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詩經》不只是展現給我們文學的一面，它也是一座極為豐富的礦藏，內涵是多方面的，傳統研究《詩經》者有“名物學”，後世治《詩經》者多從“博物學”一系。為了對詩能有一個更為深透的理解，對《詩經》的天文星象作一些探究也是必要的。
關鍵詞：詩經；天文星象；北斗；日食
我國是世界上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遠在三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面對浩瀚無邊的天空、閃爍的星辰，聯想翩翩，湧現出牛郎與織女等神話傳說。在《詩經》中寫到天文星象的地方很多。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三十中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辭也；‘月離於畢’，戍卒之辭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1] (P1673)在人類社會的農耕時期，我們的先民就在天文學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天文星象也成了詩文描述的對象。
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小雅·大東》中有：“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鬥，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鬥，西柄之揭。”[2] (P172)詩人這裡運用了“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萁、北斗”等星象，巧織成文，反覆歌詠，生動形象地表達了深沉的感情。“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比喻兩不相見，其實二者為一物也。朱熹《詩集傳》雲：“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言也。”[2] (P172)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為它光色銀白，亮度特強。《陳風·東門之楊》：“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鄭風·女曰雞鳴》：“子興視夜，明星有爛”，都是指金星說的。金星黎明見於東方叫啟明，黃昏見於西方叫長庚，故《大東》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古人把天上分為二十八星宿，其中有商星(心宿)、參星(參宿)，相距很遠。對於參、商人們有不同的理解：一是說一個往西，一個向東，一個走南，一個闖北，還有一個說原地不動；二是相隔很遠，不易相見，杜甫在《贈衛八處士》中雲：“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3] (P262)即為此意。在古代的傳說中，閼伯和實沈的故事是具有天文背景的一個。《左傳·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4] (P2023)帝嚳有兩個兒子叫閼伯與實沈，兄弟倆互不相容而不斷尋釁廝殺。於是帝嚳派閼伯往商丘去主管大火，因此大火也叫做商星；派實沈去大夏主管參星。參和商在天空中恰好遙遙相對，一個升起，另一個就會落到地平線以下，他們從此再也不能見面了。他們死後，成為參商二神，還是永遠不能相見。實際上夏族對參的認識有更深刻的原因，每當參於黃昏後落向地平快看不見的時候，恰是大地回春之際。參去寒冬盡，農家備耕忙。它成為夏族觀象授時的重要依據。
北斗星是古人常提及的恆星，《小雅·大東》篇所言的“維南有箕，維北有鬥”，它是以箕星為參照的。《詩集傳》雲：“箕、鬥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雲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分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鬥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徙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2](P172)箕或南箕，即為箕宿，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四顆。箕宿四星呈現梯形，形似簸箕而得名，“不可以簸揚”，即無法揚米去糠。古說簸星主口舌，象徵譖人，詩曰“載翕其舌”。翕，縮也。古有“南箕北斗”的說法。這“維北有鬥，西柄之揭”。北斗又稱北斗七星，在天空北方排列成鬥狀或杓形的七顆亮星，然而，北斗“不可以挹酒漿”，挹為舀，即不能舀酒漿。北斗星在古代是指示方向和認識星座的重要標誌，連接北斗第一、二顆星，並沿線延伸其5倍處即可找到北極星，因此北斗的這兩顆星又稱“指極星”。箕宿。《小雅·巷伯》篇二章曰：“哆兮哆兮，成是南箕。”實際上，從《詩經》中這些恆星的命名，與人們日常生活和生產的關係密切。取名北斗，是因為北斗七星所聯成的長把柄；取名為箕，是因為箕宿四星所聯成的形狀，形似簸箕這種農具。
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說：“現在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部題，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寶者，《詩經》其首也。”它是研究我國上古時代科學技術史極為重要而可靠的文獻，也是研究我國上古時代天文學史的重要文獻。在《詩經》中，不但記載有牛郎星、織女星等一系列恆星，還記述有行星、日食、月食以及當時的天文儀器和天文臺。
《詩經》中涉及到恆星的記載有很多：如參宿三星。《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彼小星，維參與昴”，[2] (P14)指參宿三星。另外，《唐風·綢繆》篇首章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2] (P80)；《小雅·苕之華》篇末章曰：“牂羊噴首，三星在罶”，[2] (P203)講的都參宿三星。參宿三星在冬季的夜晚位於天空下南，即曰“在天”，此時節草木黃落，故伐薪為炭，詩云“綢繆束薪”；在冬季亦無魚可捕，高掛的罶(捕魚工具)被三星直照，詩云“三星在罶”而在《召南·小星》篇中，因所述的時辰“夙夜”，即朝夕。無論在“朝”在“夕”時，參宿三星在人們視野中剛出現在天空，不及夜晚在天空正南那樣引人注目，故詩曰“小星”。昴宿，“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詩正義》曰：“《天文志》雲：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旋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旋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雲：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包》雲：昴六星，昴之為言，罶言物成就係瘤是也，後昴、罶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4](P292)“昴”為“昴星”昴宿是二十八宿之一，有七顆發亮的星。實際上，它是一個著名的星團——昴星團。距地球約為414光年，成員有780顆之多，人們肉眼可見的則為較亮的七顆，又稱“七姐妹星團”。近人朱文鑫在《天文考古錄》中認為：三星不是參宿三星和心宿三星，而是河鼓三星，即牽牛星。當時為時及新秋，牽牛當戶，即星光照在門戶，想到牛郎織女此時之相會，而感嫁娶之及時矣。詩云“綢繆束楚”即纏了又纏地捆束荊樹，正是霜降迎女之時。
大火星。《豳風·七月》一、二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章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毛詩正義》雲：“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雲：‘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4] (P389)朱熹在《詩集傳》中的解釋更為清楚些：“火，大火，心星也。此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2] (P104)大火，以色紅似火而得名，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三顆。它是夏天夜晚空中主要亮星之一，是有名的紅巨星。關鍵還在於大火對於古人授時定候的指示作用。周朝時各地運用幾種不同的歷法(夏曆、殷歷、周曆、豳歷等)，豳歷七月即夏曆七月。心宿二(即大火)每年暮春的黃昏下在天空當中，在夏曆的六月黃昏時出現在正南方，是正中和最高的位置，到七月黃昏時位置開始偏西向下移動，古人稱之為“流火”。七月黃昏，大火越過子午線流向西天下沉的時候，婦女們就該趕製棉衣，為親人們準備冬裝了。從這兩句詩也可以看出，早在上古時期，人們已經認識到了行星移動和季節變化的相互關係了。
大火是古代婦孺皆知的星相。大火在春天傍黑時出現於東方地平線上。其光熒熒，好似東方遠處的一團火焰。它之所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不單是因為它亮，也不光因為它酷似原始社會中極為重要的火種，主要的原因，就是每當它於黃昏後出現於東方時，它就像是特意來點燃人們盼望播種的希望之火。可以說，在我國傳說的三代，它是天空中一朵紅色的報春花。北斗七星的斗柄連線，大約指向大火，故大火黃昏初見之際，北斗就指向東方。對大火和北斗的觀測延續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後來，由於測量了子午線，並觀測星是否到了子午圈，預報季節的準確度得到了提高，天文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直到公元前11世紀，大火仍然是人們報時的一個依據，但內容又改變了。
定星。《鄘風·定之方中》篇首章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詩集傳》雲：“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2] (P36)詩中“定”指像鋤頭的四顆星，它們是室宿二星和壁宿二星，四星組成一個長方形。每當農事基本結束的時候，黃昏後在子午圈附近就能看到定星。定星中天，正是營造房屋的大好時光。《爾雅》雲：“營室謂之定。”[4](P3609)“定”為古星名，即為“營室”；“方中”指的是黃昏時刻在天的正中。“營室”原包括室宿和壁宿，後來專指室宿。室宿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兩顆；壁宿，原稱東壁，為二十八宿之一，也有星兩顆。室、壁兩宿共有四星，呈現為長方形。在西周、春秋時代的黃昏時辰，室、壁四星出現在正南方的季節，恰是農事忙完，天又不是很冷，是古人從事房屋營造的時間，因而四星統稱為“營室”，又命名為“定”。營室東邊的兩星，為營室東壁，簡稱“東壁”，後稱壁宿。故詩曰楚宮作於“定元方中”。
織女星。《小雅·大東》篇五章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織女指織女星，又稱天孫，朋三顆星，為織女一、二、三，組成一個等邊三角形，詩曰“跂彼織女”。跂通岐，意為分岐，由三角分出，組成三角形，故用“跂”形容織女。織女位銀河西，與銀河東的牽牛星遙遙相對。約在夏秋的夜晚，織女星是天空中主要的亮星之一，而且出現的時間也長，詩曰：“終日七襄”。牽牛星。《小雅·大東》篇六章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牽牛指牛星，俗稱牛郎星，又名河鼓三星。睆，為光亮。服，駕也。箱，車也。牽牛星是夏秋夜晚天空中主要的亮星，光度為太陽的8倍。至於織女星、牽牛星的命名，是以牛郎和織女的神話傳說命名，即是起於人間牛郎、織女的勞動形象。
在《詩經》中較多提及的參宿三星、大火、箕宿等，都是因為它們與當時人們的生活、生產密切相關。如大火這顆天空中紅色的亮星，在上古時代是人們觀測季節交替的標電之一。《左傳·襄公九年》雲：“陶唐氏之火衛二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5] (P190)陶唐氏即人們傳說中的堯，距今四千多年前。“火衛”是負責觀察“大火”星的官職名稱；閼伯為人名。“火正”觀測“大火”星在東方出現，此時是我國北方春季的開始；為酬謝“大火”(即心宿二)報春催耕，帝堯時代“火正”閼伯的後代—商族人民形成了年年祀祭這顆辰的風俗，故又名“商”星。甲骨文中的“火”星記載，《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火出，於夏曆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此處的夏指夏曆，商指商曆，周指周曆)，[5] (P323)以用《史記》中關於上古時代已有“火正”官職的記載，都證實了“大火”星在上古時代人們生活和生產中的重要性。
三、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詩經》有些詩涉及到了天象災異的星占學範疇以及有關日食的記載。中國是講“天人相應”的，地上有什麼，天上就有什麼。例如：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星，人有五臟；歲有365日，人有365骨節(其實只有兩百多)；人間有皇帝，天上有帝星；等等。星占學的源頭是很早的，在遠古時人們就“觀象授時”。例如《小雅·漸漸之石》“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說滿月時月亮在畢宿附近，就會有大雨。其實那時“月離於畢”對應的就是雨季，大雨是常有的。這就像氣象諺語“朝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一樣是經驗總結。但後人又總結拔高為“箕好風，畢好雨”，這就是星佔了。《史記·天官書》：“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6] (P1331)此亦星佔其自然與人事。《小雅·大東》篇六章亦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是說那長狀的天畢星，直列成行，斜掛在天空中。天畢即畢宿，又稱天口，簡稱畢。有星八顆，形似古時田獵用的長柄網。古時這種長柄網即稱畢。捄，此處念(求)，意為長形，故不是以手揪聚之意，與《大雅·綿》篇“捄之陾陾”之捄不同。
在古代人們往往以日食紀事，《詩經·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有日食紀事：“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鄭玄《箋》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云下民亦甚可哀”，[4](P445)這裡關鍵是要理解“之交”的含義，孔穎達《正義》雲：“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雲朔月辛卯，朔月即是之交，為是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週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里，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4] (P445)朱熹《詩集傳》注曰：“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週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巳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陰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2] (P154)朱熹這裡引用曆法，闡釋了日食是怎麼形成的，並言及天象昭示人事。
後人根據《十月之交》，考證出這次日食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僅春秋時代文獻記載的日食就有36 次。《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雲：“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6] (P1344)到了漢代，就不只是記錄日食發生的時間了，對日食時的太陽位置、起止時刻、見食時間、食分(即日面所食部分佔整個日面的比例)以及日食初虧所起的方位等，也多做明確記錄。例如《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五行志》對發生於漢徵和四年八月辛酉晦(公元前89 年9月29日)的日食記載：“徵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7] (P519)這條記錄告訴我們，食分很大，光亮的太陽圓面只剩下一個鉤形了，食起於西北方向，這時太陽位於亢宿二度等。《漢書·五行志》中這樣的記載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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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成，教授，文學博士。西安文理學院國學研究所所長，漢語言文學專業負責人，古代文學省級重點學科負責人、學術帶頭人。在《江漢論壇》《周易研究》《社會科學戰線》等刊物發表論文70多篇。出版著作有：《文中子考論》《中說校釋》等。
感謝李老師授權！（文章原載於《唐都學刊》2010年3月第2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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