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為什麼重要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以下簡稱“奧派”）不是“主流”（mainstream）經濟學，但屬於“主線”（mainline）經濟學。現代經濟學從邊際革命開始，而邊際革命是主觀主義革命，主觀價值的思想取代了之前的客觀價值論。在“邊際革命三劍客”（門格爾，傑文斯和瓦爾拉斯）中，門格爾最為徹底地貫徹了主觀主義，其他兩位的“主觀主義”只是服務於均衡思想的手段，如德索托教授所指出的，“邊際效用規律只是對數學均衡模型的補充……而對門格爾來說，邊際效用理論具有本體論上的必要性”。[ 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著。朱海就，譯。《奧地利學派：市場秩序與企業家創造性》，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47。]“邊際革命三劍客”的分歧預示著經濟學的分野，一是傑文斯和瓦爾拉斯代表的傳統，也是後來的馬歇爾傳統，這一傳統把“均衡”作為核心，後來成為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可視為古典經濟學和邊際思想的折中，它只是在名義上接受了主觀主義思想，並沒有去應用它；二是門格爾開創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該學派一以貫之地貫徹了主觀主義，所以奧派也稱主觀主義學派。“主觀主義”在經濟學發展史上為什麼那麼重要？一個原因是斯密的經濟學缺乏一個可靠的微觀基礎，尤其是其價值理論存在明顯的缺陷，不能為他自己倡導的古典自由主義提供理論支撐，而主觀主義思想卻解決了這個問題，為古典自由主義提供了堅強可靠的理論支持。
米塞斯無與倫比的貢獻
米塞斯是奧派的代表人物，他發展了門格爾—龐巴維克傳統。在米塞斯扛起奧派復興大旗之前，很多人認為奧派的思想已經被主流吸收了，它已經融入主流，一個獨立的奧派已經不復存在了。但米塞斯通過對門格爾傳統的重新詮釋，對主觀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使人們再次意識到奧派的獨樹一幟。米塞斯把門格爾的主觀思想發展成“行動學”。行動學的基本出發點是“行動人”，相比主流經濟學高度抽象化的“理性人”或“經濟人”假設，行動人是更為真實的，它強調人有自己的目的，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不是在給定的約束下追求最大化，或者說，人的行為不是外在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內而外，這意味著人的行為不能用給定的函數去表示，這便意味著人的創造性。而干預主義從本質上說是不相信人的創造性，在“人論”上是錯誤的。
主流經濟學把資源最優配置作為目標，這樣“人”就被忽視了，甚至變成了實現該目標的手段，而在米塞斯的行動學中，不存在單獨的資源配置問題，或者說它只是人行動的結果，只是個體根據自己的目的配置（選擇）自己的手段（方法）。哈耶克認為，經濟學是關於有意識的行為產生的無意識結果。使每個個體受益的正是這有意識行為下的協作，也就是市場。所以“看不見的手”背後是無數個體的行動，斯密雖然提出“看不見的手”概念，但只是作為對市場的一種“描述”，沒有進行理論挖掘，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奧派經濟學家彌補了斯密的這一不足。相比之下，新古典經濟學把行動的個體抹去了，“看不見的手”被不恰當地簡化為“均衡”，這樣對“看不見的手”的理解就產生了偏差。可見，奧派這根“線”比新古典經濟學更能接續斯密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理念，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說奧派是經濟學“主線”的原因。
米塞斯構建的“行動學”理論體系相當完整。其中包括“經濟計算”，這是米塞斯在“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大辯論”中發展起來的，他指出計劃經濟無法進行經濟計算，因此也是無法運行的；提出回溯定理，解決了貨幣價值的循環論證問題；批評利息的生產力說，捍衛了利息的時間偏好說；區分壟斷與壟斷價格，指出壟斷是常態，只有在出現壟斷價格的情況下才損壞消費者，但這種情況一般只見於原料的控制等少數情況。他的商業週期理論解釋了經濟危機的成因；他的市場過程思想視企業家為市場的驅動力，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概念對應；他的產權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產權與封建社會中的產權有根本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家只能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使用資產，因此消費者才是真正的老闆。這些理論邏輯一致地貫徹了“主觀主義”和“個體主義”。在其中的每一個領域，米塞斯所做的貢獻都是極為重要的。
在米塞斯的理論體系中，一個比較容易引起誤解的是先驗主義方法論。行動學公理是先驗有效的，它不是來自經驗，也不求助於經驗的證明，相反，經驗依賴於先驗的行動學知識。人的行動本身也具有先驗的性質，我們的頭腦裡總是先有概念、範疇和理論，然後才有行動。先驗和經驗不是一對反義詞，而是互補的，我們有了“先驗”知識，所以並不需要經歷同樣的經驗才能理解他人的經驗。“先驗”並不意味著與現實無涉，有的先驗知識是與生俱來的知識，但也不否認經驗、內省和後天學習對於獲得先驗為真的公理性知識是非常必要的。先驗的反義詞與其說是經驗，不如說是實證，即一種認為可以通過“假設—驗證”的方式獲得知識的方法，當然那種把可靠的理論作為前提的實證並不是批評的對象。
……
奧派對中國的意義
中國轉型成為經濟發達國家的關鍵是繼續走市場經濟道路，這是有共識的，但對於什麼是市場經濟，卻沒有共識。當人們不能真正理解市場時，容易把政府幹預導致的問題歸到市場頭上去，這樣就要求政府更多幹預，這樣政府就越來越大，市場也將越來越被侵蝕掉。對於理解市場經濟，捍衛市場經濟，奧派經濟學，尤其是米塞斯的經濟學是非常有幫助的。當我們有了可靠理論的指引，就不需要再“摸著石頭過河”走很多彎路。 “壞”的經濟學制造認識上的混亂，導致錯誤的政策，誤導中國改革，所以絕不可低估它對中國的危害。比如很多人推崇張五常教授提出的“地方政府競爭”論，這種觀點認為政府從事商業活動是中國的優勢，把中國經濟的成功歸到這種結合上。它是錯誤的“實證主義”方法的產物，也與芝加哥學派的方法有關。如這樣的錯誤認識得不到糾正，中國就會繼續這樣一種重商主義的發展模式，經濟社會的轉型將難以取得成功。
經濟學是關於社會運行之道的闡述和揭示，奧派經濟學揭示經濟運行之“道”。支持干預主義的經濟學說，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在現實中也必將是有害的。自由市場，不是先入為主的立場，是正確經濟學的必然結論。遵循“道”，經濟才有希望。干預主義就是試圖人定勝“道”，但受懲罰的是“人”，而不是“道”。[ 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反對干預主義，但並不意味著他反對政府，柯茲納在本書中有言：“米塞斯的仰慕者以及參與他紐約大學研討班的聽眾，也包括一些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他們把米塞斯對‘美國自由主義’（一種‘干預主義’的理念）的攻擊看作是使自己加入到他們當中併成為他們中一員的舉動。米塞斯的其他仰慕者是一些主張徹底的無政府主義的人，他們把米塞斯對政府的無情批判，看作他們的思想基礎。他的敬仰者之間結成了聯盟，這有點令人不安，但米塞斯異常冷靜地觀察著這一切。米塞斯拒絕無政府主義，也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保守主義，即在它能為他自己堅定的古典自由主義信念提供支持時，才會接受它。”“米塞斯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甚至不認為政府是一個‘必要的罪惡’而應予最小化（EFI，57）。他視具有保護私人產權功能的政府為自由市場經濟一個根本性的必備條件。他強調調政府是一個有益的制度，它使市場合作性收益的實現有了可能。”讀者也可閱讀米塞斯的《官僚體制》以作進一步理解。]
熊彼特說知識分子是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哈耶克提出了“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的問題。經濟學界受益於市場經濟，但其在整體上卻是反市場的，扮演著“市場經濟的掘墓人”的角色。“經濟學界”的轉型，要比“經濟”的轉型更為迫切。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威脅不在“經濟”本身，而在於思想觀念上，反市場的經濟思想，構成經濟的真正威脅。
米塞斯的經濟學不是由曲線和函數構成的，不是求最大化，不是曲線移動，而是由每個個體根據他自己的內省都可以理解，都能證明為真的文字構成，所以米塞斯的經濟學也是非常“人文”與“人道”的。在米塞斯理論體系中個體的人始終是主角，如果承認經濟學是一門關於“人”的科學，而非關於“物”的科學，那麼米塞斯的經濟學無疑是首選。
米塞斯的所有努力都是從“挽救文明”出發的，他不是為了發展某個學派而做研究。這樣的思想高度，加上他的才智，使米塞斯成為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經濟學家，沒有“之一”。米塞斯的學說是人類最寶貴的知識財富，人類應為有這樣的經濟學家而感到幸運。《米塞斯評傳》是一本簡明扼要的傳記，為了解米塞斯思想提供了概覽。作者柯茲納是米塞斯的學生，也是當代奧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也被無數人認為是哈耶克之後最令人期待的諾貝爾獎候選人（2014年，權威機構湯森路透就曾預測其為當年的獲獎者），由他來介紹米塞斯的思想再合適不過。
本書第一版於2010年出版，早已售罄。相比那時，米塞斯的作品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擁有了更多的讀者，米塞斯本人也受到了更多的關注。這本書的再版將為讀者朋友瞭解米塞斯的思想提供一個可靠的指引（而且此書也是海南出版社“經濟學家”系列書籍的第一本）。當然，對於已經讀過本書第一版的讀者來說，筆者相信多年以後再次閱讀這本小冊子，也必會有所反思，必定會獲得新的啟迪。此次再版對第一版中的一些文字錯誤做了糾正。本書的編輯付出了大量辛勞，也是本書再版的策劃者，在此深表感謝。還要感謝著名出版人汪宇先生，著名學者姚中秋先生，中國社科院馮興元研究員的支持和幫助。我的同事毛豐付教授、婁朝暉博士，以及我的研究生古曉潔、侯翠芳和鄭苗苗等參與了文字校對工作，在此一併感謝。
文摘
在紐約的第一年
米塞斯在日內瓦幸福而又平靜的生活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很快被打破。儘管瑞士是一箇中立國，但是也不能為米塞斯提供安全保障，德國軍隊佔領了歐洲大陸，而他上了納粹的黑名單。當法國於1940年6月淪陷時，他不情願地同意了他妻子堅持要求移民美國的建議（MYWM，54）。在他們到達美國後不久，米塞斯有點含糊其辭地寫道，他離開學院“是因為他不能再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把他的存在看作是對其國家政治的妨礙和安全的威脅”（MYWM，55）。在瑪吉特·馮·米塞斯回憶錄中名為“逃離歐洲”的這一章中，她為我們描述了那段驚心動魄的、長達一個月的旅程——部分旅途險象環生——路德維希與她離開日內瓦，乘坐汽車、火車、飛機，最後是輪船，經過法國、西班牙與葡萄牙，直到1940年8月2日才抵達美國。
他們的人身安全現在有了保證，但是這次遷移對米塞斯的職業發展來說卻是一次倒退。他放棄了在有影響力的高等研究院中的高薪職位，離開了無論在學術圈還是政治圈都已聲名遠播的那塊大陸，到了一個新的國家，在那裡，他基本上不為人所知，況且他已經年近60歲，對語言也不完全熟悉——他想恢復他學術上的成功，但顯然這看起來希望渺茫。雖然米塞斯進入美國拿的是“非配額簽證”（non—quota visa）（這個簽證的頒發是基於一個倉促安排的邀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給他提供了為期6個月的“講師與研究副教授”位置），但是他不能確定的是，這個位置是否將會為他提供一個永久的機會（MYWM，44）。但不管怎樣，在他到達紐約後不久，他“不打算去伯克利。他覺得紐約才是美國的文化中心，他想呆的地方正是這裡”（MYWM，64）。但事實上，在美國的第一年他在學術與資金等方面都困難重重。米塞斯幾個從歐洲過來的朋友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幾個他以前的學生（包括阿爾弗雷德·舒茨與F.馬赫盧普）盡他們的力量為他們以前的導師尋找合適的學術職位，但是他們一無所獲。米塞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講師，但是沒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學對他發出認真的邀請。直到1945年，他才在紐約大學商業管理研究生院獲得“訪問教授”的資格，這所學校當時羽翼未豐，算不上一流大學。
顯然。米塞斯並不被美國經濟學界歡迎，原因除了他的年紀之外，還有他不入時的政治與經濟學方法論立場。如果人們告訴你，米塞斯在他到達美國之後，陷入到痛苦與貧困潦倒的萎靡狀態中，僅僅依靠回憶過去的輝煌來提一下神，我們不會覺得奇怪。然而，由於他的樂觀、堅定以及個人的與知識上的勇氣，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當瑪吉特·馮·米塞斯聲稱，從1943年開始的25個年頭“是米塞斯一生中最多產也是最有創造性的時期”（MYWM，89），我們可能會有點吃驚。但是，的確如此，在這個時期，米塞斯開啟了新的職業生涯，用英語出版了相當多的著作和論文，與一群忠實的美國支持者新建了友誼。他還培養了一批美國學術門徒，幾十年後，這些人成功地將他的思想傳播給一群在整個經濟學界中至少稱得上是“重要的少數派”的人士。
對路德維希與瑪吉特而言，從抵達紐約直到赴紐約大學任教的這幾年都是“調整”之年。用瑪吉特的話說，米塞斯“丟了他的工作、他的書以及他的收入”，瑪吉特寫道，他的精神狀態處於低點（MYWM，63）。只要讀一下他的回憶錄（他在抵達美國後的第一個月寫的），我們不僅可以肯定這一點，而且也會留意到，他對早期的學術和政治敵人，流露出了某種厭倦。然而，這種反感一點兒也沒有阻礙米塞斯挑戰新的環境。根據他妻子對這幾年的回憶，米塞斯積極地融入到在紐約的生活，他結交新的朋友，和他的歐洲老熟人、同事及學生保持往來。紐約曼哈頓西區是米塞斯喜歡居住的地方，那裡距劇院區和紐約公共圖書館都很近，這對米塞斯來說頗為重要。1940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會給國家經濟研究所（NBER）一筆款項，支持米塞斯的工作，這種資助關係延續至1945年，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米塞斯的生計。
米塞斯的美國朋友和仰慕者儘管還少，但數量卻在增長，這部分地歸功於亨利-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和勞倫斯·費爾蒂希（Lawrence Fertig）。黑茲利特是一個著名的財經記者，紐約《時代》雜誌的財經編輯。米塞斯於1936年英文版《社會主義》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促使他與當時還在日內瓦的米塞斯建立了聯繫，在米塞斯今後的日子裡，他對米塞斯的支持從沒有間斷。黑茲利特安排米塞斯為《時代》寫了一系列的文章，這些寫於1942—1943年間的論文引起了“國家制造業協會”（NAM）主要官員的注意，其結果是，在隨後的幾年裡他們給米塞斯安排了一系列任務。勞倫斯·費爾蒂希在《世界電報》有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每週經濟專欄，在這個專欄中（以及當他在電視鏡頭中經常露面時），他經常提到米塞斯和他的思想。另外，從1952年開始，費爾蒂希有好多年都是“紐約大學受託委員會”的成員（MYWM，148）。瑪吉特·馮·米塞斯在提及黑茲利特與費爾蒂希時說，“他們立即認識到路不是一個對私利感興趣的人。因此，他們都幫助路做他所不能做的事情。他們相信，路已經不必再為生計問題犯愁了”（MYWM，90）。
也許正是由於和NAM之間的聯繫，米塞斯於1943年與倫納德·裡德（Leonard Read）——當時洛杉磯商會的總經理有了來往。米塞斯堅信政府幹預自由市場經濟是危險的，這一信念給裡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5年，在一些有影響力和有遠見的富有商人的幫助下，裡德建立了“歐文頓”（Irvington）——一個以紐約為基地的經濟學教育基金會（FEE）。基金會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政治。裡德與他的同事希望將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傳播給美國公眾。在這個基金會建立後不久，裡德就使米塞斯成為FEE的一名定期成員。與FEE的關係，是米塞斯此後幾十年工作中比較滿意和愉快的部分。到1946年年末，在這個新國家中，米塞斯無論是在個人方面還是在職業方面都得到了鞏固。這一年，他成為美國公民——這是他極為珍視的一件事（MYWM，70）。從1942年起，他與瑪吉特在紐約西岸擁有了一套舒適的公寓，他在家裡做研究時可以看到哈得森河的風景。他的個人藏書也從日內瓦搬了過來。他在紐約大學有一個訪問教授的教席，在FEE也有一個職位。這兩個職位使他能保持他的教學與寫作活動。最重要的也許是，到1946年時，他已經開始忙於他的鴻篇鉅著《人的行動》的寫作，該書是對他1940年在日內瓦時就已經出版的《國民經濟學》一書英文版的擴充與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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