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小到大的歷史教科書都這樣教導我們：在基督教（天主教會）統治下的中世紀歐洲，由於教廷的嚴厲打壓和反對，迷信和矇昧充滿著整個西歐，科學和人文也陷入了停滯甚至倒退的地步。相比欣欣向榮的阿拉伯和東亞社會，西歐顯得相當“落後”和愚昧。根據教科書的說法，之後的文藝復興就在這樣黑暗的氛圍中憑空產生了，就好像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一樣神奇（完整的說法是因為受到東方影響而產生的，比如11世紀開始的阿拉伯語文獻翻譯，中國四大發明的西傳等）。不過，這仍然無法解釋為什麼原本如此落後的徒弟如此之快的超越了“師傅”，並將他們遠遠的甩在了身後的事實。
智慧宮，哈里發附庸風雅的投資
如果稍微嚴肅的對待這些說法，我們就會很快發現不少自相矛盾（甚至不需要歷史知識，只要看基本的事實邏輯）及不符合事實之處。比如，為了凸顯基督教及基督教會的愚昧，而著重強調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先進性，並突出阿拉伯語文獻翻譯對西歐世界的重要性。不過，即便是希提（《阿拉伯通史》作者）也無法否認初期穆斯林的原始狀態——這些人在佔領了基督教為主的北非和敘利亞之後，才得以學習當地基督徒所保留的古典傳統，接觸到大量由基督教會保存的古代文獻。除非有人認為阿拉伯穆斯林是為了制止愚昧的基督教消滅古典文化而興師問罪，那麼，我們只能接受以下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穆斯林征服者“恰好”佔領了希臘文化深厚的地區而變得文明，而不是由於穆斯林的到來而使得原來這些地區（中東、北非等）變得文明。
伊本·西納
當然，筆者的原意並非否認中世紀伊斯蘭世界一些偉大哲學家的巨大貢獻。阿拉伯語古典文獻及著作的翻譯確實對西方社會的學術研究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不過這似乎引出了又一個矛盾之處—翻譯自阿拉伯語的古典文獻以及阿拉伯哲學大師的著作，推動了士林哲學的發展（亞里士多德和阿維森那對阿奎那的巨大影響），士林哲學就是被教科書口誅筆伐的把哲學作為婢女的愚昧神學。此外，1175年由克萊蒙的傑拉德完成的托勒密《至大論》的拉丁譯本（翻譯自阿拉伯文本），更進一步加強了地心說在西方的權威。按照教科書對地心說及經院哲學的鞭撻—阿拉伯文獻的翻譯顯然是讓西歐變得更愚昧了。
黑暗中世紀的形象深入人心
矛盾邏輯鏈：
西歐翻譯阿拉伯語至大論（地心說）→加強了愚昧的地心說（水晶球體系？）→西歐更愚昧
西歐翻譯伊本·西納→促成了集大成的士林哲學哲學（神學的婢女）→西歐更愚昧
西歐翻譯阿拉伯語文獻（及吸收東方智慧）→才有機會擺脫愚昧
要解決這些矛盾，只需要直面事實即可，事實（真理）是絕不會反對自己的。
天主教會對地心說的維護和對日心說的打壓，向來是指責該教會傳播迷信，禁止科學的“最有力證據”之一。關於此，我們需要解決兩個問題，1、地心說是否迷信。2、天主教是如何維護地心說的。
地心說是迷信嗎？
不可否認，地心說的源頭是世界觀，而這種觀念，其來源既可以是哲學的，也可以是宗教的，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每個文明都有各自的宇宙觀以及和宇宙觀相符的宇宙體系，古人缺乏觀測自然的工具，往往需要先假設再求證或者完全依賴於想象。在古埃及人的眼中，太陽是甲殼蟲推動的屎球；在印度人看來，世界誕生於毗溼奴肚臍上的蓮花（或者《奧義書》中的原人）；中國先祖則認為盤古開天，天圓地方；在佛教徒眼中，此世界不過是三千大千世界中不起眼的一個而已。凡此種種，難以道盡。
一般而言，大多數古老文明都把人類所在的地方置於宇宙的中心，古希臘人也不例外。（注意，以人類所在的地方為中心並不是“地心說”，地心說的前提是必須認識到地球是球體。在當時，甚至很長時間裡，除了古希臘和她所能影響到的地方，很少地方的人能認識到地球是圓形，更不用說知道地球是球體了。對大多數文明而言，被批判“落後”的地心說都是無法建立起來的。）
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構建了一個空前完整，影響深遠的宇宙體系，也正是以地球為中心。後世的希臘科學家並非沒有提出過日心說，但都無法提供一個足夠堅實的理論模型論證之。
柏拉圖的地心說宇宙模型
在彙集了眾多觀測結果（包括bc700年的巴比倫天文觀測數據）和無數次精密演算，以及之前歷代希臘數學家的成果（特別是希帕庫思），亞歷山大的托勒密於2世紀寫成了地心說天文體系的集大成著作《天文學大成》（ Mathēmatikē Syntaxis 數學彙編）。托勒密並非無條件的接受地心說，而是對其做了推理，在否定了三種地球不處於宇宙中心的情況後，托勒密才以地心說為出發點進行推論。
托勒密排除了3種可能性
他大量利用希臘三角函數學和天文學的成果，在書中構造了很多幾何模型，比如本輪模型及希帕庫斯創造性發明的偏心圓模型（在研究中，一些希臘天文學家已經意識到天體北非做完美的勻速圓周運動，因此有了偏心圓的設想），並參考觀測所得的數據，編制了許多複雜的天文表，由此，就能在任何給定的時間點上，預先計算出任何天體應出現的位置。以至大論為基礎制定的儒略曆，每年的誤差僅有11分鐘。
希帕庫斯用來計算日月地距離的體系
由於理論結果總能很好的符合實際情況，托勒密的鉅著一經問世，就成了西方天文學的聖經，無數學者為之嘔心瀝血，皓首窮經。10世紀阿拉伯譯者在翻譯時，亦拜倒在這無與倫比的理論之前，將其命名為al-majisti（至大論），即greatest，最偉大的，阿拉伯學者認為，此書是至高無上的學問，完美解釋了安拉所創造的美麗星空，是洞悉宇宙奧秘的鑰匙。阿拉伯天文學也很快擺脫了印度-波斯影響（主要是印度）而轉向希臘傳統。
托勒密的偏心圓模型
無獨有偶，猶太人的宇宙觀也是以地球為宇宙的中心，基督教也繼承了猶太人的觀點，不會反對一個地球中心宇宙的存在。然而，就如上文所述，首先，古希臘人已奉地心說為圭臬；其次，至大論及其所代表的地心說在其流佈之地均受到了極高的尊崇，並非僅限於西歐一隅；第三，真正令其所向披靡的是至大論嚴密宏大的推理體系，以及和所觀測到之天文現象的精確吻合。
客觀上說，托勒密及其地心說理論確實有贊翼基督教世界觀的作用，但面對一個當時最精確又最廣泛應用的體系，又有何理由放棄之呢？
（《聖經》上“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的經文雖有模糊暗示，但天主教會自教父以來的傳統，就向來不支持完全從字面理解聖經。聖奧古斯丁在註釋創世紀時就曾寫到，不要輕易就字面意思做出解釋，如此做很可能因新發現而受窘。）
日心說的出現以及教會的態度
托勒密和他的地心說統治了1300多年後，終於迎來了挑戰。
16世紀，一位正值壯年的天主教神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說。
與“常識”不同的是，羅馬教會在得知該消息後，並沒有予以禁止，相反，哥白尼一生與教廷的關係融洽。在他的書出版之前的很多年，教皇克萊蒙七世還親自去聽關於“日心說”的講座，並表示興趣。同行的大主教事後專門寫信給哥白尼，讚揚他的才能。哥白尼的書，明顯違反了教廷的觀點，但教廷還是允許其發表。
哥白尼的日心說體系
但很快，剛出生的日心說就遇到了對手。第谷·布拉赫尖銳的批評了“日心說”，並提出自己的“改進地心說”模型。他改進了四分儀（中國古代稱“象限儀”或“地平緯儀”，北京古觀象臺有，由西歐耶穌會傳教士在明朝時設計建造）和六分儀，並用它們觀測天象。他天才地指出，如果哥白尼的模型是正確的，那麼很多行星與地球的距離，至少是太陽和當時已知最遠行星木星之間距離的700倍。觀測所得的行星大小甚至大於太陽和地球之間的距離。
此外，哥白尼的新理論由於堅持勻速圓周運動，對天體運行預測的準確程度遠低於托勒密的地心說。
火星軌跡，紅線為開普勒軌跡，藍線為托勒密軌跡，高度重合，圖片出處：公眾號高級數學建模
可見，歐洲人和教會無視早期日心說的理由和其接納地心說的理由一致：即理論是否能符合觀測的結果。哥白尼的日心說並非被作為異端打壓，而是因自身的缺陷而得到應有的待遇。
之後，伽利略利用伽利略用自己新發明的望遠鏡，觀測到了金星盈虧的細節，與“日心說”相符，與“地心說”矛盾。於是他開始激烈地支持“日心說”，成為“日心說”的代言人。但他也未能回答第谷提出的問題，教會代表樞機主教貝拉明要求他在找到確切證據之前，不要把“日心說”當作無爭議的事實宣揚給大眾。而之後伽利略違背了這一約定，將日心說著述出版。於是教廷與伽利略的矛盾激化。1632年，伽利略被羅馬的宗教裁判所審判有罪，從此被軟禁在家中，直到去世。
兩種體系的對話
從學術爭論的角度看，當時的教廷比伽利略更講道理。與伽利略相比，貝拉明是“更好的科學家”。學術界的運行方式與原則，從來要求科學的結論不可以超越證據。當時伽利略就像一個“博士生”。而貝拉明和教廷就如同他的“指導教授”和“學術評審委員會”，負責規範伽利略的學術行為，阻止他對證據的不當定論。即使在今天的學術界，如果任何人像伽利略當年那樣，在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證偽反方理論的情況下，聲稱自己的理論是事實，也一樣應該被批評和懲戒。
該時期的教皇有很多來自文藝復興的最大讚助人美第奇家族,反科學？
小結
綜上，無論是地心說的應用，還是教會對新興的日心說的態度，都和迷信和打壓科學無關。相反，在地心說中體現出了嚴格的數理化和推理原則，以及西方深厚的理性傳統。中世紀時期，古希臘羅馬對真理的追求因為想要接近上帝的渴望而得到聖化（接近上帝的另一個途徑即認識其所造的自然），無論聖經還是自然，都是神的啟示，“地心說”與“日心說”之爭，在當時幾乎沒有任何軍事、商業或娛樂價值，西歐社會卻如此重視它，只是因為這是對真理的追求。只有這種對真理純粹的追求和熱愛，才能產生真正的科學。
中國天文學歷來處於落後的境地
而對於大多數連“落後”的地心說都無法“炮製”的地方而言，卻因此而指責對方“愚昧”，怎麼看都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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