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1日，週日，上午8點45分，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聖安東尼教堂上的時鐘定格在這一刻。

巨大的爆炸聲、教堂牆壁上殘留的血漬和街頭上驚恐的人群，告訴人們這裡正在爆發觸目驚心的慘劇。

人們還未反應過來，當地香格里拉酒店又發生了爆炸。緊接著，科倫坡肉桂大酒店、金斯伯裡酒店、尼甘布市聖塞巴斯蒂安教堂、拜蒂克洛市聖塞巴斯蒂安教堂發生連環爆炸。

這一天，斯里蘭卡3所教堂、4家酒店以及住宅先後九次遭遇炸彈襲擊，造成300多人死亡、500人受傷。斯里蘭卡總理稱，仍有攜爆炸物者在逃，國內仍面臨威脅。

這顆“印度洋上的淚滴”在悲鳴，世人無不震驚和悲傷。

為什麼襲擊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一個存在感非常低的國家。這個島國，形似水滴，被稱作“印度洋上的淚滴”。斯里蘭卡曾經歷30年內戰，最近十年才過上太平日子。

這次連環爆炸事件，給人第一反應就是當年的猛虎組織死灰復燃。但深究，這次襲擊的目標是基督教教堂和西方人常入住的高端酒店，這顯然不符合猛虎組織的報復目標和動機。這起事件更可能是一起輸入型襲擊。

根據斯里蘭卡新聞發言官員透露，早在襲擊發生兩週前，該國情報部門曾簽發一份警告，顯示不知名的聖戰組織NTJ（National Thowheeth Jama'ath）計劃向天主教堂等目標發動自殺式襲擊。但詭異的是該信息唯獨沒有分享給總理維克勒馬辛哈。

據英國《衛報》報道，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稱對斯里蘭卡連環爆炸案負責。不過，他們並沒有在聲明中提供相應證據。斯里蘭卡政府已經逮捕了24名嫌疑犯，稱聖戰組織NTJ要為這起恐襲事件負責。

維克勒馬辛哈總理在新聞發佈會上說，“調查人員在確定襲擊者方面取得了進展，相信與ISIS有關聯。”

為什麼襲擊斯里蘭卡？

這是不是一種新型的恐襲？

悲劇是否剛剛開始？

發展中國家的太平日子是否到頭？

會不會有下一個“斯里蘭卡”？

為什麼恐襲？

恐怖襲擊，最殘暴、影響最大的當屬“911”事件。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指揮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劫持民航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共造成2977人死亡。

這起事件爆發後，恐怖組織才真正進入中國大眾的視野。其實，早在七八十年代，一些中東、非洲、中亞國家以及美國，不斷地遭遇大大小小的恐怖襲擊。1983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和法國傘兵兵營遭遇自殺式炸彈襲擊，246人遇難。1995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州一棟政府大樓遭遇炸彈襲擊，168人喪生。

九十年代開始，恐怖襲擊在全球範圍內迅速蔓延，帶有明顯的宗教性、自殺性，恐怖分子從最初的純軍事打擊手段，演化為殘殺平民、自殺式炸彈襲擊、製造社會恐慌。

恐怖組織的形成以及襲擊行為極為複雜，宗教、政治、種族、國家利益等因素糾纏。恐怖主義被稱為“21世紀政治瘟疫”。但是，恐怖襲擊，本質上是一種犯罪行為，一種猛烈的犯罪行為。

早期的心理學家試圖從精神病理學的角度探討暴力及犯罪行為。這種觀點認為，犯罪行為是病理性的，罪犯具有缺陷基因或先天人格缺陷。例如，心理學家將二戰時期的德國納粹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以及希特勒的種族屠殺，界定為“權威人格綜合症”。

這種觀點其實很具有代表性。大多數人在媒體上看到恐怖分子，更傾向於將他們界定為“宗教狂熱分子”、“變態狂”、“神經病”、“殺人狂魔”，而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早期心理學家認為，這些有著人格缺陷的罪犯，他們犯罪動機不明，有時單純為了宣洩暴力。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弗洛伊德認為，攻擊是人類天生的本能。與其它動物一樣，人類有著求生和畏死的本能。暴力則是將自我的“死的本能”轉置到他人身上，並形成神經路徑依賴，變成本能行為。人遇到的挫折越強、壓制越大，反抗、攻擊和施暴的程度就越高。

如此推斷，恐怖分子施暴時，可能是無意識的，屬於一種本能反應。

不過經濟學家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罪犯和普通人一樣，他們的行為並非無意識，也並非只被自私或利益所驅動，而是被一整套豐富得多的價值觀和偏好所驅動。

美國經濟學家、經濟學諾獎得主加里·斯坦利·貝克爾是研究犯罪經濟學的鼻祖。他擅長使用經濟學分析方法解釋包括犯罪、婚姻、歧視在內的各種人類行為，當時對此不屑的經濟學家們給他一個稱號“經濟學帝國主義”。

上個世紀60年代，貝克爾剛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不久的一天，他急匆匆地趕往學校，參加一場學生的經濟學口試。貝克爾趕到學校時，他發現自己已遲到了。於是，他開始猶豫是將汽車停在停車場，還是冒著罰款單的風險非法將車停在靠近學校的街邊。經過對收到罰款單的可能性、罰款的數額大小和停在停車場的費用進行計算之後，他發現將車停在街邊是合算的。

在到教室的路上，他想，市政當局很可能也做過相似的分析。他們檢查車輛停放情況的頻率和選擇向犯規者收取的罰款數額的決策，應該是以他們對潛在犯規者會進行的那種計算的估計為依據的。於是，他的口試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讓學生為犯規者和警察制訂出一套最優行動方案，並從此開始了對犯罪和懲罰的經濟分析。

其實，很多人有貝克爾類似的經歷。將車違規停在路邊，下車買菸，等朋友，回公司取東西。明知違規，也可能受罰，但是還是這麼做了。為什麼？這些行為都是經過成本與收益的考慮，認真詳細或下意識的計算後做出的選擇。

犯罪經濟學認為，犯罪既是一種供給，又是一種消費，所以人類生活中實際存在一種犯罪市場。

貝克爾發現，不管是像他這樣精於計算的學者，還是普通的公眾，亦或是罪犯，都不是天生的道德者，也不是先天的“人格缺陷者”，都是正常的、理性的“計算者”。人天生不是道德聖人，也不是罪犯，只要成本夠低、收益夠大，人人都可能違規、違法甚至犯罪。

後來，貝克爾發表了著名的論文《犯罪與懲罰》。文章指出，除了數目有限的心理變態者之外，大多數的罪犯往往會對犯罪活動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同刺激作出相應的行為反應。

所以，違規、違法、犯罪與否，並不取決於道德、教育，而是這一行為的收益與成本綜合考慮。無論人是自私的、利他的、忠誠的、罪惡的，還是受虐的，都會想方設法使自己所設想的個人福利最大化。

恐怖分子不是變態人格者，他們在人格上與普通人沒有多大區別。恐怖襲擊是一種組織行為，並不是單純的宣洩暴力，或無意識的、本能的犯罪。

相反

恐怖分子，與普通罪犯、普通人一樣，在實施一種行為時，也考慮成本和收益。一般，犯罪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機會成本和懲罰成本三個部分。

直接成本是實施這一犯罪要付出的人工、裝備等成本。一些國家禁槍，管制刀具，提高了犯罪的直接成本。“911”恐襲，恐怖分子挾持飛機撞了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使用的直接成本較低。後來，美國強化安檢和防控，恐襲美國本土的直接成本大幅度上升。

犯罪的機會成本，最簡單的理解是，一個人的時間用於工作賺錢，還是搶劫；或者，搶劫銀行，還是入室盜竊。貝克爾指出:“理性就意味著一些人之所以犯罪是由於與合法的工作相比，他們能從犯罪中獲得經濟上的收益；他們考慮了被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以及處罰的輕重程度。”

貝克爾所說的“被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以及處罰的輕重程度”就是懲罰成本。最典型的例子是酒駕。這些年懲罰力度大幅度提高之後，酒駕和醉駕的行為也大大下降。不少人酒後寧願選擇代價，支付這筆費用，也不會冒險酒後開車。酒後開車的成本，不僅包括懲處成本，還包括安全事故概率產生的不可預知的後果。

所以，對犯罪和違法的懲罰力度，包括罰款及量刑，對犯罪行為有重大影響。被抓捕的概率影響著懲罰成本，概率越大成本越大，概率越小成本越小。如果執法力度不夠、水平偏低，違法和犯罪的成本則小。

犯罪的收益，來自不同的動機，如為金錢的搶劫，為政治訴求的恐襲，為報復社會的槍擊，為尋求刺激的偷竊，等等。

一般來說，恐怖襲擊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訴求。在一些中東國家，混亂的政治鬥爭及利益角逐成為當地經常爆發恐襲的主要原因。

可能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自殺式恐怖分子，他們的利益訴求是什麼。他們視死如歸，難道真的是捨己為人，犧牲小我，成就組織？

貝克爾認為，人的行為是有前瞻性的，而且在時間上也是始終一致的。他們會盡可能地預期未來的收益。

自殺式爆炸者並不總是狂躁、絕望及充滿仇恨，他們多數是極端的宗教信仰者，對超未來有無盡的希望和渴求。他們經常不把自己看作罪惡的、絕望的，而是自由戰士，為反抗宗教、種族和思想的壓迫而“聖戰”。他們會把受害者描述成該死的信徒、罪有應得的種族以及自己宗教的宿敵。

他們認為，為“聖戰”犧牲是一種榮耀，這樣在超未來中可以享受主的眷顧。這就自殺式爆炸者的收益——巨大的心理效用。

為什麼恐襲斯里蘭卡？

過去，恐怖襲擊更多發生在西方國家、中東及一些宗教狂熱國家。過去恐怖主義的主流衝突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宗教衝突，中東國家與美國及西方世界之間的政治利益衝突。

但是，這一次，遠在南亞、印度洋上的斯里蘭卡遭遇連續自殺式炸彈襲擊，確實讓人大為不解。畢竟斯里蘭卡不是西方國家，也不是西方國家的親密盟友。國內佛教與伊斯蘭教的矛盾並未到激化的程度。穆斯林群體在當地屬於中上層階層，收入遠高於僧加羅人，不存在對穆斯林的內部壓迫。那麼襲擊斯里蘭卡，能達到恐怖組織什麼政治訴求？

從恐襲的目標來看，這次恐怖組織針對的依然是西方世界。遇襲的教堂，是基督教堂，而且正在舉行復活節活動。遇襲的酒店，多為西方出資，其中外國遊客也以西方人為主，傷亡人員中，外國人比例較高。

這次襲擊事件，與2018年印尼泗水三教堂連環襲擊、2017年埃及兩座教堂炸彈襲擊類似，後兩起事件都與“伊斯蘭國”相關聯。

所以，這次恐襲斯里蘭卡，實際上是針對基督教的打擊爆發以及西方世界的政治圖謀。

為什麼不直接打擊美國或西方國家，而是恐襲斯里蘭卡呢？

“911”恐襲事件爆發後，美國總統小布什全力圍剿恐怖組織，先後擊斃本·拉登及眾多恐怖分子頭目，中東及阿富汗恐怖組織遭重創。自從“911”以來，恐怖組織實施恐襲的成本越來越高，恐怖組織幾乎沒有在美國本土得手。

之後，他們轉而求其次，將目標鎖定在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製造了2004年馬德里市郊火車站炸彈襲擊、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2015年巴黎恐襲案（造成至少197人死亡）。

但是，近些年，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本土提高了反恐及安檢級別，強化了對難民的管理。恐怖組織對歐洲的恐襲成本也在提升，他們逐漸將目標轉向一些防衛級別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

尤其是這兩年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戰場失利後，“ISIS”將目光投向東南亞，計劃在菲律賓等國建立新據點。2017年，親ISIS武裝佔領菲律賓棉蘭老島的馬拉維市，試圖建立第二個摩蘇爾。

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相比，恐襲發展中國家的機會成本要低得多，受到懲處的成本也更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防恐、反恐能力很弱，這給恐襲組織可乘之機。打擊發展中國家，不容易遭到西方世界的報復。

目標從西方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說明恐襲的成本不斷增加，也說明恐怖組織日漸衰落。早期恐襲是針對國家軍隊的純軍事打擊，如當年的車臣武裝屬於軍閥級別，具有相當的硬實力；後來，演變為針對西方世界平民的自殺式襲擊；如今，轉向對發展中國家平民的自殺式襲擊。

這顯然是一種“找軟柿子捏”的行為。就像美國，一些極端分子想要報復社會，不敢狙擊白宮，而是在校園裡掃射。這就是“以弱制弱”。

斯里蘭卡國防部稱，此次爆炸案是

恐怖組織襲擊弱國、發展中國家，能夠達到他們的政治訴求嗎？能獲得足夠的收益嗎？

以斯里蘭卡為例，這次恐怖襲擊針對的西方人聚集的酒店和教堂。在遇難者中，不少來自澳大利亞、英國、日本、葡萄牙、美國、丹麥的國民。其中，丹麥首富、VERO MODA的老闆Anders Holch Povlsen三個孩子都在此事件中遇襲身亡。

恐怖分子無法直接襲擊歐美國家，或者襲擊成本極高，他們將目標瞄準發展中國家，製造社會混亂和恐慌，襲擊來自西方國家的遊客以及基督教，如此對歐美世界構成打擊，試圖倒逼西方國家向其妥協，達成他們的政治利益。

丹麥首富（擁有蘇格蘭1%的私人土地）、跨國企業、西方遊客，都有可能影響西方國家的反恐政策。同時，遭受襲擊的發展中國家也會給西方國家施壓。如此，西方國家可能陷入兩難，反恐形勢陷入被動。

這或許是一種新型的恐襲方式，標誌著一個新的恐襲時代來臨。

未來，類似於斯里蘭卡的發展中國家，西方遊客多、西方投資多、信仰基督教、安防措施差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可能成為恐襲的目標。

從成本和收益綜合分析，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獨狼式恐襲”，很可能成為一種新型的恐襲方式。這種方式是目前苟延殘喘的恐怖組織發動襲擊、製造威懾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方式。

若恐怖組織以“獨狼式”對發展中國家“多點開花”，整個發展中世界難以招架。

如果恐怖分子將目標轉向廣大弱小的發展中國家，實施“以弱制弱”的恐怖策略。那麼，發展中國家將遭遇無妄之災，陷入不確定的恐懼之中。這些國家，大部分的安檢系統落後，警察相應能力差，甚至不具備防恐和反恐能力。一些像斯里蘭卡這種旅遊國家，為了吸引國家遊客，放松管制管控。如果恐襲升級，這些國家的旅遊產業及經濟也將遭遇重創。

“911”恐襲後，不少國家都加強了安檢和防衛，國際間的交流和交易費用大幅度地提高。如果不斷的有發展中國家遭遇恐襲，西方投資和遊客都可能大幅度迴流。這對本已衰退的全球化以及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巨大的打擊。

對於中國普通民眾來說，恐襲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只會發生在媒體上，重點在西方世界和中東國家。在中國密不透風的維穩和反恐環境下，恐襲的成本極高，發生的概率也極小。但是，這些年，越來越多人出國旅遊，其中前往價格低廉的發展中島國居多，如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尼。

斯里蘭卡旅遊發展局數據顯示，2018年訪問斯里蘭卡的遊客人數達到230萬，排名前五的國際遊客是印度、中國、英國、德國和澳大利亞。中國駐斯大使介紹，在本次事件中，失聯5名中國公民有4人疑似死亡，1人確認死亡。

斯里蘭卡恐襲事件，或標誌著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平靜日子結束，恐怖襲擊將大範圍地蔓延到人類文明及防恐的薄弱地帶。

“以弱制弱”，是恐怖分子精於計算之後的選擇，也是恐怖襲擊的新方式，更是人類文明的恥辱。

參考文獻

【1】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加里·S·貝克爾，上海人民出版社；

【2】津巴多時間心理學，津巴多，萬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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