感：他曾經因為《危險關係》中“黑鬼”一詞太多而跟昆汀·塔倫蒂諾打了十來年的嘴仗。
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他又因為《綠皮書》踩著他的《黑色黨徒》拿了大獎而試圖憤然離場（未果）。
不過他最暴力的宣言，是獻給德國導演維姆·文德斯的，因為後者作為評委會主席，在1989年的戛納電影節上，
沒分給他的《為所應為》哪怕半個獎。
《為所應為》是把種族衝突當做主題的電影，但那一屆戛納電影節的評委會，顯然更喜歡斯蒂文·索德伯格的中產青年自白書《性、謊言和錄像帶》，它同時拿到了金棕櫚大獎和最佳男演員獎，《為所應為》卻顆粒無收。
再加上斯派克·李通過小道消息聽說文德斯不喜歡他在片中飾演的主角穆奇，這更是火上澆油。
斯派克·李隨即放出話來，讓文德斯小心點，因為“我說不定就會從哪個街角冒出來，用棒球棒把你的腦袋打扁”。
還好他只是放話，並沒有真去打人。斯派克·李在二十多年後也親口承認，那時候自己確實很不成熟。
不過他現在也沒好到哪去——依然太拿獎項當回事，每次輸掉都會大發雷霆（比如這回）。如果他能稍微有風度一點，路人緣也會好很多吧。
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
我拍了史上第一禁片怒懟全世界
時至今日，意大利電影《索多瑪120天》仍然是公認的十大禁片之首。它不是史上口味最重的電影，卻把人性與社會的扭曲描繪得冷峻又刻骨。
它在醜陋中摻進美麗，在淫猥中夾雜著警世預言，它給人帶來的複雜觀感，造就了它的獨特地位。
拍這部電影時，導演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對全世界都充滿憤怒。
他痛恨消費主義，因為它驅使人們耽於享樂、自我物化；
他痛恨意大利當權者，因為他們操縱民眾情緒，放任新法西斯勢力抬頭；
他也不喜歡意大利年輕人，在他看來那些造反的大學生都是些養尊處優的公子哥。
他不相信這個世界會變好，於是他決定用一部扭曲變態的電影怒懟全世界，而他也成功了。
詭異的是，帕索里尼的離奇死亡，讓《索多瑪120天》變得更加傳奇：他在本片首映三週前慘死於棍棒與車輪之下，一名男妓在當時站出來承認自己是兇手，卻又在三十多年後翻供，稱此案另有陰謀。
帕索里尼與全世界作對的硬核態度，讓他的生與死都註定無法平庸。
「廠長每日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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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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