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學者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或許正因為學者的見解紛紜，才給讀者一個判斷選擇最終形成自己獨立見解的機會。對於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先在瞭解言論提出者、提出原因、提出後的影響的基礎上，看這位漢學家眼中的中國文學，思考中國當代文學價值重估、媒體與文學等。

顧彬是誰？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學者

顧彬是德國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以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國思想史為主要研究領域，主要作品和譯著有《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六卷本等，作為詩人獲得了2007年中國獎金最高的詩歌獎。

他初次接觸李白那首"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的詩便迷上中國文學，他會早晨五點起來讀《論語》，相對現代中國，他更喜歡古代。他以誠懇的態度、負責的言論和獨到的見解評判中國的現代文學，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序言說"四十年來，我把自己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這部書出版後獲得學術界大多數人的認可與尊敬。

評價文學是酒的背後還有誤會

從2006年12月11日《重慶晨報》那篇題為"德國漢學家顧彬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報道引起的軒然大波開始，在德國本是一篇3000多字的採訪，引入中國卻成為抓住一句話的報道，在事情過去後的第三天，德國之聲刊發顧彬對一於這個事件的反饋《重慶報紙歪曲我的話》，但是大家對娛樂性的關注程度大於了事件本身。一系列圍繞著漢學家顧彬的種種質疑與批評不絕於耳，進而延伸到關於"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探討。顧彬這個曾經僅僅在圈內享有盛譽的德國漢學家，因為

顧彬提出"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後，不太敢來中國，擔心受攻擊；沒想到在上海入境時有人衝上來，說他講得太好了，中國當代文學就是垃圾。於是大受鼓舞，決定在漢學大會上發揮其"五糧液"與"二鍋頭"理論。

顧彬言論的影響

他的言論引起學術與媒體等等各界的討論，其中較為有名的是陳平原與他的"爭論"，人們的態度大致如下：

《中華讀書報》曾開列"2007年度文化熱點"，其中包含"陳平原質疑顧彬：學術討論還是譁眾取寵？"記者陳香對此"熱點"的描述是：對於顧彬的"高論"，中國學界有人批評，有人讚賞——大體上是專業研究者批評，行外的人讚賞。

北大陳平原教授直斥顧彬的言論太娛樂化，是為了迎合中國人"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心態。陳平原說，在學術共同體沒有真正建立的中國，學者的聲譽很大程度受制於大眾傳媒；而媒體需要的不是高深的專著，而是各種充滿娛樂精神的"怪論"。倘若你長期正襟危坐，不願意"配合演出"，很容易被媒體冷落乃至遺忘。他之所以在意"二鍋頭"事件，就因為顧彬教授的高論及其後續效應，凸顯了現代中國學者的兩難處境。

而當時另一方的清華大學肖鷹教授則為顧彬辯護，認為陳平原等人是懷著"大國小民"的心態，視"大國"為"民族家"，西方學者不得"說不"，"說不"就是越界，就是霸權，就必須堅決予以"不客氣的回擊"。來往之間，又激起了文學界另一輪的爭論。

直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面世，學術界才開始更多的反省，如此一位在熱愛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外國人為什麼會頻頻說出所謂"詆譭"言論。其後的討論雖然沒有開始時那麼引人關注，但是思考得卻更加深入，慢慢也會涉及中國當代文學價值重估、媒體與文學等問題的討論。

顧彬事件起於媒體，如果不是媒體的介入，大概顧彬會和其他漢學家一樣，只有學術界的部分人會去關注。近幾年，關於顧彬的新聞、訪談不下一百篇，小到一個講座，大到國際會議、新書發表，顧彬在中國印跡隨處可見。也許說媒體"成就"了顧彬，因為在媒體的種種誤讀中我們開始熟悉他。

為什麼顧彬如此激烈的反對當代文學呢?

他並不是反對所有的當代文學，他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反對的只是當代小說，對於當代詩歌評價則是"世界一流"。必須考慮顧彬本身看問題的標準：

一認知環境。顧彬的家庭背景決定了他評判的尺度，他是德國人，從小熟讀歐洲經典作品，如都德、赫爾曼等作家，自然以歐洲經典作品作參照。

二思維背景和個人愛好。顧彬在研究現當代文學之前，致力於古代文學的研究，還因為研究杜牧獲得博士學位。所以，他也自然會將其擅長的古代文學作為參照物。他自己曾經很多次說過，他最愛的作家是魯迅，理所應當地他會以中國現代小說為標準，特別是1949年以前的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小說創作。

三與當時能夠掌握的原材料有關。由於對原材料掌握和獲取的不夠充分，從而導致對當代文學整體評價不高。沒有事實說話，沒有史料支撐，無考據作憑，有種信口開河的味道。

其實，顧彬強調的是語言和文學的關係。他曾經在《從語言角度看中國當代文學》中說："一箇中國作家沒有去探究語言本身的內部價值，他或她只不過隨意取用隨處看到，讀到或聽到的語言。"在顧彬看來，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作家，在語言能力上，遠遠強於中國當代作家，這方面一個很重要的標誌是：現代作家往往懂一門或數門外語，是"多語作家"，而當代作家很少人具有此種能力，僅僅以原文閱讀外國文學是不夠的。一個以母語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最好還是個外文翻譯家。但是許多中國當代作家熱衷於從外國作家找靈感，找技巧。所以如果當代小說家無法很好地解決語言和文字的問題，那麼他就是不入流的。而為何以歐陽江河、翟永明、王家新等人為代表的近幾十年的中國詩歌的評價卻是"世界一流"？就是因為在顧彬看來，中國當代小說家，過去被政治控制，現在又任市場擺佈，相形而下，詩歌好多了，詩歌創作一直遠離市場，專注語言，專注藝術價值。

他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危機不僅是語言貧瘠的問題，注重講故事的問題，同時也是缺乏道德宣揚的問題。中國很多當代作家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創作出很多作品，有數量但質量堪憂，遠不及有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文學界。

研究和寫作背後應有情懷

曾經有那麼30多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左翼作家聯盟"等，乃是現代文學研究者格外關注的中心話題。可隨著"現代化敘事"的迅速展開，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洶湧，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中國學界，有意無意地迴避了"左翼文學"這樣沉重的話題。最近幾年，這個傾向開始有所扭轉。包括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左翼文學的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也都是希望深入理解文學與政治之間極為錯綜複雜的關係。

寫作和研究不僅僅是技術操作，作者們會將整個生命投進去，我們能從作品中看出他們的內心掙扎、痛苦或者暢快淋漓，感受到一種精神力量。這種壓在紙背的心情，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作為研究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的中國學者，最好是學問好且精通多國語言，能用外語(主要是英語)在國際主流媒體及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如果做不到，則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學問，然後藉助翻譯"走出去"。

顧彬的言論確實有些"誇大與偏激",但是它也起到"振聾發饋"的作用，在一次次的論爭中，人們從激動反擊到冷靜分析,在開始尊重他人成果的同時，變得更多的反思自己。

筆者有話說

新聞媒體本應以客觀立場向群眾傳播真實，不能有主觀性評論誘導群眾。但是，現如今，我們會發現有很多報道是標題黨，而且觀眾和讀者"看圖說話"的水平越來越高。於是，"看熱鬧"的大呼過癮，"唱怪論"的收穫名聲。我們不應妄意評價尚未了解的事情並且情緒化地傳播，造成惡劣影響。在網絡開放時代，我們都應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同時也應維護好自己在網絡中的形象。

當然，我們不能將這件事歸咎於媒體失真的錯，顧彬本身言論就是原始材料。我們雖不能全盤認可"顧彬評價現代文學史是五糧液，當代文學史是二鍋頭"，但也不能全盤否定，畢竟他評價還是有原因的，通過以上顧彬本人和言論提出原因的基本瞭解，我們也可思考當下中國當代文學界確實存在的問題。當然，筆者所述也有侷限之處。

筆者十分認同肖鷹的看法，顧彬面對創作、翻譯、研究都是嚴肅認真的，大家不應該把他的言論簡單化和庸俗化，中國學者應該在漢學家的批評聲中多一些自我的反省。肖鷹在會議中，把自己定義為"唯一當代文學的圈外的一個學者"，認為不應該對漢學家過於苛刻，每個國家的學者自身都有其文化的印跡，而不應該把對母語國家學者的要求強加給外國學者，而應該尊重這種"不同的聲音"。而顧彬的比喻，其實更準確一點是"二鍋頭更為大眾一些,五糧液更為高雅一些"

每個學者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或許正因為學者的見解紛紜，才給讀者一個判斷選擇最終形成自己獨立見解的機會。

感興趣者可閱讀本文的參考文獻《海外漢學中的"顧彬"現象研究》《評顧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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