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六年十月，一道來自巡撫荊襄、南陽右副都御使楊璇的加急奏報，引發了大明朝堂的巨大恐慌。
流賊頭目李原自稱“太平王”，於房縣公然豎起黃旗造反，流民附賊者已至百萬，聲勢浩大，官軍不能力敵，急報朝廷擇大臣總制大軍進討。
荊襄流民叛亂並非首次，成化元年時便有劉通聚眾作亂，但附賊百萬之巨，此等聲勢大明開國百年從未有過！
即便是元末亂世也不過如此吧？
從天子到朝臣聞之無不驚駭！
成化天子急詔廷臣舉賢，兵部尚書白圭舉薦右都御史項忠、戶部尚書薛遠兩人，呈天子裁決。
項忠巡撫陝西多年，久歷邊事，曉暢軍務，自然是成化天子心中不二之選，當即下詔任命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
為了項忠能便宜行事，成化天子還賦予其極大的權柄，不僅豫楚川陝四省文武悉受節制，更許其都指揮使以下將官生殺大權。
集多省軍政大權與一身、登時成為大明最有權勢的項忠，立刻走馬上任，趕赴荊襄清剿叛亂，一時間天下風雲聚會荊襄。
荊襄流民的歷史問題
荊襄山區地接四省，處於湖廣、河南、陝西、四川的交界處，川陵延蔓，山林茂密，環數千裡。
它西起終南山東端，北至伏牛山，南至荊山，東南到桐柏山、大別山一代，形勢險要，地貌複雜。
在這片廣袤的地區，不僅土地肥沃，山深地廣，刀耕火種，易於收穫；而且礦藏豐富，植被茂盛，物種繁多，具有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可謂是一處極佳的人類棲息地。
可就是這樣優越富饒的土地，卻在明初被朱元璋列為封禁區，“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深究其源自然是因為歷代不能禁絕的流民問題。
關於流民的定義，《明史 食貨志一》中給出的官方註解是：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飢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
所以流民是指因饑荒、兵禍而不得已逃亡外地的百姓。
但實際上那些因賦役過重棄地的逃戶，拖家帶口異地討生，與流民無異，兩者之間根本無法區分。
流民的問題歷朝歷代都不能禁絕，而形成流民的原因不外乎兵禍、天災、土地兼併與賦役過重。
至於荊襄地區的流民問題，從元代開始就曾出現過流民聚眾作亂的記錄。
到了元末明初，朱元璋在征服陳友諒勢力，將荊襄納入版圖後，鑑於荊襄山區，山高林深，官府無法有效管理，在清剿流民叛亂後，便施行“封禁”政策，嚴禁流民再進入，唯恐此地成為動亂之源。
在經歷元末的大亂，明初正值百廢待興之際，官府安定流民開墾土地，並制定了一系列嚴密的戶籍制度，組裡甲、訂黃冊，將老百姓牢牢綁在土地上。
朱元璋執政時期，政治清明，賦役並不嚴苛，流民問題還沒形成嚴重的社會弊病。
但從正統初年開始，流民活動的趨勢就越加頻繁，尤其是在土木堡之變後，明朝轉入中後期，權貴們的日益驕橫，土地兼併之風盛行，豪門巨室可以逃脫賦役，可黃冊的田賦總額卻不減少，只能加派到平頭百姓身上， 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
自耕農的大量破產，自然而然逃離原居地，淪為流民。
而且也是從明代開始，天災陡然頻繁起來，據鄧雲特先生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的統計，有明一代僅記錄的大的自然災害就多達1101起，平均每年將近四起，遠超前代。
正統到天順年間，北直隸、陝西、河南、山東水災、蝗災頻發，嚴重的饑荒讓百姓們扶老攜幼，逃荒異地，而荊襄山區以其得天獨厚的自然和地理位置，自然是周邊數省流民的首選地，使得流民不斷湧入。
到成化初年，“四方流民聚荊襄者，已二三十萬”，這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信號，如此大規模的流民聚集，沒有政府的有效管理，只要有心人鼓動挑唆，很容易發生民變。
果不其然，在經過明英宗執政後，尖銳的國內矛盾累積到噴發的邊緣，成化元年，登基不久的成化天子不得不吞下，幾十年來天災人禍種下的苦果。
荊襄大起義
1.第一次起義
成化元年四月，經過多年的精心策劃和準備，劉通在房縣大石廠村聚眾造反，自立為王，國號為漢，任命了元帥、將軍，創建了簡單的軍事政權，流民從者四萬人。
劉通將部眾分作七屯，駐紮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的萬山叢林中，一邊自耕自足，一邊對抗官軍。
面對突然冒出的流民叛亂，初祚帝位的成化天子，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發兵圍剿。
劉通與其謀士石龍誘敵深入，依靠天險，在梯兒崖重創官軍，明軍一時竟不能奈何義軍。
成化二年二月，白圭再次集結重兵，兵分四路，犄角並進，對劉通的義軍圍追堵截，這一次明軍軍力佔據絕對優勢，義軍死者無算，被擊斬萬人，劉通也被抓捕，只有石龍等殘部逃往四川，轉掠巫山、大昌兩地。
直到十月，白圭才徹底將義軍殘部剿滅，第一次荊襄流民起義宣告平定。
其實在起義爆發前的一個月，鑑於荊襄流民問題嚴峻，成化天子已經開始重視，並還啟用名臣王恕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撫治南陽荊襄三府流民。
只是王恕甫一到任，起義就爆發了，在協助白圭清剿劉通的同時，王恕賑濟饑民，安撫百姓各歸其業，瓦解了劉通義軍的統治基礎，並在起義撲滅後，又建議在緊要關隘設置守備，加強地區控制。
但明廷見首惡已除，就命白圭班師回朝，而王恕也不久調任河南巡撫，荊襄地區並未再做流民安置、守備衛戍等善後舉措。
流民問題最關鍵在於安置，恢復其正常的生活秩序，而明廷選擇性的漠視，自然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
更為嚴峻的是，成化二年以來，天災異常頻繁，“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流民復屯如故。
到了成化六年為止，荊襄山區已經湧進一百多萬人，龍蛇混雜，又到了爆發的邊緣。
2.第二次起義
成化六年，十月，原本劉通的部將李原，聯絡餘黨再次聚眾起義，這次聲勢浩大，遠超前代。
項忠臨危受命，趕赴荊襄坐鎮，面對依山川之險、“附賊百萬之眾”的起義軍，項忠採取剿撫並用的手段，先命駐軍嚴防險要關隘，發榜文宣諭逃入深山的百姓，只要歸順朝廷，便可以分田附籍。
依附義軍的老百姓大多數是為生存，政治訴求很低，當初李原打出平均地權的口號時，自然吸引無數流民景從，可現在官府承諾允許流民開墾荊襄，分田附籍，誘惑無疑是巨大。
當即幾十萬百姓紛紛下山，歸順官府，嚴重削弱了義軍力量。
項忠徵調湖廣土兵合官軍，共計二十五萬人馬，分兵八道圍攻義軍，面對官軍凌厲的攻勢，流民不斷逃離李原的部隊，重新歸附朝廷，此消彼長下，李原於竹山兵敗被俘，其餘殘部亦被悉數剿滅，第二次起義也很快被平定。
戰後，明廷吸取了上次的教訓，開始制定善後舉措。
項忠上《善後十事疏》、《撫流民疏》，建議將被俘的義軍及家口三萬多人戍邊，其餘共計一百五十多萬的流民全部遣送原籍，由各地巡撫官撫卹，皇帝准許。
流民們受到了欺騙，甚至最早就來到在荊襄地區開墾的百姓也被驅逐，浩浩蕩蕩的百姓拖家帶口，又被迫回到早已經荒蕪的家園，生計完全沒有著落，聲哭於道，行人聞之淚目。
項忠平定荊襄民亂，矜誇得意，升官加爵，可遣送原籍的百姓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飢寒交迫的百姓們沒多久又紛紛逃入荊襄山區，史載百姓“入山就食，勢不可止”。
鄖陽開府
成化十二年初，荊襄流民的老問題又再次擺到了成化君臣面前，申禁不絕入山禁令，已形同虛設，眼見又要重蹈民亂覆轍，成化天子詔百官獻策。
時任國子監祭酒的周洪謨撰《流民說》，建議參照東晉設置僑郡的措施安置流民，得到朝中大臣認可，呈奏皇帝。
成化天子於當年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定流民。
原傑早年巡撫地方有著豐富的治民經驗，他不僅參考周洪謨的《流民說》，還從身為吏目的文會所上的“分田地，設保甲，厚風俗”建議中得到啟發，在“遍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後“諸父老皆忻然原附版籍為良民”。
原傑會同荊襄相接的諸省官吏，勘察完流民，認為建立地方行政體系已經成熟，在上報成化天子後，當年十二月，皇帝就下旨“開設湖廣鄖陽府，並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撫治荊襄”。
在鄖縣的基礎上，設鄖陽府統轄四省交接的廣大區域，由此標誌著荊襄山區由亂到治，社會秩序得到了恢復。
後世評價道：項忠之蕩定者，一時之功；而原傑之經略者，百世之利也。
結語
編者觀點
明代的流民問題在中後期尤其嚴重，天災僅是誘因，主要還是人禍。
賦役制度從早期的均衡，到之後士紳階層的優免，統治者的貪婪侵佔田地日盛，失去土地的百姓不得已背井離鄉尋找活路，而沒有逃亡的百姓不僅要承擔被士紳侵佔土地的田賦，還有被強行攤派逃亡者的賦役，苛政猛如虎，又加速了百姓的逃離，形成流民不絕的惡行循環。
雖然年年招撫流民，可地方的貪墨，深層田賦制度的不合理，讓巡撫官們的招撫僅得一時之效，即便老百姓們重歸原籍，也還是會逼走上逃亡的老路。
所以因荊襄地區山高林深，土地又富饒，官府一時鞭長莫及，自然吸引無家可歸的流民百姓聚集，這也是明代荊襄流民屢禁不絕的深刻原因。
當以鄖陽為中心開府建制，改堵為疏，給流民授田土立保甲，建學校厚風俗，將混亂的荊襄山區治理起來，百姓安居樂業，自然是困擾多年的弊病一掃而空，還為朝廷創造田賦稅收，官民兩便，這也為之後荊襄地區的大開發打下堅實基礎。
明代中後期荊襄之地流傳這的“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不能不說與流民的大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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