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條件下優化製造業發展環境調查·深圳篇
本報記者 範 媛 王小霞 姜業慶
轄區面積僅相當於一個縣域規模的深圳，不僅誕生了華為、騰訊、比亞迪等數百家國內外知名企業，還有大疆、柔宇等後起之秀。
土地等要素匱乏導致的製造業外遷，不僅沒拖慢深圳發展的腳步，反而在2017年、2018年連續兩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位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2018年更是以全國唯一一個工業增加值突破9000億元的城市，成為中國製造業第一大城市。
深圳，究竟做對了什麼？
深圳是“故鄉”
“我們在山東建了中間體的工廠，中間體生產完再運回深圳。”深圳信立泰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為什麼不把總部也搬到山東，這樣不更節省時間成本和物流成本嗎？”記者的一句提問，讓原本嚴肅的座談會現場熱鬧了起來，“深圳政策很好，怎麼能搬走呢……”與會企業代表紛紛表示。
記者在現場感受到企業“紮根深圳”的決心與坊間盛傳的“製造業逃離深圳”形成了巨大反差。
2014年中興通訊生產基地遷往河源；2015年比亞迪在汕尾建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2016年華為終端落戶東莞松山湖。記者調查後發現，河源、汕尾、東莞松山湖，這些地方不在深圳，但到處都是深圳的影子，中興通訊河源基地落戶河源高新區，又名深圳（河源）產業轉移工業園；比亞迪在汕尾的生產基地是深汕特別合作區；在東莞松山湖拿地的華為、大疆都把總部留在了深圳。
製造業轉移背後，其實是深圳飛地經濟發展模式。面積僅相當於北京1/8的深圳，土地資源緊缺一直是發展製造業的最大掣肘，為破解難以為繼的土地資源問題，從2009年深圳開始嘗試飛地經濟發展模式——“深圳總部+飛地製造”。
“我們總部基地永遠在深圳，這裡是華為全球的領導核心。”如任正非所說，深圳製造業無論因何原因將生產線搬離，最終都會選擇將企業總部留在深圳，“把他鄉當故鄉”的堅定來自於營商環境。
“深圳市政府做得最好的一點，就在於他們與企業的關係就像空氣一樣，企業日常經營的時候一般感覺不到政府的存在，但是一旦企業需要政府的時候，政府就能變成企業生存必不可少的‘氧氣’。”深圳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吳思康一句形象的比喻給出了答案。
近年來，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土地成本、稅費成本等製造業生產要素成本上升是中國製造業面臨的普遍現象，雖然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動減稅降費，但具體到每一家企業，獲得感並不強，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更是讓中國製造業雪上加霜。
2018年2月，深圳推出營商環境改革20條，從貿易投資環境、產業發展環境、人才發展環境、政務環境、綠色發展環境和法治環境等6個方面，提出了20大改革舉措，全方位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和負擔。
其中降電價，製造企業獲得感最強，對製造業來說，電力成本是一種重要成本，據比亞迪初步估算，降電價後，預計比亞迪深圳工廠用電成本全年可以節約10%至17%。華星光電每年光是電費就要支出約10億元，按照最新政策，每度電可以節省0.14元，相當於用電成本可以節省25%左右。
為紓解企業實際困難，2018年12月，深圳市政府印發《關於更大力度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4個“千億元計劃”，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確保全市企業年減負降成本1000億元以上；實現新增銀行信貸規模1000億元以上；實現民營企業新增發債1000億元以上；設立總規模1000億元的深圳市民營企業平穩發展基金。
營商環境是穿在企業家腳上的鞋。深圳奧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告訴本報記者，公司成立之前，創始人考察了北京、上海、深圳，對比下來，還是覺得深圳的營商環境最好，最終落戶深圳。
創新是生態
深圳短板和優勢同樣明顯，受土地空間限制，深圳曾有過幾次“騰籠換鳥”。從1995年開始，大量勞動密集型、汙染企業沿著新開通的廣深高速公路向東莞遷徙，深圳將高新技術產業定位為重點產業，不斷強化製造業創新，而“創新”一詞人所共知不過是最近5年的事情。
據測算，因為加快淘汰轉型，每年會造成深圳經濟下行2到3個百分點，但深圳經濟仍以超過10%的速度增長，因為淘汰落後的、低端的，便給創新的、高科技的騰出了空間。
幾乎10年完成一次升級的深圳，讓製造企業也看明白了一件事，低水平製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研發技術不創新，產業不升級，無法紮根深圳，不能擺脫疲於奔命的宿命。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雖然政府給了大量鼓勵創新政策，但深圳創新的動力核心來自企業自身。沒有全國最好的高校、沒有高級別的科研院所的深圳劣勢，反而成就了深圳獨特的“企創”模式。形成了深圳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生產於企業的特色創新體系。2018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1000億元，佔GDP比重達4.05%，已經接近世界排名前兩位的國家以色列和韓國；PCT（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0餘年居全國首位。
相比科研機構實驗室中科技成果脫離市場，這種“企創”模式將研發、生產和市場進行了有效對接，創新成果轉化為商品的時間週期更短、效能更高。深圳扎堆出現華為、騰訊、華大基因這樣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科技企業也就不足為奇了。
經濟學家熊彼特說，將企業家精神及其推動的創新活動視為工業演化的原動力。綜觀深圳工業的長期演化，也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現代製造業創新是驅動深圳高質量增長的核心力量。
創新是一個生態系統，需要政策、金融、人才協同共生。深圳有一句著名的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在深圳開出租車的劉師傅告訴記者，他是兒子大學畢業後到了深圳，不僅拿到了深圳戶口還有6000元落戶補貼，創業項目又得到了政府無償提供的10萬元創業扶持金。
創新能力的“萬眾”留了下來，成為深圳創新肌理的細胞。為了跟上深圳轉型升級的步伐，深圳不斷加大吸引人才的力度。
2010年深圳推出“孔雀計劃”，海外高層次人才可享受80萬至150萬元的獎勵補貼，並享受居留和出入境、落戶、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待遇政策。對於引進的世界一流團隊給予最高8000萬元的專項資助，並在創業啟動、項目研發、政策配套、成果轉化等方面支持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2016年以來，陸續出臺實施“81條”人才新政、“十大人才工程”和人才工作條例等，構築精英創新保障體系的重要一環。
深圳吸附人才的“磁場”不斷強化。2018年深圳高層次人才突破1萬人，高層次創新創業團隊達143個，其中全職院士達到38人。
創新成為深圳的標籤，除了人才的保障，作為深圳四大支柱產業的金融業發揮了關鍵作用。
“創業投資市場體系的建設是深圳成長為創新型城市不可磨滅的基石。”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唐傑在回顧深圳發展歷史時如是說。
很多人都知道騰訊創業初期，是外資創投注資才成就了今天的騰訊。但鮮有人知道，深圳市政府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1997年，深圳成立“科技風險投資領導小組”和辦公室，1998年深圳起草了《深圳市創業資本投資高新技術企業暫行規定》，正是該規定使得外資創業投資進入國內具有了有法可依的渠道。2000年深圳將《暫行規定》上升為正式的法律，創業投資業發展有了法律支撐。
在科技體制機制改革方面，深圳市根據科技創新活動不同階段的具體特點，建立了無償與有償並行、事前與事後結合、穩定支持與競爭擇優相結合的財政科技多元化投入機制。全面撬動銀行、保險、證券、創投等資本市場各種要素資源投向科技創新。
相較於北京創投喜歡投資文化產業，深圳創投更喜歡投資加工製造企業，這一點也與關注網絡、IT類的海外創投有所不同。深圳製造業的創新發展，也正是依靠了內資創投企業。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達晨創投這些知名的深圳本土創投都對高端裝備製造業情有獨鍾，深創投投資項目中，高端製造業佔比達到四分之一。
從2018年數據看，深圳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分別為6564.83億元和6131.20億元，分別增長12.0%和13.3%，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提升至72.1%和67.3%。深圳製造業的增速遠超金融和房地產。
保住製造業優勢，土地是深圳繞不過去的難題。270平方公里是深圳工業用地紅線，也是製造業發展的上線，深圳必須要更深層次地謀劃。記者注意到，2018年底深圳發佈《關於以更大力度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實施梯度培育領軍骨幹企業，在用地和重大項目上給予保障，力爭培育若干中國民營500強和世界500強企業。可見，未來深圳有限的資源一定會用在“刀刃上”。
創新是各大城市發展的標準答案，深圳脫穎而出的玄機正是在於形成創新能力背後的路徑。彈丸之地深圳正在形成一支強大的梯次型創新企業群，成為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先鋒隊，同時也暴露出從市場端發力的深圳式創新在國際競爭中所面臨的技術瓶頸，與一開始便建立在斯坦福大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基礎上的硅谷式創新相比，深圳已經明顯意識到了差距。創新的下一步，深圳將加快推進佈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實施高等教育卓越發展計劃，尋找新的組織者，解決源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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