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五十年代的土改一下把地主和鄉紳消滅了，後來鄉村社會被流氓地痞主導，對中華文化打擊極大。”
現今，從農村走出的知識分子、企業家、老闆已初具規模，很多仁人志士呼籲恢復“鄉紳制度”，認為“有鄉紳就留得住鄉愁，沒有鄉紳就留不住鄉愁，沒有鄉愁。”
然而，由於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急功近利與速富暴富思想的盛行，加上對傳統中國“鄉賢”認識的斷裂，社會目前對新時代“鄉賢”的認識存在三大誤區。
誤區一:富商老闆就是“鄉賢”
鄉村建設主要立足於發展經濟，對“鄉賢”的標準也立足於其經濟價值，認為富商老闆就是鄉賢、有錢就是鄉賢。但是，儘管富商老闆對新農村建設也作出了許多貢獻，但他們多數是些新近小有發家或正立足發家致富的年輕老闆，在商言商又缺乏多層次鄉賢與社會相應的制約，從而放大了其一味逐利的本性，加劇了他們與家鄉村民的矛盾。這不但影響“鄉賢”主要社會價值的正確發揮，而且誤導了民眾對“鄉賢”的準確認識。
誤區二:專家、學者類“鄉賢”的作用看輕了
認為專家學者類鄉賢的作用在文化教育功能上，嚴重忽視他們在社會公共道德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社會人生價值追求等鄉村治理層面的引領作用，加上文化傳承、社會治理與道德建設，又是緩慢與長期的事，因此，往往會出現“德鄉賢”“文鄉賢”受“冷眼”、受“慢待”的問題。
誤區三:以“聖人”標準苛求“新鄉賢”
有富商老闆就是“鄉賢”的認識錯謬及由此導致的矛盾，有“德鄉賢”“文鄉賢”受“慢待”“冷眼”的社會現實問題，便導致部分一心一意希望迴歸家鄉建設的新“鄉賢”也難以得到正確對待，甚至有的基層幹部對他們心存疑慮與防範，認為只要有黨和集體就能“靠得住”。
“鄉賢”的基本標準
關鍵看在鄉村建設及治理等公共事務中的潛質潛能和特殊作用，是否具有協調穩定、凝聚人心的“精神領袖”與民間權威。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較高道德品行，有著家鄉農村與他鄉城市或外地就業及生活經歷，對故土鄉情有著濃厚的眷戀，並積累了一定資金與社會資源。在鄉村建設與治理中居於相對超脫地位，堅持公平正義、誠實守信，有擔當、樂奉獻、願吃苦、甘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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