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⑧期
■ 文 / 戴志悅 攝／湯彥俊
寫作是認識自我的一種方式。
結束專訪，從劉春濤教授辦公室趕往機場的出租車上，我一口氣讀完他壓箱底的幾篇小文，不禁生出無比羨慕，甚至一絲“嫉妒”——醫生最有資格成為最優秀的作家，寫盡人情冷暖、生離死別。
醫生的理性縝密與文人的感性細膩，在他身上完美地融為一體，他似乎是一臺全波段的雷達，對生與死有獨特的視角和感受。
他說：“我們這些醫生這輩子會碰到各種各樣的病人，他們把自己的一生濃縮到這幾天或者十幾天中，毫無保留地呈現給我們，這段緣分，我們不要辜負了。”
“南湘雅、北協和、東齊魯、西華西”齊名於世。劉春濤教授出自百年華西，是我國著名哮喘專家，是圈子裡公認的大才子，也是中國呼吸醫師協會醫學人文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三十年的行醫生涯，他送走了很多非親非故的普通人，米加、大眼睛的小男孩，冰雪聰明的鄭詠蓮、開朗熱情的白麓……；也送走了“華西壩”許多的傳奇人物，其中包括他的恩師。
患者們濃縮在病房裡的人生，也觸動著劉春濤更多地迴轉審視自己。
他說，不管別人怎麼看你，其實每個人心裡面最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個好醫生。
他說，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頭銜，不一定體現了人生的真正價值，醫生最終還是要回歸臨床。
他說，年過五十，真正臨床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所以更要珍惜。
他說，當醫生不遺憾，但沒有成為自己希望的那種醫生，是一種遺憾。如果再有一次機會，我還是願意選擇做醫生，我相信會比現在做得更好。
（劉春濤教授在門診中）
1
劉春濤的父母都是高校教師，也許是家庭薰陶，他從小喜好舞文弄墨，鍾情於文史哲。
他是1979年參加高考的“新三屆”，剛剛經歷過“浩劫”的父母，堅決反對他從文，而劉春濤自己又堅決不願意學理。雙方折中，學醫吧，畢竟是和人打交道，劉春濤最終考取了四川醫學院醫學系（現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
我國呼吸界泰斗鍾南山院士說：也許我們當時選擇做醫生是偶然，但是一旦選擇了它，你就要用畢生的精力來熱愛它。
1983年，他還是四川醫學院四年級學生，在神經科實習時所在的醫療組收治了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醫生護士以至整個病房的病人都很喜歡這個眉清目秀、聰明伶俐的小傢伙。經檢查，孩子顱內長了一個巨大腫瘤，已經壓迫到大腦半球和顱神經，需要馬上轉神經外科，開顱手術切除。手術費至少需要兩三萬，在那個年代，這個農村家庭一年收入也不過一千多元。
有一天劉春濤值夜班，聽見小男孩的母親躲在過道盡頭偷偷哭泣，幾天後，他們決定放棄治療。懵懂的孩子本能地預感到什麼，拉著媽媽衣襟哀求：“我不想回家，我就想留在這裡，這裡的叔叔阿姨對我很好。”媽媽強忍住眼淚，一言不發。孩子更害怕了，跑過來拉住劉春濤的手哀求：“叔叔，你給我媽媽說一下嘛，我真的不想回家。”劉春濤根本不敢正視孩子的眼睛，只能在心裡無聲地吶喊：天地不仁，天地不仁！
這種與生俱來的悲天憫人，讓劉春濤愛上了醫學，他想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
醫學院畢業時，呼吸科這個傳統大專業的博大精深吸引著他，在他心目中，內科是臨床醫學的基礎，而呼吸又是內科的基礎。然而，1984年畢業分配時，他卻因成績優秀被組織不由分說地“扣下”，留校當了輔導員。
內心萬般不願意的劉春濤只能通過考研去實現醫生夢，兩年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呼吸內科專家王曾禮教授的碩士研究生。剛剛從法國留學回來不久的王曾禮教授，時任華西醫院大內科主任，以才華、聰慧，以及孤傲、不通世故、口無遮攔而獨步華西壩，劉春濤是他的第一個弟子。
名師高徒，命運卻又和劉春濤開了一個玩笑。畢業分配時因特殊的原因，他沒能留在華西醫院（當時的附一院），無處可去，最終被華西醫科大學附四院如獲至寶地“撿”走。
這是一家職業病防治醫院，職業肺科的大徐小徐兩位主任十分愛惜和重視劉春濤，他也十分努力，引進了纖支鏡、血氣等等。但畢竟受客觀條件所限，相對於綜合性醫院，職業病醫院的病人資源不足，病種也較為單一，主要是矽肺、煤塵肺、石綿肺等等。
醫生的成長的關鍵階段，除了醫學院教育打下良好基礎外，畢業後的住院醫師培訓更是“臨床童子功”，需要見多識廣和大量實操。住院醫階段培訓時間不足、病種相對單一，成為劉春濤職業生涯“童子功”不足的終身遺憾。
他萌生了出國讀書的念頭，工作四年後，英語一向優秀的他通過了託福、GRE考試。在等待錄取通知時，一位曾經的師長來找他，鼓動他下海創業，那是華西醫科大學實業總公司名下的一家公司。
1993年，劉春濤第二次棄醫，走上了從商之路。他從公司的辦公室主任，一直坐到了總經理的職位，但“當醫生”的念頭卻一直縈繞在心頭，朋友們笑話他“不三不四”，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早晚還是要當醫生的”。
1996年，他考取博士，終於回到了華西醫院，如願以償地成為了一名呼吸科醫生。接踵而來的，是一家三口陷入經濟困境，因為當醫生與當總經理收入相比，縮水了幾十倍。朋友們問他是否後悔，他搖頭。
兩次與呼吸科醫生擦肩而過的劉春濤，從此再也沒有離開臨床，很快從主治醫晉升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之後擔任了呼吸科副主任。他曾經的公司，也一路高歌，成功上市。多年以後，朋友們再次問他是否後悔，他依然搖頭：即便身家千萬，此生也只願做一名醫生。
“每天都生活得很踏實，治好一個患者，挽救一個生命，或者哪怕只是做一件很小的事，也都是在幫助別人，這種成就感，是任何職業無法體會的。”他說。
（劉春濤教授在門診中）
2
回來當醫生，內心的踏實與平靜，讓劉春濤找到了職業歸宿；從小在文史哲的世界裡浸染出的感性，讓他對生命有著更深層的認識——文科生仰望星空的感性與醫生腳踏實地的理性，在一斗診室和數張病床中得以完美地結合。
四年前的2014年，劉春濤在自己管理的呼吸內科一病區病房裡，送走了恩師王曾禮教授。王老師以研究間質性肺疾病成名，最終卻患上最兇險的肺纖維化，在自己曾戰鬥過的呼吸科病榻上走完他生命最後的一個月零八天。日日陪伴在老師床前的劉春濤，對生命之脆弱、命運之殘酷無比唏噓。
他想起了老師突然叫自己“老劉”的那一天，才驚覺竟已一晃三十年，自己已是初見老師時的年紀，而當年意氣風發、燦若星辰的老師則躺在了病榻上。集全院之力，窮盡一切辦法，呼吸機、ECMO等所有終極搶救手段，最終依然無法挽回老師的生命。
老師在生命最後的幾天裡，渾身插滿管子，昏迷不省人事，劉春濤不忍再看。老師一生瀟灑超然倔強，最後以這種方式謝幕，劉春濤不禁悲從中來，不忍，更不捨，只能在內心一遍一遍對恩師說：知我罪我，吾師能否諒我？
死亡並不美麗，通向死亡的過程中，當病人身不由己，而旁人又無法得知他的本意時，生者不惜一切代價的努力，卻可能是給他本人增加痛苦。
劉春濤常常反思，在患者生命的最後階段，如何讓他們保有生命的尊嚴。
有一年，休假一週的劉春濤，在中秋節當天回到成都，晚上他習慣性回到病房辦公室工作，看看病人的情況，準備第二天的查房。當他打開電腦，登錄HIS系統，進入第一醫療單元病人列表，7床病人是一位五十多歲的黃姓婦女，而不是鄭詠蓮（化名），他突然感到一陣心悸。
原來鄭詠蓮在他休假離開第三天的晚上去世了。當天她血氧飽和度突然下降到70%，無創呼吸機吸入氧濃度開到100%也無濟於事，她的神智漸漸模糊，家人決定放棄一切搶救措施，馬上辦理出院手續，爭取回老家見親人最後一面。護士說，她們護送鄭詠蓮剛到樓下，她的呼吸停止了。
內心翻江倒海，劉春濤卻只能面無表情，他平靜地聽完年輕住院總和值班護士的彙報，當他們一離開辦公室，他瞬間淚流滿面。從醫三十多年，送走很多病人，但這一次，在寂靜無聲的夜空裡，他卸下了醫生的理性。
鄭詠蓮年僅26歲，結婚僅半年就發現了乳腺癌，在外院做了手術、術後輔助化療和放療，不到半年復發了，肺轉移、骨轉移。她住進由劉春濤擔任主任的華西醫院呼吸內科一病區，是因為大量胸腔積液引起嚴重的呼吸困難，身體各方面非常衰竭，已無法承受任何抗腫瘤治療。
在呼吸科醫生的幫助下，鄭詠蓮的呼吸困難明顯減輕，每次查房，她都帶著淺淺的笑容。劉春濤發現，在她身邊照顧的，除了她丈夫和妹妹外，每天都有好幾個年輕人陪伴她。一打聽才知道，鄭詠蓮竟然是這些年輕人組成的一個藝術部落中最有美術天賦的一個，特別擅長油畫。
少年時曾練習過若干年美術的劉春濤，也曾經有做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的夢想，於是和鄭詠蓮找到了共同話題。有一次劉春濤笑著對她說：“等你恢復了，可不可以送一幅畫給我們病房？”她臉上露出羞怯的紅暈，連連點頭，但馬上又輕輕地嘆了口氣，眼睛裡蒙上一層陰霾。
有一天鄭詠蓮的妹妹找到劉春濤主任，說姐姐想單獨和他談一談。然而，等劉春濤第二天去看她時，她病情急劇下降，已戴上了無創呼吸機，說話十分費力。他剛想告辭，等她情況好一些再聊，鄭詠蓮情緒變得有些激動，眼眶裡閃著淚光，妹妹說：姐姐想用手機打字和您說話。
鄭詠蓮纖細的手指上下翻飛，輸入文字的速度驚人，醫生和患者之間，一場生死交談竟以這樣特殊的方式進行著。聊到最後，她寫道：“我還想畫畫，想當媽媽，我不想死。”劉春濤輕輕地握著她的手說：“到了華西，你就放心吧。” 對癌症晚期藥石無救的病人來說，這句善意的謊言其實很蒼白，劉春濤心裡忍不住大罵自己，但又找不到更好的方式來安慰她。
這次交談之後，鄭詠蓮平靜了許多，病情也有所穩定。第二天查房，她一見到劉春濤，又拿出手機快速碼字，然後打開了手機圖片庫，給劉春濤展示自己的油畫作品。欣賞完之後，劉春濤告訴她，自己明天要出差，然後休假一週，讓她一定等他回來。她的眼神有點暗淡，用力地點頭，在屏幕上寫下：“等你回來，不見不散！”並微微做了一個勾手指的動作。
這一幕竟成為劉春濤對她記憶的定格，以至於當他獲知鄭詠蓮離去時，隱藏在面無表情下的醫生理性被瞬間撕碎。
劉春濤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可以想象她承受了怎樣的痛苦，怎樣的絕望，怎樣的煎熬。我不知道她留給這個世界最後的話是什麼。一個花樣年華的妙齡少女，一個很有藝術才華的人，想必對世界的觀察力更加敏感，對生命的摯愛更加強烈。在一年的時間裡輾轉病榻，其實她早已知道身患不治之症，生命正在飛速地流逝，她是如何面對這一切？關於生死，關於今生和來世，她有什麼感悟？有什麼願景？對於未來無人陪伴的漫漫長路，她是否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我其實非常想知道這一切，但作為醫者，必須顧及病人的感受，沒有權力讓別人對你敞開心扉。
病人是醫生最好的老師，不僅包括醫生的實踐和經驗積累都來自於病人，還包括對疾病、死亡的親歷。所以美國女哲學家圖姆斯在以自身罹病經歷寫下《病患的意義》一書中說道：“大夫，您只是在觀察，而我是在體驗。”
劉春濤說：“醫生是專業人士，但在死亡面前不一定是強者和智者，從這一點上講，病人也是我們的老師。”
他懂得無數的生命逝去，留在世間的不只是一份死亡記錄、一份病案討論。無論是痛不欲生的軟弱，還是昂然面對的堅強，都會一次次喚醒醫生關於生命意義的思考。
病房是一個如此特殊的空間，互不相交的芸芸眾生與同一類病抗爭，把自己毫無掩飾地呈現在醫生面前。劉春濤說：“說到底，不要辜負這種緣分，不要辜負病人對你的信任。”
然而，“不辜負”談何容易？
從醫之初，他也曾年少輕狂產生過某種“幻覺”，認為這個世界上只有法官和醫生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所以必須慎用這種權利。
漸漸地，他懂得了醫學的侷限，醫生怎可能輕易決定病人的生死？唯一能決定的是，當天地不仁，醫生須是仁者；當生死由命，醫生須竭盡所能。“很多時候都是病人的求生慾望在鼓勵我們，給我們力量，然後全力以赴。”
生，是動力；死，是鞭策。
電影《尋夢環遊記》說：“當這個世上沒有人再記得你，你就會真正地死去。”
這些已逝的患者，他們可能未曾想到，自己會留在陪伴他們生命最後一程的這位醫生記憶裡。
（劉春濤教授在門診中）
3
患兒住院治療幾天後，檢查結果顯示肺功能竟然退步了，醫生們百思不得其解。
一名哮喘患者住院了，他給劉春濤教授打了個電話，去年他就因哮喘急性發作數次住院。劉春濤一聽就急了：“因哮喘住院，那怎麼行，哮喘哪有這樣管理的！”
劉春濤說，相對於呼吸系統其他慢性疾病來說，哮喘是比較好治療的疾病。只要管理得當，它是一個良性的過程，很多病人可以長期、穩定地保持健康狀況，肺功能也基本上沒有問題，日常生活也完全不受影響。
“以前每年都有很多病人因哮喘住院，甚至因此去世；而現在，如果再有患者因哮喘住院，就是管理不到位，如果因哮喘急性發作死亡，幾乎可以叫事故了。”劉春濤說。
目前，全球哮喘患者至少達約3億人，其中3000萬患者在中國。一項全面評估我國城區支氣管哮喘（哮喘）患者控制水平的調查顯示，總體控制度僅28.5%，部分控制和未控制人群高達71.5%。
如此簡單的疾病，卻不是所有大醫院的醫生都能看得好，這讓劉春濤難以接受。在2018年的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年會上，他總結了哮喘的臨床診治中常犯的十大錯誤，而且病例均來自於華西醫院的醫生。
他直言不諱地直指出：“華西的醫生連這麼常見的疾病都治不好，難道我們真的高到只能去做高精尖的項目嗎？把常見病做好，才是醫生的基本功，畢竟我們面對的80%都是常見病。”
如此神情，頗有老師當年的傲氣。當年的王曾禮教授，學術會議如果內容空泛言之無物，他在臺上會拂袖而去，在臺下則會長吁短嘆痛苦莫名，一點情面也不留。
劉春濤1999年博士畢業後，在華西醫院開設了第一個哮喘專科門診，三十多年專注於這個疾病。
那時候醫生對哮喘的治療手段非常有限，有效的藥物也極少。病人的依從性很差，“當我告訴病人你不要看今天，不要看明天，要看一個月，看三個月的時候，病人根本等不了，也接受不了。”劉春濤說。
有了聯合治療之後，更多新藥問世，哮喘的治療和控制的手段越來越多，病人治療效果也越來越好。只要對哮喘進行長期管理，絕大部分患者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管理是哮喘治療成敗的關鍵，醫生則是哮喘長期管理的關鍵。劉春濤說，臨床醫生門診中對病人多花幾分鐘多說幾句話，最容易被患者所接受，是最基本也是效價比最好的教育方式。
（劉春濤教授）
4
中國醫學人文大師、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的郎景和院士曾寫下：書寫，是對自己的真實體驗和莊重儀式！
喜愛寫作的醫生是深情的，記錄遇見的生命，也看見自己。
劉春濤的文字裡透露出的這份深情，從醫三十年並未減弱半分，只是這份細膩與敏感，深藏在了白大褂之下。
當我們在診區前第一次“遇見”時，他顯露的是一種醫生的職業性冷淡和 “拒人千里”的微妙。但專訪中，他對我完全打開，我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果斷改簽機票延後兩小時，依然意猶未盡，直到最後一刻才匆匆結束專訪奔向機場。
遇見外冷內熱的劉春濤教授，他的豐富以及對生命的獨特感受，讓人回味悠長。
父母總希望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東西給孩子，職業也一樣。在許多的醫生都不願意自己的孩子學醫時，劉春濤一家卻很堅決勸說兒子學醫。兒子最終轉入了華西醫學院八年制，今年是第六年進入了博士階段。在當今的社會大環境下，兒子有時會抱怨當醫生太虧了：“我的同學從國外留學回來，都在大銀行工作了，年薪幾十萬，我卻還在讀書。”
這幾乎是目前國內所有年輕醫生面臨的困境，劉春濤說：“醫生的培養週期很長，在你35歲之前都會非常辛苦，但越往後你會有不同的感受。現在，我那些不做醫生的同學很多已經退休賦閒在家，而我還在工作，而且還能工作十幾年，這難道不是一種幸福？”
人生拼的是長度，而非速度。醫生是一個終身職業，不僅終身需要學習，還有極長的職業生命。劉春濤說：“當年離開這個行業的很多人，說起當醫生時的日子，都很懷念。”
劉春濤的幼學根底深厚，深愛書畫、文學、歷史、哲學，哪怕學了醫，除了學習專業書籍，還會閱讀大量文史哲類的“閒書”，這讓他保持著對人性的敏銳，深度思考的習慣，以及自我認識的反思。
富繞的巴蜀大地，孕育了深厚的人文底蘊，地處中國的西南邊陲，卻從不落後於世界。120年前，英、美、加三國的五個基督教會創辦華西協合大學，華西成為了一個文明的窗口，自行車、留聲機、鋼琴通過華西的“洋人”帶到成都，開風氣之先。
生於斯長於斯的劉春濤，對“華西精神”的探求情有獨鍾，他懷念老師那一代“華西壩大師”們的“魏晉風骨”，對“大師遠去”感到悲切蒼涼：但凡真有大學問的人，絕不肯唯唯諾諾人云亦云，絕不肯點頭哈腰滿臉諂笑。大師們專注於學問，不掩飾自己好惡、不隱瞞自己觀點的真性情，尤其王曾禮老師，出身錦衣玉食家學淵源，卻一生清心寡慾粗衣糲食。
對這一切，劉春濤從未停止過思考，也影響著他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和對人生的追求。
“南湘雅、北協和、東齊魯、西華西”，華西醫院也成為了我國西南地區的醫療“航母”。作為西南地區哮喘病學學術帶頭人，劉春濤在中國呼吸學界有重要的地位，他擔任中國呼吸醫師協會副會長、四川省醫師協會會長、四川省變態反應專委會主任委員、中國呼吸與危重醫學雜誌主編……但他的簡歷上，除了許多年前因赴京支援抗擊非典收到教育部的表揚信和數年前的“中國呼吸醫師獎”，榮譽獲獎一欄幾乎是空白。
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這種東西真的那麼重要嗎？”劉春濤的語氣裡透著一種清高孤傲，“衡量醫生的價值不是靠這些。”
他不喜歡唱讚歌戴高帽，尤其反感頻頻出現於網絡上的各種醫生評比，甚至為此專門去找醫院黨委書記直言：華西的醫生應該恥於參與這類網紅活動。
“對醫生真正有意義的評價在哪裡？一是你自己，二是病人，三是你的同行，網絡靠拉票的評比，有何意義？”劉春濤說，網選“名醫”不僅搞壞了醫療行業的風氣，還可能對患者造成誤導。
江湖地位，對每一個行業的人都有極大的吸引力，醫生亦如此，年少輕狂時總希望頭銜越多越好，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個山丘。當越過山丘，才發現已白了頭。
五十知天命。半百之年，劉春濤重新思考醫生的價值，意識到應該做“減法”了。“有些東西已經不重要了，能夠做一個好醫生，這才是最終目的。”他說。
怎樣才是一個好醫生？
作為中國呼吸醫師協會醫學人文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提出這個命題，給同行，也給自己。
蘇格拉底說，人要認識自己。
“作為醫生，自己問心無愧很重要，但自我認識還是可能會出現偏差。我應該是還算一個不錯的醫生，但遠比不上老教授們做學問的精深，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再像老教授們那麼純粹了。”劉春濤嘆了口氣。
兩度錯過，付出再大的代價都要回來當醫生的劉春濤，在跟隨王曾禮教授做哮喘研究之後，便全心專注於此，在中國哮喘領域頗有建樹。然而，當別人介紹他是“著名專家”時，劉春濤卻對這樣的恭維感到慚愧，“我就連呼吸病學家都算不上，只能說是一個哮喘專家，只是在某一個疾病、某一個方向上做得稍微深入一點而已。”
他還是醫學生時，便對內科的博大精深十分嚮往。“我常常想重讀《內科學》，但我知道很多缺撼已經造成，現在已經來不及補了。”劉春濤說，“能做醫生，這件事一輩子都不遺憾。”
當然他也明白，雖然很希望能把醫生做得更寬廣一點，對專業的研究更深入一點，但人不可能是一個永動機，隨時都在衝鋒陷陣，會有惰性，也有個人際遇等各種干擾。
勞碌和辛苦貫穿著醫生的整個職業生涯，比如在值夜班這件事上，年輕時值一線要24小時住在病房；升主治醫之後值二線，需在醫院裡或附近待命，隨時處理一線解決不了的問題。劉春濤博士畢業後開始值二線班，直到50歲之後才結束。華西醫院呼吸科的二線值班醫生非常辛苦，所有科室病人只要涉及呼吸問題，隨時要請呼吸科二線值班醫生會診，經常忙到凌晨兩三點。
他還記得，當科室通知自己可以不再值夜班時，那種如釋重負的輕鬆，但隨之而來的竟然是一絲“心在天山，身在滄州”的失落。他說：“醫生的這個階段再也回不去了，當醫生不需要為病人操心時，真的覺得缺失了重要的東西。” 人生這條單行線的每一個階段，都是一場漸行漸遠的目送。
如今，還擔任醫療組組長的劉春濤，更加珍惜剩下的時光。
“醫生豈能不臨床，到我這個年齡，真正看病、接觸病人時間其實不多。希望自己在未來有限的幾年中，能夠真正把該做的每件事情都做好。醫生最後迴歸到自己，還是怎麼樣做好臨床，做好醫生。” 劉春濤說。
戴志悅：您怎麼看待醫生這個職業？
劉春濤：我一直想寫“醫無涯”的系列，也就是醫者生涯沒有盡頭。醫生是個終生職業，哪怕年齡大了，依然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這是其他任何職業做不到的。現在“醫二代”不多，很多醫生都不願意讓孩子學醫了，當年我讓兒子學醫的時候，很多人不太理解，但是我們全家，都非常堅定地認為醫生是最好的職業。兒子有時候也對我說太累了，但既然選擇了，就沒有什麼可抱怨的。
能從事醫生這個職業，我覺得是非常榮幸的選擇。雖然現在醫療環境不太理想，但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醫生的，有病人的，也有社會和政府的原因。在學術圈裡有一點地位是需要的，代表了同行的一種認同，但也要懂得適可而止。但到一定年齡，這些也都不重要了，能夠做一個好醫生，這才是最終目的。
不管怎樣，無論外界如何看你，是不是一個好醫生，說到底只有自己心裡最清楚。
戴志悅：您認為怎樣才是一個好醫生？
劉春濤：其實很難說。有一次在中國呼吸醫師協會醫學人文工作委員會上，我專門講過這個話題。有人說，內心問心無愧就好，但實際上一個人的自我認識還是會出現一些偏差。
比如有些醫生會對自己的能力過於自信，說難聽點就是“剛愎自用”，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卻因為過於自信聽不進別人的話而發生失誤，這是自我認知上的問題。
是不是好醫生，病人的認可也很重要，雖然並不要求100分，但起碼的溝通的是要做好的。比如，有時候護士會在說“1床打針了”，會讓我感覺很不舒服，我們至少要記住每一個患者的名字、職業、年齡，用適合的稱呼，普通患者可以叫老張、老王；老知識分子，可以叫李老、李老師。但這麼簡單的東西，還是有很多醫生不太注意。
戴志悅：早就聽說您對醫學人文關懷的關注，也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章。
劉春濤：從病人身上，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所以一有時間就記錄下來，等以後自己有時間了可以看一看。我們醫生見過很多生死離別，每個人對待生死的態度都不完全一樣，在這個時候是人性最集中的體現，有焦慮、恐懼、暴躁、失眠的等等；也有堅強、平靜的。家屬在面臨這些的時候，有的竭盡全力、不吃不睡地守在床旁，有的三天兩頭不來，來了還吵架。
我一般不輕易去談論病人的生死，因為哪怕是我們這些見慣了生死的醫生，生命沒到那一步的時候，誰也不知道自己人性的底色是什麼樣，之前說的都不算數。
醫生與外界的社會交往並不多，很多的人生感悟，都是從病人的經歷當中得出來，無論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是一種啟發。
戴志悅：醫生是一個觀察社會和人性的窗口。
劉春濤：是的，而且矛盾往往在這個時期最集中，包括患者的人際關係、心理變化。一個人的經歷、教養，對他的觀念，對醫生的態度，對醫學的態度，對生死的態度是有影響的，但到最後面臨死亡時，一切都還原了。
戴志悅：您喜歡寫東西，喜歡看文史哲之類的“閒書”，這恰恰是現在許多醫生缺乏的。
劉春濤：會佔用時間，但我認為對當好醫生能有一些幫助的，包括對人文理解，對病人的理解，和病人溝通的方式，語言表達的技巧等等。前幾年，病房裡住了一位90歲的老人，是一位老師，有一點耳背很難交流。我時不時靠近耳邊和他聊天，得知他最喜歡看《炎黃春秋》，我也每期都看，從自我們有了共同語言。
還有一次，門診來一個病人，是思茅人。學生不知道思茅在哪裡，我告訴他是雲南的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州，歷史上也是茶馬古道絲綢之路的起點。所以，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在這方面很缺乏了，他們覺得這都是無用的東西，實際上“書到用時方恨少”，醫生有一點人文的素養還是很重要的。
戴志悅：許多醫學大家，知識面是非常寬廣的。
劉春濤：是的。因為醫學實際上是人的科學，不光是科學，還是一種藝術，所以要把醫學做好，光靠普通的工匠精神是不夠的，還需要職業精神、人文精神，否則對醫學的理解會出現偏差。
戴志悅：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包括對自己有一個較正確的認知，知道自己的弱點和遺憾。
劉春濤：大概50歲以後，以前也有點自視較高，覺得自己各方面都不錯。但到一定年齡，就會真的去看自己，真的有這麼厲害嗎？今年的全國呼吸年會，他們委託我策劃人文專場的內容，我提出的題目是：如果你的子女學醫，你想對他們說什麼？ 希望大家講講自己成長的經驗教訓。
戴志悅：您最想跟兒子說什麼？
劉春濤： 現在還不能說，因為想得還不太成熟。我希望從自己的成長經歷當中能夠總結出一些有用的東西給晚輩，能讓他們少走一點彎路，對象可以是自己從醫的孩子，也可以是學生和科裡的年輕醫生。
還有一些話題，比如“醫生想對病人說什麼？”以前在病房給患者的 “入院需知”中，我曾想寫上這樣一句話：我們一定會做一個好醫生，希望你也做一個好病人。但後來大家覺得太刺激，還是刪掉了。
實際上不管是醫生還是病人，在短暫的相遇當中，是互相瞭解熟悉的過程，是建立互相信任的過程，同時也是相互學習的過程。
醫生這輩子會碰到很多的病人，各種各樣的病人。就像你剛才說的，實際上，病人是把他的一段人生濃縮在這幾天、十幾天裡，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個對醫生來說是很大的緣分。我們可能對相交幾十年的朋友的瞭解，都遠遠沒有對病人在這幾天裡瞭解的深入。
戴志悅：因為病人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全部交給你，包括他的身體。
劉春濤：是的，所以，說到底就是不要辜負這種緣分。
戴志悅：會這麼想的患者可能不會太多。
劉春濤：他們不一定有這種明確的感悟，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表現方式，所以無論面對什麼患者，都要儘可能能找到恰當的溝通方法。
我從來不認為患者是上帝，醫患之間是平等的，醫生要尊重患者的需求，患者也要尊重醫生的專業性。看門診時，一些病人看完病走的時候會對我的學生說：小妹，再見。只要被我聽見，我都要干預：下次不許叫“小妹”，也不許叫“美女”，這裡都是醫生。
戴志悅：四川人叫“小妹”是一種親暱的愛稱吧？
劉春濤：是，生活中無所謂，但這裡是醫院，醫生的職業有特殊性，再年輕、年資再低，也是一名醫生。
戴志悅：另一方面，由於醫療上天然的信息不對等，在醫患關係中，最容易被醫生忽視的可能是知識的傲慢。
劉春濤：我覺得確實有一些醫生太自我中心，很多醫生都會有我年輕時那種“決定一個人的生死”的感受，這的確會讓人產生一種盲目的自信。
有一次全國年會上，我講了現代醫學當中的非暴力主義。現在醫患間的戾氣，醫生間的勾心鬥角，都是一種冷暴力，我談到了非抵抗主義，和平主義，非暴力主義，談到甘地、曼德拉等等，談到在大自然面前，在生命面前，要甘願做一個卑微的人。
戴志悅：星空下，人如此渺小，所以有一位年過八旬的老教授曾十分謙卑地說，醫生越當下去，越覺得自己能為病人解決的問題越少。
劉春濤：這個話要分兩個方面說，一方面，由於醫學的侷限，所以我們對很多事情無能為力，面對病人死亡時，醫生會有深深的挫敗感和無助感。另一方面，雖然能力有侷限，但我們還是會力爭在為病人做更多的事情，可能病因解除不了，但我們可以幫他緩解症狀；也許症狀也緩解不了，我們還至少還能陪他聊幾句，回答他幾個問題，緩解一點焦慮，都是幫助。
現在醫學發展迅猛，很多東西甚至已經超出我的認知了，我相信，未來人的生命狀況會被大大改善，醫學有無限的發展空間，醫生能做得也會越來越多。
戴志悅：都說五十知天命，您在現在的年齡階段，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劉春濤：對我來說，真正看病、接觸病人時間已經不多。帶組也就剩幾年時間，什麼年齡做什麼事，到時間了就應該把醫療組的位置讓給年輕人，然後我只當指導教授，和病人有隔著兩張皮的感覺。
戴志悅：不直接管病人了。
劉春濤：醫生不直接管病人，感覺真的是不一樣。當醫生其實也矛盾，是勞碌命，值夜班圍著病人轉時覺得特辛苦，但當真的不管病人了，又會感到失落。等到退休之後，只看門診了，接觸病人的時間就更少了，接觸的病種也更單一了，門診的病複雜程度跟住院的病人完全不一樣。越往後，看上去好像還在臨床上，但實際上工作性質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了。所以希望自己在未來有限的幾年中，能夠真正把該做的每件事情都做好。
（感謝志願者黃錦花對文章進行校對）
彩蛋：
本期另外推送兩篇劉春濤教授寫作的美文《米加》、《外婆》，以及王曾禮教授寫作的《與年青的博士、碩士談談成才》。
第3期：陳育智 | 兒童哮喘，他們說這事太小了
第4期：盛錦雲|沒把哮喘患者教育好，我感到很歉疚
第5期：王德輝 | 當患者全世界只剩鼻子時，醫生眼裡不能只有鼻子
第6期：洪建國 | 病人以他的痛苦甚至生命教會我們很多東西
第7期：李善群 | 左手藥物 右手康復
戴戴（戴志悅）
曾任人民日報《健康時報》編輯部副主任
曾任騰訊健康頻道副主編
現為獨立醫學人文記者
《遇見腫瘤名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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