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漢族，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多才多藝，在詩文、戲劇、書畫等各方面都獨樹一幟，與解縉、楊慎並稱“明代三才子”。書善行草，寫過大量詩文，被譽為“有明一代才人”。
徐渭像（1521年3月12日-1593年）
《淮陰侯祠詩》是徐渭書法中的代表作品。這篇作品是他豪邁磊落的性格及博學多識天賦的寫照。此詩軸神采駭人，似有一股磊落不平之氣咄咄逼人而來，這種在書法中表現得如狂風驟雨般的氣勢，可以說是前無古人。通篇點畫如急風暴雨中的殘花敗柳、支離破碎、滿紙狼藉，給人一種要打破整個世界的憤恨感覺。筆力雄強，雖狂走亂舞，筆走如飛，卻點畫分明、散而不亂、穿插得當、收放自如。
徐渭《淮陰侯祠詩》（節選）
研究中國傳統的文化史、藝術史，徐渭在諸多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無疑都是不容忽視的。他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徐渭作為個體存在的同時還是一個群體性存在的表徵，這個群體除了徐渭，還有祝允明、陳淳、王鐸、傅山等，假若沒有他們的存在，中國的文化史、藝術史會單調得多也單薄得多；再者，就這一群體而言，徐渭則不僅是得風氣之先者，而且又是其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如此，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瞭。
徐渭《牡丹蕉石圖》，紙本水墨，縱120.6釐米，橫58.4釐米
值得注意的是，徐渭以及他所代表著的這群體性存在，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懷有著叛逆的性格、破壞性的姿態。也正是這種叛逆與破壞，成就了他們也成就了一段歷史。相較而言，徐渭的叛逆性格和破壞性力量在其中是最為強烈的，因而其書、其畫也就更多地具有了破壞性書寫、破壞性繪畫的品性。《淮陰侯祠詩》卷是徐渭在晚年創作的一件草書作品，在這件作品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到，強烈的叛逆性格和破壞性的書寫特徵並沒有因為年齡的增長而有絲毫的削弱。那麼通過對這件作品的討論，儘管不可能全面地涉及徐渭以及整個晩明藝術家的創作，至少也會對徐渭的破壞性書寫有稍稍明晰的瞭解。
徐渭《淮陰侯祠詩》（節選）
提出破壞性書寫這樣一個概念，並非無中生有、故弄玄虛，相反，這恰恰是在對徐渭書法有過深入觀照後的感悟。由此所帶來的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徐渭意在破壞什麼，以及怎麼破壞？
徐渭《淮陰侯祠詩》中的字體不盡相同
並且我們也可以看到，《淮陰侯祠詩》卷的書寫具有多體雜糅的特徵，首先在這件作品的不同段落雜陳有行書、草書、章草等諸多字體，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加以仔細辨別的話，會發現其中每一個字的書寫都同時具有著章草的意味。由此我們則又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章草在徐渭整個的書法創作中發揮了什麼樣的效用，以及章草的介人與徐渭的破壞性書寫行為是否會有某種內在的聯繫？
毫無疑問，徐渭的書法創作意在破壞的對象，是魏晉以來佔據了書法史主流地位的“二王”書風。至於究竟是何緣由導致了這一破壞行為的實施，在下面的行文中還會有所提及，這裡暫且擱置。筆者一直關心的問題是，略微對書法是有所瞭解的人都不會不知道，本來在我們的印象中徐渭是以其酣暢漓淋的狂草仁立於書法史的，那麼他因何在狂草之外對章草頗為傾心？因為他在某處題跋中提及，他不僅認為索靖的章草書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且也曾特別緻力於對索靖書帖的研摹。事實上，當我們將徐渭一生的書法創作縱向排列來看的話，會發現在其生命的中後期，狂草的創作漸少而章草（包括準章草）的創作日增（可參見劉正成編著的《中國書法全集・徐渭》，榮寶齋出版社）。這應該是極其重要的一個事實，當然也不太為人所熟知的，否則黑格爾為什麼感嘆“熟知非真知”？
在這裡，筆者大膽地做出這樣的一個假設：正是基於對章草的研習，促使徐渭的創作找到了反叛、破壞魏晉“二王”正統書風的契機，並且也是通過對於這一契機的無比敏銳與審慎的把握，也促使他的破壞行為順利實施與完成。
《淮陰侯祠詩》中字體橫向展開明顯
應該說，徐渭意在於“二王”之外另覓新途、探尋異樣的創作資源，那麼，章草確乎是不可多得的選擇。理由是，作為一種書體，章草在漢代之後基本遊離於主流書風之外，更多地保留有不同於“二王”書風的審美意味。以此為創作資源，很容易使反叛、破壞“二王”書風的願望成為現實。實現的可能性，同時會表現於書寫形式與審美意味，觀照於《準陰侯祠詩》卷似乎也不難做出如是的判斷。在書寫的表現形式上，由於章草（和隸書）因子的存在使得《淮陰侯祠詩》卷中每個字型都傾向於橫向展開，且在書寫過程中有意地設置了諸多似乎不近情理的停頓甚至是斷裂，以此有別於“二王”行草一拓直下的流暢；另外，由於書寫節奏的更易、表現形式的變化，必然地導致附著其上或蘊含其內的意蘊的轉變，具體而言即是渾厚質樸取代妍美流便。其實在假設與事實之間，可能並沒有想象中的天壤之別一一在徐渭對於“二王”一脈書風進行反叛與破壞的時候，章草確實給予了他不可比擬的助力。（未完待續，本文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碩士，文章原載於《中國書畫》第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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