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漢學家顧彬
我常常在想一個問題，我們的國家經歷過“文革”浩劫，我們的民族有許多劣行，但是，為甚麼在我們的文學中看不到一部足以警醒世人的懺悔錄？
幾年前，德國的漢學家顧彬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在學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有人附和說好，也有人發起圍剿，加以口誅筆伐。我不想在這裡說是說非，但覺得顧彬的一句話為學界帶來一番震盪，未必不是好事。
顧彬
我總覺得，我們這個民族太虛偽了，缺少一種真正的悲憫情懷和懺悔意識。我們的作家有一種“揚善”的美德，但也有一種“隱惡”的劣性。不敢叩問自己的靈魂，把自己的靈魂亮出來給人看，這是我們的作家最失敗的地方。
俄羅斯為甚麼可以產生那麼多一流的大作家？我覺得關鍵的一點是，他們的作家有懺悔意識，敢於面對真實的內心世界。我自己讀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最大的感觸就是他們的作品中有一種深邃而博大的宗教精神，具體來說，就是一種贖罪意識和懺悔意識。就以托爾斯泰的《復活》而言吧，書中的貴族地主聶赫留朵夫因為姦汙了使女瑪絲洛娃（卡秋莎），使她走向淪落。當聶赫留朵夫知道那個受到審判的妓女就是當年被他姦汙的女子後，他的內心也受到一種道德的審判，意識到自己的身上充滿罪惡，於是，他一路跟隨這個被髮配到西伯利亞去的女子，以自我的流放來贖罪，使自己成為一個得到救贖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等鉅著也是這樣，寫盡人的靈魂煎熬。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是一個極端抑鬱的人，內心受著種種折磨，最後也在宗教信仰中得到解脫。從俄羅斯的大作家身上以及他們的巨著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贖罪與懺悔的宗教情懷。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中，魯迅和巴金應該說是最有贖罪意識和懺悔意識的作家吧。可是，在當代的中國作家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像魯迅、像巴金、像鬱逹夫那樣直麵人生、直面我們內在心靈世界的作家了。我們的很多作家，敢於批判社會、反對建制，卻沒有勇氣面對我們真實的靈魂，不敢說真話，更不敢觸及自己的內心世界，怕將自己卑劣的另一面暴露在人前。這就是我們的創作失去價值的根本原由所在。作為一個作家，有贖罪和懺悔的宗教情懷，相反證明他有一種求真、求善的人格力量，敢於解剖自己的靈魂，乃至民族的靈魂，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救贖，最終走上自新之路。
這些年，我對我們的文學愈來愈不看好，最感到痛心的是∶虛假與浮躁。從上而下的虛假和浮躁，已經令我們的寫作人沉不住氣，既沒有勇氣去審視我們的靈魂，又沒有耐性去進行一種純粹的心靈寫作。在商品經濟的大潮面前，大家都迷失了方向，將“票房”價值看成理所當然的追求，將炒作當作成名成家的必然手段；大家津津樂道的是作家“富豪榜”，而沒有多少人關心作品的“含金量”，人們一窩風地往自己臉上貼金，誰還會“懺悔”、“贖罪”，這麼“憨居”？
這些年，我時有機會回內地，接觸一些作家和學者，卻愈來愈感到彆扭，感到不適應。我覺得，他們不是在搞文學，而是在搞“文學關係學”，互相抬轎，互相吹拍、互相貼金。更為可怕的是，我們的文學也深受“官本位”之害，不少作家關心的是政治地位、官職，關心的是座次怎麼排，千方百計向建制靠攏，龜縮在體制之內，完全失去了作家應有的獨立人格。中國作家骨子裡的這種侏儒基因，決定了他們成不了文學的巨人。也正是這樣的原由，我們的文學缺少一種精神，缺少一種骨氣，缺少一條知識分子應有的精神脊柱。
縱觀幾十年來的中國文學，我們能想起幾部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鉅作？大家都來屈指算一算吧。
我覺得顧彬說的話是有他的道理的，我們還是先不要動氣，一聽到不中聽的話，便先舉起拳頭，怒目相向，來一次大批判。
我倒是認為，如果我們中國多一些像顧彬這樣的學者，我們的文學就更有希望。說到這裡，讓我說說我和顧彬的一面之緣吧。我挺喜歡這個德國學者，一則我以前讀過他的書，二則他的舉止讓人感到可親。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的一個朋友出版一本詩集，在中環的一間書店舉行新書發佈會，那天來聽詩歌朗誦的大都是洋人，我的朋友則用四川話朗誦詩歌，他們居然聽得拍手掌。我敢說，那些洋人都沒聽懂，但我又相信，他們都是真正的藝術愛好者。他們未必懂我們的語言，但是他們懂藝術的語言，他們聽到那抑揚頓挫的聲調，已能神會一種詩的曼妙韻律。那一天，顧彬也站在人群中，像一個普通的讀者一樣佇立一旁。當時，我不知道他就是顧彬，後來散場了，我們走在一起，朋友向我介紹這鬍鬚佬，我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顧彬。
我就喜歡這樣的學者，沒有高高在上的姿態，像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如果我們的身邊多一些這樣的“普通”學者，多一些沉浸於純粹的藝術人生的創作人，而不要去管那些商業利益、官本位，或為自己貼金，而是多關心天下蒼生，關心人的生存和價值，我們就會像俄羅斯那樣，出現一個又一個揹負起民族苦難十字架的優秀作家，就會出現我們這個時代的“懺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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