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東野圭吾小說改編的電影《祈禱落幕時》公映，使我們對東野圭吾特色的推理作品，有了更多的感知。
即如《祈禱落幕時》這部小說，它與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嫌疑人X的獻身》在情節元素上有許多的相似性。
下面，我們比較一下，《祈禱落幕時》與《嫌疑人X的獻身》的相似之處。這裡我們討論的是《嫌疑人X的獻身》的版本是日本電影版本。原著小說沒有看過。因為看到之前的評論，認為日版《嫌疑人X的獻身》還是比較忠實於原作的。
而蘇友朋的這個版本，咱就忽略不提了，因為日本原作裡的社會情境，移到中國的現實生活中明顯會陷入到水土不服的尷尬。
東野圭吾的電影中，一直存在著一種孤獨人的現象，反映了日本老年化社會之後人心隔絕的一種社會心理，但對於中國這個熱衷於社會關係交互網絡的現實來說，一個孤獨的人在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中還是比較少見的，無法成為社會的共性問題。所以，東野圭吾筆下的離群索居的孤獨者，在中國現實的語境裡，顯得有一些磕磕絆絆，怪里怪氣。
《祈禱落幕時》與《嫌疑人X的獻身》裡的兇殺最初動機，都是針對騷擾男，《祈禱落幕時》裡的小女孩路上遭遇到一個猥瑣男，欲行不軌，被小女孩無意中殺死了。而《嫌疑人X的獻身》裡同樣是這樣的設置，影片裡的小女孩也是因為母親的前夫上門來騷擾，失手殺了這個同樣不正不經的猥瑣男。之後，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兩片中分別由父親與母親承擔了兇手的擔當。另外，兩片都採用了一樣的移花接木的策略，都是用流浪漢的屍體來偷天換日，瞞天過海。兩部電影都藉助兇殺案，揭開了為了愛而甘願赴死的人性的秘境，《祈禱落幕時》裡的父親為了女兒，不惜選擇自焚而死，《嫌疑人X的獻身》裡的數學教師為了暗戀的鄰居，也用殺死另一個無辜者而取得了與鄰居女的平等地位，把所有的責任，都拉扯到自己身上來，以達到保護心愛的女人的目的。
《嫌疑人X的獻身》的故事總體來說比較簡單。
其實，推理小說的模式也就是那麼幾種，關鍵是一個作者如何在這個模式中填充進豐沛的社會內容。
我們不妨把推理小說萬能公式再次複製如下，可以看出，《嫌疑人X的獻身》的故事架構，也難以逃脫這個萬能公式的管控與管制範圍。
推理小說的模式大致有兩種：
一是找禍型（無人策劃）。它是指一個無關的小小的因素，與主體案件沒有關係，只是在偶然的時間裡，出於偶然的原因，恰好撞到主體案件的範圍內，從而被當成了主案件的前因，誘導誤會。比如在福爾摩斯探案的第一篇小說《血字的研究》中，房東女主人因為痛恨死者的無恥行徑，曾經唆使自己的兒子毆打過死者，被警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兇手。
二是嫁禍型（有人策劃）。這裡分兩種。第一，推卸型。其機制如下：1、證明自己不在現場，沒有作案時間。波洛探案中的《陽光下的罪惡》、《尼羅河上的慘案》，肇事者都在努力製造自己不在現場的虛假表象。2、移動作案時間。比如波洛探案中的《滴血的鑽石》，兇手早已害死了老者，但通過手動繩子，操控了屋內的物品，並用玩具發生尖叫的聲音，以達到死者才死的假象。作案時間的推移，可以有效地逃避嫌疑。3、裝作受害者，其目的也是改變作案時間，造成作案時間的變化。這是最高深的一種障眼法。如扮作死人，其實人並未死。克里斯蒂小說中公認最好的一部作品《無人生還》就寫了一個被害死的人，其實就是真正的作案人。第二，轉嫁型。這一種類型比較簡單，也就是兇手找一個替死鬼，引導注意力。在《血字的研究》中，作案人是在牆上故意留下了一個神秘組織的“血字”符號，以達到轉移注意力的目的。
我們可以看到，《嫌疑人X的獻身》在故事的表層上，典型的屬於“推卸型”中的“證明自己不在現場，沒有作案時間”這一款。
《嫌疑人X的獻身》從一開始就沒有刻意對觀眾隱匿誰是真實的兇手。那麼，電影裡的母女倆是如何證明自己“不在現場”？實際上，也就關聯到“萬能公式”裡的第二條，“移動作案時間”。我們在電影裡看到，母女作案時間實際上是12月1日，但是，她們移動了作案時間，將死者的死亡時間移到了2日，而2日當天，母女倆一起去看電影，且有女兒同學的證明，這樣，母女倆得到了有利於自己的證據，從而很好地逃脫了警方的罪責認定。
連參與調查的高智商的大學教授，也不得拿出十九世紀的分身術來為這個不可思議的案件來尋找超現實的解釋。
這是《嫌疑人X的獻身》裡的表象的作案模式。
那麼，《嫌疑人X的獻身》又是如何造成了作案時間的改變的呢？
電影在最後揭開的謎底，原來是暗戀鄰居女的隔壁教師，殺了另一個流浪漢，然後用這個流浪漢的屍體偽造了鄰居女的前夫，使得真正的作案時間移到了第二天，從而讓母女倆成功地逃脫了作案時間的指證。
而鄰居教師的這一手法，同樣在“推理小說萬能公式”裡可以找到現成的模板。
這就是萬能公式裡的“轉嫁型”這一款：這一種類型比較簡單，也就是兇手找一個替死鬼，引導注意力。
鄰居教師為了找替死鬼，確實費了很大的精力，他誘騙了一個流浪漢，然後，將流浪漢殺死，並對流浪漢進行毀容，同時在指紋等證據上做了相關的配套措施，造成這個流浪漢的屍體能夠被認定為鄰居女的前夫這一所需要的結果。
這樣，這個教師最終跳了出來，陳述是自己殺了鄰居女的前夫便有了合理的理由。他通過“轉嫁型”推理公式中的這一手法，成功地將另一個無辜者，轉化成死者，通過這種轉化，順利地改變了作案時間，從而得到把殺人罪責“歸咎”到自己身上的最終效果，也就是說他“轉嫁兇手”的手段，不是轉嫁給別人，而是“轉嫁到自己”身上，這也是“轉嫁型”模板中一個比較富有創意的新鮮設計與架構。
那麼，這位數學教師為什麼要耗精費神地把殺人之責“轉嫁”到自己身上呢？
這就是東野圭吾小說中的精華部分了，也是富有他的特色的獨創部分。
在《嫌疑人X的獻身》中，不惜履險犯難的數學教師，走的是一條“苦肉計”的策略。他的最初動機，是因為他在準備選擇上吊自殺的時候，鄰居母女給他帶來了精神的鼓勵，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的悲觀與絕望，之後他一直把母女倆作為他的生的希望。所以，這一份感恩之心，使他能夠日後不惜斷送掉自己的生命，也要背上黑鍋，拯救給予他精神上支持的母女倆。
東野圭吾藉助於這一個人物，說明了愛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樣的形象設計，帶著一種特定的日本文化的固有模式與套路，那就是愛能夠以一種相伴相生於死亡的方式凸現出來，而這樣的愛，往往被視著一種最深刻的愛。
從我們中國人的角度來說，會覺得這種愛帶有一種變態的色彩，很難用正常的心理去衡量與定性。這樣的人物心理動機，轉化到中國社會的情境裡，更難找到“共情”的響應。畢竟中日文化還有是較大的內質差異的。以為東野圭吾的創意平移到中國文化裡，將他的小說拍成中國版，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顯然是違背文藝創作規律的。但這種勞民傷財的電影拍攝亂象，依然層出不窮，只能讓人感到中國電影製作人的創意欠缺，拾人牙慧卻大言不慚。
《嫌疑人X的獻身》裡的數學教師承擔殺人職責，的確有悖常理，但這一切放在愛的驅動之下，便能夠讓人物的動機找到最初的源動力。東野圭吾在一個偏激的情境下，寫出了通常人性考量下不可能中的可能，使小說的結尾異峰突起，顛覆了前面告知給觀眾的結果。但不管東野圭吾如何別出心裁，在推理手法的運用上，仍然沒有離開我們歸納的“推理小說萬能公式”。由這部影片的內在懸疑設計，我們可以更好地感知到東野圭吾的構思技巧與思路，從後臺與後窗的角度闖入到一位推理小說作家的創作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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