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志悦（文中照片均由周健博士家人提供）
这篇文章，原计划是要在2018年的母亲节前完成的。
这两年我每次到杭州都想去看望周妈妈。但想起2017年1月第一次见到她时，这位95岁高龄的老人两度难抑思念儿子的悲伤而低声哭泣，我很犹豫，不敢再去打扰她的平静。这样纠结着，结束了一次次的杭州之行。
去年圣诞节，我在杭州出差，终于给远在澳大利亚的孙小依医生发信息，询问是否方便去看望周妈妈。孙小依是周妈妈的儿媳、周健博士的遗孀，也曾是他的实验室助手，人类第一个癌症疫苗的病毒样颗粒就是在他们“神奇的手”中创造的。
很快收到小依的回复：我婆婆11月初安宁地离开了。
生活就是如此，我们总以为有些人和事会永远在那里，一拖再拖，终于错过。
如果说宫颈癌疫苗是上帝借科学家之手，送给天下母亲的一个礼物；那么，周健博士就是被上帝选中的那位科学家。（点击查看《做，爱的疫苗——这位中国博士送给女人的一份礼物》）
1991年，周健博士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实验室，人工合成了首个HPV病毒样颗粒，被称为“周颗粒”。1999年3月他例行回国学术交流时，突发重疾，长眠于杭州西湖边青山上，年仅42岁。
2006年，由“周颗粒”制成的宫颈癌疫苗“佳达修”正式上市，随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2个国家先后被批准使用，2017年，这支出自中国科学家之手的宫颈癌疫苗终于开始在中国女性的身体接种。
两年前采写周健博士的故事时，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上帝会挑中周健？
2016年底，在上海遇见孙小依，她说：“周健能成功是因为幸运，所有的科学家都很辛苦，但大多数人没有他这么幸运，所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科学家都是一样了不起。”
她建议我，“你应该去和我婆婆聊聊，她是一位真正豁达大气的智慧母亲，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军功章里有妈妈的一半。”
半个月后，也就是2017年1月上旬，我正好有去杭州出差的机会。在周妈妈卧室窗前的冬日暖阳中，我作为一个女儿的妈妈拥抱了这位95岁的老人，感谢她的儿子为所有女儿、母亲留下的礼物。
科学家属于全人类，周健在分子病毒学领域1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许多科学家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周健的生命只有短短的42年，但全世界世世代代女性将因为他的发明而将免受宫颈癌之祸，这种福祉将是永久的。
而对于家人来说，周健更“了不起”的是他的“烟火气”——风趣幽默、有情调、会生活的居家男人。无论是科学家的身份，还是儿子、丈夫、父亲的身份，周健都做到极致。他的爱的能量如此强大，让身边所有人都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母亲和妻子都用“完美”来怀念他。
一个人成功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偶然，更是必然。回到母亲，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到最原生的答案。
周妈妈说：“我经常觉得自己不像他的妈妈，我是这么愚钝的人，老天怎么让我生了一个这么聪明的儿子。”
她和天下母亲一样，拥有本能的韧性。她从战争年代的枪林炮雨中存活下来；“文革”浩劫中，她几次留下遗书徘徊在河边；76岁时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伤心欲绝的她支撑着儿媳妇熬过了“天崩地塌”，她说：“我撑着你，你不能倒下，儿子还那么小。”
她名叫“陈洁”，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城里人家，十几岁时还是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她知道没有文化很痛苦，所以参军后，在部队抓住一切机会学习，身怀六甲也坚持补习中学课程，并自学考上了南京大学气象学系。大学期间，终因拼命学习熬坏了身体，再加上怀上了儿子周健，只好遗憾缀学，回到杭州在教育部门工作。
她说自己“才疏学浅，只有年龄”“不是一块学习的料”，所以更不能浪费任何一次学习机会，她的勤奋、努力和谦卑让人敬佩。
2018年11月，生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周妈妈，与儿子生死阔别近20年之后，终于安祥地在天国与儿子相聚。在她95岁高龄时，我有幸聆听了她对往事近3个小时的回忆，今天我将回忆进行整理分享，这是一位母亲一生的智慧。
看完之后我们会明白，她所做的，是所有母亲都能做到的——拼尽全力去自我成长，不论结果；让孩子学会爱与被爱，拥有“爱的能力”。
谨以此文纪念周妈妈和她的儿子周健博士，感谢孙小依医生、周健的姐姐周凯、姐夫鲍忠义提供的帮助。
（96岁高龄的周妈妈陈洁，摄于2018年）
（以下内容为周妈妈口述整理）
1
我已经95岁了，有些事可能说起来没有条理，前面说了后面又忘了，很多东西也讲不清楚。
我不聪明，也没有什么文化，才疏学浅，没有做出什么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但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我儿子很勤劳，很爱他的妻子和孩子，很孝敬父母。并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妈妈才把自己儿子说得这么完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邻居，大家都认为他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小都很聪明努力，什么事都比人家先走一步，我们也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培养。
他1957年2月出生的，是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姐姐。
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是一个很平和的家庭，在孩子面前，我和他们的爸爸从来不争吵。孩子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和的家庭长大，所以他们的性格很平和。我女儿现在60多岁了，对我很孝顺，和丈夫也相亲相爱，我们家人互相宽容。
我的儿子两岁进幼儿园，全托，7岁上小学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给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教育，那个时代谁能想到未来会怎样，能让孩子初中毕业就不错了。老师整天挨斗，没有心思上课，他在学校也不是什么优秀的学生。
我那时候搞教育工作，他的老师经常对我说：“你自己是搞教育工作的，怎么不把儿子教育好，他实在太调皮了。” 一个班里几十个学生，定期要调换座位，同学在他身边没坐几天就被他带“坏”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顽皮是因为他的脑子比别人转得快。老师们对他无可奈何，但又对他很欣赏，都觉得很奇怪，问我：“我们没办法教他了，他怎么知道那么多国家大事，他这些知识都哪来的，在家听新闻吗？”我说，他顽皮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认真听新闻。的确，在家里我们从来不教他什么，小学的时候也没见他专心学什么，但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住主要的东西。
他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通知搞卫生，学校明天要来检查，还会发放流动卫生红旗。班里小朋友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愿以偿得到了流动红旗。老师同学都很高兴，只有他不高兴，就在大家为这份荣耀欢呼时，他一个人跑到外面抓了一块烂泥，扔到流动红旗上。这一下，大家都不高兴了，老师很生气地找家长告状。老师是我的部下，但我的儿子闯祸了，我只好向老师道歉，说回家一定教育他。
晚上回到家，我也没急着批评他，问他：“你在学校干了什么‘好事情’？”
他说：“你认为是好事就是好事，你认为是坏事就是坏事。”
我觉得他回答得很有意思，就说：“好事变不了坏事，坏事也变不了好事。”
他说：“我不喜欢大家弄虚作假。”
我说：“那你也不对，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是集体荣誉感，你怎么可以搞破坏。”
他说：“妈妈，我不喜欢假的，要真的。平时就那么脏，检查了才搞卫生，这不对，要天天干净才对。”他的确是从小就很爱干净的孩子。
我从内心觉得他说的是对的，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但特别反映他的本性，长大后也从来没变过。他刚到剑桥大学时，老板莱诺教授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莱诺太太很热情地端出自己最拿手的布丁，问周健“好不好吃”，结果他想都没想说：“不好吃，我没吃过，吃不习惯。”莱诺太太很尴尬，但很快，他们就十分喜欢我儿子这种毫不作假的性格，甚至认他作了干儿子。
儿子从小我们并没有怎么管教他，他自己做得很好，很勇敢、诚实。他小时候就和很多人想得不一样，看起来很逆反，但从不欺负人，对人很友好。
我儿子从小动手能力很强，对什么都好奇，喜欢拆装东西，家里的钟、表、锁这些能拆的都被他拆过。12岁那年，隔壁邻居买了一把密码锁，我儿子很好奇，一放学就盯着锁研究。邻居逗他，说如果他能打开就把锁送给他。结果，儿子捣鼓了一个多小时真的打开了。
他13岁那年，家里买了一个大件——缝纫机，我过了一段时间才第一次，忍不住夸赞机器好用。儿子一不小心说漏了，这台缝纫机他已经拆开过又重新装好，工作原理都搞清楚了。后来这台缝纫机大大小小的毛病，他都自己修。
他从小喜欢无线电，我给他订了两本这方面的杂志。他平时也不出去玩，因为别人会骂他“走资派”的儿子，他就天天关在家里照着杂志上的图纸，买零件自己组装。一年级时，他组装了一部对讲机，初中时组装了一个收音机；高中时，我们家买了一台9寸的电视机，他买来零件，照着电视机的说明书，自己装了一台电视机，送给了表姐家。
因为“文革”，儿子吃过不少苦，失过学、下过乡，还拉过大板车、扛过大麻袋，高中毕业后他在邮电部522厂当学徒。“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他觉得机会来了，马上在新华书店排长队买回来一套自考丛书，一面做工一面复习准备高考。
当时我是杭州市下城区招生办公室主任，他爸爸不同意他学医，说他在无线电方面有天赋。儿子说自己无论学什么都能学好，无所谓。第一志愿填了无线电专业的一个大学，第二志愿他自己填了温州医学院，他最终上了温医。
他学习一直很刻苦的，几乎每天都是看书学习到深夜的。英语是上大学才开始学，他的录音机永远不离手，连上厕所都在听英语；大冬天，为了看书时不打瞌睡，他裹着棉袄光着脚，困了就把脚泡进冷水里；有一次生病在家里休养了很长时间，回去考试仍然是第一名。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早上起来烧饭，发现他穿着一件军大衣睡在冰冷的地板上，我吓一跳，以为他生病了，一问才知道，他是学到深更半夜，怕吵醒妻子和儿子，就索性睡在地上将就一夜。
他1982年温医毕业后，考取了浙江医科大学的硕士，1985年又考入河南医科大学攻读病理学博士。
他在读硕士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就把毕业论文写好了，还是英文的，投稿到学校，人家认为他很狂妄，看都不看就退回来。过了不久，他斗胆将文章寄给美国一流的国际刊物，居然发表了。硕士二年级时，姐姐在浙二医院，他在医院看到有一个要处理掉的坏冰箱，征得主任同意后，他搬回来修好继续用。平时，邻居家电视机坏了，他上手摸一下就好了。
（1988年，周健博士成为剑桥LionelCrawford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CRF）的第一个中国研究员，身边是他的妻子兼助手孙小依。）
2
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我经常觉得自己不像他的妈妈，我这么愚钝的人，老天怎么让我生了一个这么聪明的儿子。
我家乡在苏北的一个小城市，城市贫民，无房无地。家里没饭吃，9岁就去给人家当小佣人，接送小主人上幼儿园，帮她背书包，给她擦屁股，一天只换一顿饱饱的中饭，一天也就只有这一顿饭。
我十几岁了还是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我以前名字叫“陈福英”，为什么后来叫“陈洁”呢，有个故事。
我的表姐是地下党员，日本人投降后，她公开了身份，当了小学教师。表姐问我要不要去当兵？我从小在伪军和日本人统治的地方长大，深受那些当兵人的欺负，所以我对表姐说，当兵的没有好人。表姐说：“我让你当的那个‘兵’都是好人。”还给我讲了一些道理，虽然我听不懂，不过想着去部队总是有口饭吃，就去报名参军。
当时是进军工厂，征兵的人拿了一张小报让我读，但是我连名字都不会写，哪里还会读报，我被退了回来。过了几天，我的一个小伙伴来外婆家玩，就在我家隔壁。小伙伴是读过书的，听说我想参军，马上把我带回家。当时军分区人事科长借住在她家，我躲在她身后不敢见人，人事科长问我：“小姑娘你躲在那里干什么？”小伙伴替我回答说：“她想当兵。”人事科长又问为什么要当兵，我说：“家里没饭吃，只要你们接受我，我能做很多事。”
人事科长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不敢说“陈福英”这个名字，我怕他们又不要我，所以没有马上回答，脑子不停转想办法应对。人事科长很奇怪说：“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突然想起有个小伙伴的名字叫“陈洁”，马上脱口而出：“我叫陈洁”。他又问：“哪个洁”，我心想，我不管哪个“洁”，只要不叫“陈福英”就好。见我不说话，他就在纸上写下来，问：“是不是这个‘洁’？”我赶紧说：“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洁”偷偷记在心里，回家后写下来学起来，从此以后我就叫“陈洁”。
我知道没文化的痛苦，所以千方百计去学习。我先去了扫盲班，在班里很快就成了积极分子，半年当上副班长，一年当了班长。但是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我还不认得几个字学校就停课了，我们上了前线。很多战士都是渔民、盐民的子女，我打仗很勇敢。
我们是新四军的军工厂，部队里有文化教员，但除了我之外没人学习，我认为不识字等于是个瞎子，我成为文化教员唯一的学生。每天行军路上，大家累了都坐在树底下休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学认字。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帮老百姓做事情，他们晚上会给我一盏油灯让我学习。直到现在我都95岁了，我每天晚上都会看书到11点才睡，但现在记不住了，看完就忘。
自己想学和不想学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陈”字，我会请文化教员把所有的chen这个读音的字都教给我。
（“别儿脱复”的周妈妈晚年是这样学英语的，瓦瑞葛得！^_^）
战争期间，只要不牺牲，个人在部队里就能上升得很快，加上我学习工作都很努力。所以，我在军工厂工作几年后，职位很快就升上去了。在短短的3年不到时间里，从检验员开始，后来担任了车间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厂长等职。还先后荣立了大功、小功、三等功、四等功。战争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苏北军区文工团和警卫连当指导员。
我知道没有文化做什么事都不方便，我还想继续上学，就报名上了浙大工农附中速读班，3年要把12年的课学完。我基础很差，数理化太难了，我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跟得上。
人家都说女孩子坚持不了多久，但我的性格是做什么事就一定要做好，老师看我这么好学，就把所有功夫都用在我身上。他们可能觉得我有可塑性，但我自己知道，事实也证明，我的确不是一块学习的料，我之所以后来走得还比较顺利，都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
1955年是我念速读班的第三年，我怀了大女儿，5月生孩子，正好高中毕业考，我只好放弃了。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也就不能参加高考。
我以为上学无望了，没想到那一年竟然给了一次毕业补考的机会，就在当年的7月。我想参加补考，但我先生不同意，他是医生有文化，但并不支持我读书。他说：“到此为止了，你扫盲也扫过了，中学也读过了，够了，不要再读了。”但我总觉得我这样一个穷苦出身的人，好不容易有机会学习了，不能错过，既然有补考机会，我就要去试试。然后向同学要来学习资料，没日没夜的复习。
那年毕业的学生中只有1／3的人拿到高中毕业证，我这种情况想通过考试，大家都觉得我在开玩笑，我说，是玩笑也要开一下。没想到，我竟然考过了。
有了毕业证我就可以考大学了，高考就在40多天后，我又继续复习。我去找老师辅导，老师都没信心，劝我拿到高中毕业证就算了，别再考了。身边没有一人看好我，但我坚持一定要考，既然有资格考，我就要试一试，考不上也不难为情。
我的儿子就是这点像我——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要走走看，大不了跌倒了爬起来再走。
又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竟然考上了大学，被南京大学气象系录取。我先生又劝我：“事实证明你考过大学，而且考取了，但你已经被掏空了，你的基础太差，你的身体也受不了，大学就不要去读了，在家里带孩子吧。”他还找了要好的朋友来劝我，都认为我太要强了，身体会垮掉。
一个人没有文化很痛苦，我坚持要去读大学。
气象学要学数理化，我确实很吃力，不过我的反应还算快，接受能力也还不错。我担任了很多学生职务，当大班班长要管4个小班，又是系里的支部委员、“反腐风”小组组长。我还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同学之间发生口角、没钱了，都要我来协调解决。
第一学期结束之后，班上很多同学跟不上都退学了，我所有功课都及格了，但学起来很吃力，晕倒好几次，爬起来再学。凭着自己的勤奋，第一学期我勉强能跟上，但到第二学期，身体就彻底吃不消了，上课站起来回答问题时经常晕倒。大家都劝我别上了，校长亲自找我谈话说：“你这么喜欢学校，我很高兴，要不然先在图书馆上班，身体养好一点再上学？”我不愿意，还是坚持要上学，但第二个学期还没结束我休学了，我知道我的确是跟不上了。
休学在家时，我怀上了我儿子。我先生又找了很多人来劝我，让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孩子保住，不能再回去上学，我只好办理了退学。
回到杭州，航空工业学校正在筹建，把我聘去，我做了很多工作，做党委秘书、党委书记。我有很多缺点，但我很能团结人。我知道自己文化基础太差，工作起来很吃力，所以比别人工作更努力，没日没夜。
学习工作很刻苦这一点，我儿子像我。
（周健与父母、姐姐一家四口）
3
他们的爸爸叫周申晋，1988年去世，生前当任过苏北军区九分区卫生部长、陆军医院的院长，部队转业后任浙二医院的副院长，一辈子受了很多苦。
我们的婚姻是司令员介绍的。
战争年代，男多女少，在部队要找一个理想的对象不容易。男的有一个公式——“285团”，就是说在部队里要结婚的话，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满28周岁，否则不能结婚，战争时能活过28岁也是不容易的；二要参加新四军5年以上；三要是团级干部。满足这些条件了，组织上才会给你安排婚姻大事。
那时候我在司令部当指导员，后来在警卫连当指导员，他在部队任卫生部长，正团级。
他是南通医学院毕业，先是参加国民党部队，因沪松战役国民党大败看不到希望，1940年10月在梁灵光的介绍下参加了新四军，1945年任苏北军区九分区卫生部长。他的亲哥哥也是国民党部队的陆军少将，也是个医官，后来被俘，被日本鬼子绑在马上拖死了。
他比我大十五岁，组织上让我嫁给一个老头，我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还是服从组织安排。我先生长得一表人才，也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的。我们结婚时他已经年龄很大了，我心里不服，结婚好几年都没生孩子。我也是传统思想，虽然不愿意，但既然在一起了，也就是好好过，所以一辈子也和和睦睦。
那时候公公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他们家是个大家族，公公是清朝末代的秀才，和鲁迅同时期在日本留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过职，离开北大后回江苏泰兴老家自己办学。后来日本鬼子来，请我公公当维治会长，他坚决不做，说自己是中国人，不为日本人服务。
我先生的家族太复杂了，亲人中，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一大堆，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也很多。他本来兄弟姐妹9个，最后只活下来3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期间，他受了很多苦，什么“运动”都会被拉出来的，党内处分也不少，但他说“我问心无愧”。
“文革”期间，我和我先生都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半个月才能回家看看孩子，住一晚就走，直到1971年平反才回到杭州。
那几年，只有姐弟两人独自生活，姐姐12岁，周健才10岁。每个月姐弟俩去领我们的工资，柴米油盐等生活各项开销都记好账，等我们每次回来时报帐。
那时候是烧煤球，要自己去煤站拉回来，我们不能回家，只能靠他们自己想办法。儿子找来旧的轴承，自己钉了个小板车，把煤球拉回来，到楼下和姐姐一起抬上去。
有一件事，我是刻骨铭心的。
有一次我回家，晚上问孩子们这两个星期过得怎么样。女儿先接话，她说：“妈妈，我不好，我没有给弟弟吃早饭就去读书了。”我听完不是太伤心，只是一顿早饭没吃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时，儿子抢话了：“妈妈，是我不好，姐姐烧了泡饭我不要吃，我非要吃根油条，姐姐不给我吃，我这一餐就没吃。是我不对，我有资产阶级思想。”
听完后，我心如刀割——这么小的孩子想吃根油条还要自我批评是“资产阶级思想”。两个孩子争着自我检讨，他们都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啊。
女儿初中一毕业就下乡了，在农村耽误了8年。我经常在想，如果那时候她有机会学习，应该不会比弟弟差，她的智商也不低，但她没有机会学习。当时她爸爸不让她回来，就希望她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
我是城市贫民没文化，小时候对党派、组织什么都不懂，但在“五七干校”时，有些人非要我交待清楚，还把“反革命”的帽子硬往我头上扣。我好几次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写好遗书，一个人在钱塘江边站了好久，但每次想到孩子，就不忍心把他们丢下，我生下他们，就要对他们负责。
为了两个孩子，我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和睦幸福的祖孙三代）
4
儿子很爱家人，尤其对我更是无微不至。
陪我打牌，他会提前和我外孙女鲍鲡定好规矩：“你有本事赢我，不可以赢外婆。”我以前身体不好，下班稍晚一点回来，他就坐立不安，上大学前，他天天守在我单位的自行车棚接我回家。我要去朋友家串门，他会骑车把我送上公交车，自己再骑到下车地点等我，到朋友家后，他自己找个角落看书等着接我回家。
（病毒学家周健博士和免疫学家伊恩·弗雷泽，HPV宫颈癌疫苗共同发明人。2014年，宫颈癌疫苗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拯救生命的英雄之一；2015年6月，获欧洲专利局主办的“欧洲发明奖”。）
1988年，儿子去了剑桥大学，并将自己的妻子孙小依带到身边当助手。后来在剑桥大学结识了伊恩（注：宫颈癌疫苗的共同发明者），两人很合拍，伊恩邀请他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并承诺：“只要你去，我马上就把你的儿子和妈妈接到国外。”虽然剑桥大学的导师挽留他，牛津大学也邀请他，但儿子还是接受了伊恩的邀请，把我们带在了身边。
我们刚到澳大利亚时，经济情况不太好，但一家人和乐融融。我带孙子、做饭，不让他们做家务，我说“你们时间宝贵，我从小做惯了，我做就行。”其实，他们什么都会做，儿子一个人能做一桌饭菜，比我做得还好还快，他会自己做衣服，能修所有电器。
儿子曾去参加澳大利亚全国最大实验室的招聘考试，同时考试的有5个人。儿子穿得很穷酸，像个乡下人，别人都不太看得起他，没想到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被录取了。但后来他还是没去这个实验室，因为这里管理很严格，进出时间都有规定。而儿子的工作习惯是一旦投入工作经常通宵达旦，有灵感的时候半夜都会马上开着车去实验室，很有激情，他说如果等到上班再去做，灵感就没有了。
（周健和孙小依夫妇是实验室最佳拍档，周健天马行空，满脑子都是科研“点子”，孙小依夫唱妇随，指哪打哪。）
儿媳妇孙小依也很贤惠，放弃了在国内当眼科医生，去剑桥大学给我儿子当了助手，儿子的成功有儿媳妇的功劳。他们的专业我不懂，我只知道他们研究成功了一样东西，他们有个习惯，晚饭后会一起去散步，都是在讨论工作。那个疫苗就是散步时突然出现的灵感，然后他们两个人共同做出来的，只是申请专利时，没有把我媳妇的名字写进去。
后来儿子去了美国，然后又回到澳洲，他的实验室也有了一定规模，有好几个从中国来的博士生和博士后。我们小依觉得帮助丈夫起步的“夫妻老婆店”使命完成了，觉得临床更适合自己，想去考医师执照，儿子很支持她，小依很快又成为很优秀的眼科医生了。
我们小依唱歌唱得很好，杭州以前有个“西子女生合唱团”，她是台柱子。他们俩恋爱时，有一次儿子把孙小依唱的《军港之夜》录音带放给我听，当时我还以为是苏小明唱的，等儿子说明实情后，他俩的恋情得到了我的赞许和认可。小依还是个多面手，打排球、唱歌、跳舞样样精通，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我先生生前在遗嘱写了 “儿子、媳妇都是好学人才，重点培养”。
我和孙小依情同母女，她每天回家一进门就大喊：“妈妈，你炒什么菜这么香，我等不及了，快给我喂一口。”然后给我一个吻，一个拥抱，我知道她是在鼓励我。她会做人，也会做事，她尊重我这个妈妈，我也把她当心肝宝贝。
儿子的追悼会开完后，儿媳带着我和孙子周子晞一起回了澳洲。儿子生前的学生、邻居都要请我吃饭，因为我都给他们做过吃的，他们都喜欢我。儿媳妇说，妈妈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为了感谢这些朋友在我们家最危难之际向我们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她安排了一次聚会，来了将近一百人。她在宴会上说：“我们能有今天，有我妈妈的功劳，少说一点有1／3。”她就是这么个贤惠的儿媳妇啊。
（宠爱妻儿的“居家男人”）
我儿子对所有人都充满了爱，只要有他在，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在他上大学时，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比较好，儿子的饭菜票都是和同学一起用。他学习争分夺秒，但如果你来找他聊天，只要你不说走，他一定会陪着你开心聊，绝不会催你，也不会在你面前表现出不安、着急。但你走之后，他一定会把学习的2小时补回来，很有毅力也很自律。
他对外甥女甚至比自己儿子还宝贝。他出国之后，很想把外甥女也带在身边，专门为她买下了一个便利店，因为当时澳大利亚有规定，要给当地多少个居民提供工作机会才能办移民。
我这个儿子太完美了，拥有这样的儿子是我的福气。可是他走得太早了，我真的接受不了，现在过去这么久了，时过境迁，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为人类做了贡献，现在看到大家打了针身体好了，我觉得很欣慰。我儿子的生命换来这么多生命，也是值了。如果国家辛苦培养的人都只会吃饭，国家怎么可能会好呢？
我才疏学浅，只有年龄，活到95岁也算是什么都见过了。老人就是这样，没有近记忆，但越是久远的事情越忘不了。
【记者手记】
能超越生死的，惟有爱
周妈妈住在杭州市一个极普通的老式居民楼里。我上午10点到达，周健博士的姐姐周凯把我迎进门，说：妈妈一早就起来收拾妥当等着你了。
周妈妈坐在卧室窗边的小桌前，杭州难得的冬日暖洋洒在她的身上，一脸慈祥对着我微笑，她说：“你随便坐，床上、凳子上都可以。房间里有老人味儿，只能委屈你了。”
其实，干净整洁的周妈妈，卧室里一点异味儿没有，7、8平方米的卧室有点拥挤但很整齐，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中间一张单人床，平整得没一点褶皱，老式五斗柜上摆放了很多相框。过道很狭窄，下床伸手就能扶住柜子，年轻人会觉得有些转不开身子，但对于高龄老人，这样的空间很有安全感——正如一位80多岁的医生曾说过，“人老了，世界变小了。”
当人逐渐老去，对外界的感受力也会越来越低，最终只剩下自己和回忆。因此在聊天时，老人可能会不知不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缺乏逻辑和顺序，一件事重复说，难以被打断，也很难被引导。
见周妈妈之前，我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但实际完全超我预期。我们聊了近3个小时，她经常会换位到倾听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讲的内容是否合适，自己是否会碟碟不休，是否会给我带来困扰：
“我已经95岁了，记性不好，有些事可能说起来没有条理，前面说过了后面又忘记了，很多东西也讲不清楚了。”
“你今天是来听我讲我儿子的，我却总在讲自己的故事。如果你不想听，随时可以打断我，没关系的。”
“如果你有事情要走，你可以告诉我，没关系的。”
到午餐时间时，周凯大姐端来一盘蛋炒饭和一份青菜，留我吃顿便餐。周妈妈看出我有些不好意思，便端起一只小碗，陪我吃了起来，她吃得极少。她说：“你愿意在我们家里吃这一顿便饭，对我心里是很大的安慰，如果你就这样走了，我会很内疚的。”
本来计划只打扰1个小时，但不知不觉超时了，我说：“您如果累了，我们也可以就讲到这里。”
她说：“我不累，我平时也没机会讲这些话，你愿意听，我很开心。我没有了儿子，这对我来讲比从我身上割一块肉还痛。现在有人听我说说，我也能疏解一下。”
整个叙述中，周妈妈很愉快。当她回忆起“文革”期间那顿早餐的小故事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甚至掩面低声哭泣。
面对周妈妈压抑着悲伤的泪水，我觉得自己闯祸了——请一位如此高龄的老人讲述已故儿子的故事，实在残忍。我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安慰周妈妈，也不知该不该继续聊下去。我很小心地说：“我怕您太伤心，如果回忆这些事很难过，我们就停下来。”
她擦干泪水，说：“时过境迁，都是没办法改变的事。我想，儿子为人类做了贡献，现在看大家打了针身体好了，我觉得很欣慰，我儿子的生命换来这么多生命，也是值了。”
她给我讲了五斗柜上一张张照片里的每一个家人；她给我看她在小本子里写满了对儿子的思念，她念着自己写的一首首小诗……
在采访的最后，她笑着说：“我喜欢你这样爽朗的孩子，我是当兵的出身，就喜欢直来直去。我现在是一个老小孩，跟我聊天会很累，因为我不能很有条理地给你讲清楚，只有你们有涵养的人才有耐心听我讲这么多。”
我很担心这次采访让她累坏了，几天后给周凯大姐发去短信，得到回复说，老人家一切安好。
（当年搂着儿子的父亲和被母亲抚摸脸庞的“儿子”，如今永远站立在温州医学院校园内——周健博士的铜像）
半夜3点完成此稿后，我一直难以入眠。
周健博士已经离开20年了，还能让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彼此赞美，并微笑着讲述他的每一个故事，这样的男人拥有怎样强大的爱的能力。
能超越生死的，惟有爱——我想，这应该正是上帝选择周健的理由吧。
如今，周妈妈与儿子在天堂团圆。
我信永生。
（感谢志愿者黄锦花对文章进行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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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悦（戴戴）
曾任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编辑部副主任
曾任腾讯健康频道副主编
现为独立医学人文记者
著有《遇见肿瘤名医》、《郭应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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