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標題《越窯秘色瓷蓮花碗：生來神秘》，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臣庶不得用”，是秘色瓷尊貴無比的地位，也因此有人認為，越窯秘色的燒製開創了中國製瓷史的官窯時代。
記者/薛芃
越窯青瓷蓮花碗（蘇州博物館 供圖）
發現蓮花碗
“當時我最年輕，於是趴在地上用一把借來的火夾將文物一件件夾出，第一件被夾出的，就是這個釉面翠色滋潤的越窯青瓷蓮花碗。”已故的錢鏞先生是蘇州文博界的泰斗級人物，這隻蓮花碗就是他最先發現的，那年他44歲。錢鏞的妻子徐玥是大鑒藏家吳湖帆的外甥女，結婚後，他自己也拜在吳湖帆門下學習書畫鑑藏，因此不但學識紮實眼界廣，骨子裡還流淌著傳統文人的雅趣，就這樣，他成為1949年後梳理蘇州文物的一位重要人物。
2015年8月，102歲的錢鏞去世。但如今提起蘇州的許多文物，都繞不開他的名字，這隻青瓷蓮花碗便是其中之一。
蓮花碗的出土地是蘇州虎丘塔，又叫雲巖寺塔。隋文帝元年，虎丘塔就已建成，但初建是木結構，經不住時間，後來倒塌了。根據寺塔專家蘇玉成的研究，在現在虎丘塔的位置上，歷史上至少出現過4座塔，或是自然損毀，或是因“滅佛運動”遭到人工損壞。現在這個磚石結構的虎丘塔建於961年，也就是北宋開朝的第二年，直到今天，仍然立在蘇州西北郊，守衛著這座古城。但從明代起，由於地基原因，虎丘塔開始有些傾斜，後代也不斷地修繕維護著。
但多年的修繕始終沒讓人發現塔身裡的秘密。上世紀50年代，虎丘塔再次面臨著倒塌的危險，蘇州文管會著手進行搶修。根據1957年《蘇州虎丘雲巖寺塔發現文物內容簡報》的記述，3月30日下午，工人王菊生在塔身第二層正西門口邊沿灌漿時，總是灌不滿，經驗告訴他，這中間應該是有牆體空隙。王菊生便揭開一部分磚砌，發現有孔道，可容得一人探身進入，令人驚喜的是，石室中間放著長方形石函和很多其他文物。
但王菊生不是專業的，他知道可能是寶貝，卻沒什麼經驗，由於操作不當，石函散架了，文物有所損壞。這之後的第二天，虎丘塔就進入了“戒備狀態”，專業的文保工作人員開始進一步的發掘工作。他們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虎丘塔還有沒有其他的塔心窖穴，也就是寺塔的天宮，或是地宮。
王菊生髮現的這個暗室是石塔第二層的天宮，後來在第三、第四層也發現了類似的天宮。1957年5月25日，工作人員在塔身第三層中間十餘層磚下發現了紫楠木板，掀開木板，下面是一個十字形穴，大概一米見方，人進不去。接下來就是錢鏞回憶的那一幕，他是當時工作人員中最年輕的一位，身手矯健些，於是俯下身，一件一件地把文物夾上來。
在接受本刊採訪時，現任蘇州博物館副館長程義向我補充道：“當時是用棉布包著火鉗頭夾取的，碗和碗託都完好無損。取出來之後，這個東西很快就被送到了獅子林的文管會庫房，最早在簡報裡被稱作‘越窯青瓷薄花連坐碗’，之後被改為‘越窯青瓷蓮花碗’。”
錢鏞在簡報中這樣描述：“（該碗）下承以託，亦作大瓣蓮花圖案，釉色明潤，光澤如玉，當時越窯稀有的精品。”當時人們可以確定這是一件越窯青瓷，但沒人知道它是傳說中的秘色瓷。
在最早發現的那隻石函的內貯經箱上，寫有“辛酉歲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入寶塔”的字樣，建隆二年正是虎丘塔重新建成的時間——公元961年，北宋的第二年。跟這隻蓮花碗一同被發現的，還有大批其他的佛教文物，包括經卷、刺繡經帙、鐵鑄金塗舍利塔和石函、絹繡袱、銅佛像、檀木雕三連佛龕等，以及大量唐朝和五代的錢幣。但經過專家的發掘研究證實，虎丘塔並沒有地宮，可能是因為蘇州河流多，地下水位高，比較潮溼，所以不宜修地宮，因此寶貝都藏在了天宮裡。
如今，這批虎丘塔文物的精品都收藏在蘇州博物館。在蘇博一樓的八角大廳裡，最顯眼的位置則留給了蓮花碗。碗通高13.5釐米，包括碗和盞託兩個部分，結構巧妙，通體飾以青釉，光潔如玉，清澈碧綠，通過露胎處可見胎色呈灰白色。碗身外壁、盞托盤面和圈足都飾有大瓣蓮花淺浮雕，如蓮花一樣透著內斂高雅的美。
這樣一隻碗，究竟有何功用，是否也是佛教用具？一個流行的解釋認為這是一個香爐，但程義否定這個說法。他指出在五代時期，香多是放在香薰裡燃燒生煙的，瓷質器皿很容易爆裂，而線香是直到元代甚至明代才出現，所以不會用作香爐。“但是此器原來因為燒製時，底圈除釉不淨，或托盤表面流釉的緣故，導致盞和託部分黏連，直到天宮打開，夾取時才斷開。這一點說明，這個器物燒成後從未使用過。因此，極有可能是專制的供奉茶具，而直接被放入虎丘塔。這個意外的分離，也讓我們看到了托盤表面的‘項記’二字。”
“項記”可能是製作者的標記。五代時期，蘇州曾是吳越國的屬地，佛教盛行，當時修建了大量寺院和佛塔，以求國泰民安。百姓也紛紛用積累的財富供養寺院，祈福保平安，因此，虎丘塔裡的這批文物可能是眾多善男信女共同供奉的。但蓮花碗製作如此精良，是青瓷中的上品，想來也不會出自普通人家。
有關蓮花碗的發現與初始，至此可以暫告一段落。但就在它被髮掘的30年後，陝西法門寺地宮秘色瓷的出土才真正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因為揭開了面紗的一角，秘色瓷的傳說變得更加神秘了。
越窯青釉劃花折枝花紋盒（故宮博物院 供圖）
何為秘色？
在青瓷的發展史上，有兩塊奪目的里程碑：一是晚唐開始的越窯秘色瓷，另一個則是北宋汝窯的乳濁釉青瓷，兩者都是青瓷中的極品。
“秘色”一詞最早出現在晚唐詩人陸龜蒙的詩中：“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鬥遺杯。”這首詩題為《秘色瓷器》，也是唐代史料中有關秘色瓷的唯一記載，但凡談唐秘色，都繞不開這首詩。後來，五代的徐夤《貢餘秘色茶盞》裡也談到了，說：“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貢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雲。”於是，在秘色瓷譽滿天下卻又難得一見的時代，人們對這種瓷器的想象就停留在了“千峰翠色”和“捩翠融青”上，因此，“秘色”就成了對瓷器顏色的形容，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雋美色澤。但這只是“秘色”的其中一種解釋，有關這個概念，千餘年來一直眾說紛紜。
到了宋代，有關秘色瓷的記載越來越多，雖然唐宋之間隔著五代，不過50多年的時間，但宋人對秘色瓷的概念已經產生了諸多分歧，越窯從什麼時候開始生產秘色瓷的，究竟何為秘色瓷？宋人對此有不同觀點。
從釉色來定義“秘色”的人仍舊很多，另一種說法認為這種瓷器因為難得、品質高貴，因此秘不示人，“臣庶不得用”，也就是說只供君王；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汝窯、朝鮮半島的高麗青瓷被稱為“秘色”，而不是越窯所產，甚至還有人把龍泉窯瓷歸為越窯秘色瓷，等等。現在看來，後兩種說法都站不住腳，而“千峰翠色”與“臣庶不得用”大致就可以勾勒出秘色瓷的樣貌和地位了。
隨著北宋晚期越窯的沒落，秘色瓷也不再燒製了，再加上本身產出量就不大，久而久之秘色瓷就成了一個“江湖傳說”。各朝各代都有人在描述這種瓷器，寫它的溫潤典雅、尊貴稀有，但很少有人能將真正的器物和這種描述對應起來，就像是1957年虎丘塔出土的蓮花碗，人們一直在尋找確鑿的歷史證據，去將這個傳說拉回現實。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倒塌，考古人員在塔基下的地宮裡發現大批文物，包括14件青瓷。其中13件是唐懿宗（859～873年在位）供奉的，石碑上的“衣物帳”記載了這些器物，並稱之為“瓷秘色”。其中主要是碗、盤、碟，製作精細，施釉均勻，釉色呈純淨的天青色。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唐代越窯青瓷八稜淨瓶，雖然在“衣物帳”裡沒有找到對應的記錄，但根據其做工、釉色以及釉層的潤澤來判斷，與其他13件有記載的秘色瓷屬於同一種瓷器。
至此，陸龜蒙的詩句找到了實物佐證，人們也終於知道秘色瓷的樣子了。“這一重要的發現為進一步甄別失傳已久的秘色瓷提供了標準器，徹底打破了秘色瓷研究中的困局，也為蘇州博物館有關越窯青瓷蓮花碗的研究課題注入了新的活力。”程義說。1995年1月，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越窯秘色瓷討論會”上，這隻蓮花碗被正式定名為“五代越窯秘色瓷蓮花式託盞”，與法門寺這批唐代秘色瓷一樣，成為越窯秘色的代表之作。
有學者試著討論過“千峰翠色”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顏色。陸龜蒙提出“千峰翠色”，前提是“九秋風露”，因此這是一種深秋的翠色，是層次豐富的，青中泛黃，深沉而不外放，即是古人追求的沉靜內斂的氣質。越窯瓷器中，燒地最成功的是清淡的艾色，釉色晶瑩，能達到碗中無水，卻彷彿有一汪清水的效果，想象中是比這種“千峰翠色”再清雅一點，溫潤一點。仔細看蓮花碗與法門寺秘色瓷，可以看出它們在釉色上的差異。這些器物內底都沒有支燒痕跡，釉面光潔滋潤，法門寺的器物色澤泛黃的成分更多一些，而蓮花碗淡湖青色的表面下，灰白的成分更多一些。
秘色瓷的“秘”，還有一層意思在於從配方、製坯、上釉到燒造整個工藝都是密不外傳的。瓷器的燒製依賴於原料胎土、釉質、窯具、火度各個環節，無法做到每次都達到理想程度，總會有一些偏差，但秘色瓷之所以是上品，在於它的偏差度極小，在所有可控的細節處都達到最高標準。因此，在法門寺發掘之後，人們知道了何為秘色，但秘色又是從何而來、如何燒製的，成為秘色瓷研究中的下一個重要課題。
蘇州博物館副館長程義（蘇州博物館 供圖）
上林湖畔的秘色窯址
謝西營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秘色瓷的燒製工藝就是他所在團隊的研究內容。中國古代的制瓷窯址，很多都分佈在浙江。從唐代開始，越窯所分佈的明州、越州，大體上就對應現在浙東的寧波、紹興一帶，這一片丘陵綿延、江河湖泊密佈，自然資源豐饒，大大小小有700多處越窯窯址。上林湖在慈溪橋頭鎮，是目前發現生產越窯秘色瓷最集中的區域，謝西營就常年在這裡工作。
謝西營告訴我，從2014年9月開始，他們進行了新一輪的發掘，為期5年，下個月這一期的發掘工作就將暫時完成。在這個過程中，荷花芯、後司岙窯址是核心區域，通過發掘和器物研究，工作人員建立了從唐代早期到北宋晚期窯址的年代序列。
與我們常看到的墓葬坑相比，窯址坑顯得壯觀多了。後司岙的窯址坑從最底層的初唐器物碎片，到最表層北宋晚期至南宋的器物，密密麻麻嵌在土裡，整個厚達5米的剖面就是一部越窯歷史。然而因為是窯廠，很多碎片算不上是精品，也很難看到完整器物，但在其中總能發現質量不均的秘色瓷碎片，為考古研究提供佐證。
通過地層學方法觀察可以看到，唐代早期的產品質量、製造工藝都尚處於恢復階段，到了唐代中期左右，胎釉技術和裝燒工藝都有明顯進步，晚唐時，燒製秘色瓷最重要的燒具瓷質匣缽出現了，因而越窯瓷器的燒製技術突飛猛進，也就有了區別於其他越窯瓷的秘色瓷出現。
秘色瓷除了常見的瓷器燒製流程外，最特別的是採用一器一件匣缽的裝燒工藝，並且匣缽也為瓷質，由此保證了匣缽的密封性，但也同時增加了秘色瓷的成本，這即是所謂的“瓷質匣缽”——秘色瓷的裝燒機密。因此，為了製作出一件秘色瓷，首先得製出一個匣缽。“一器一缽是秘色瓷的質量保證，這是關鍵。不但採用瓷質匣缽，而且使用釉料封口，這樣使匣缽的密封性更好，所以秘色瓷釉中的鐵離子還原得更好，故青色更加濃郁。”程義補充道。
如此複雜的工藝，自然都是供瓷。根據文獻的記載，早在唐光啟三年（887），上林湖地區就已存在貢窯。在謝西營看來，探討越窯貢瓷的年代，作為貢瓷的兩端——生產地和消費地都是必須關注的方面。古代制瓷業是一個資源密集型產業，上林湖依賴著良好的自然條件成為瓷器生產地，那麼生產出來又進貢到哪裡呢？
作為消費對象，這些貢瓷多與皇家相關，比如唐兩京宮城、皇城及皇家園林等地出土的越窯瓷器均屬貢瓷無疑，扶風法門寺、西安唐大明宮太液池出土的越窯瓷器也是如此。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唐兩京與法門寺的秘色瓷器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上林湖後司岙窯址生產的，不但生產時間與器物特質相契合，考古人員還在後司岙窯址中，發現了刻有“秘色”字樣的瓷器殘片，與法門寺“衣物帳”上的記錄一致。也就是說，在宋代官窯出現之前，越窯秘色瓷就擔任著宮廷供奉瓷器的職能。從這個層面來說，越窯秘色的燒製開創了中國製瓷史的官窯時代。
從去年開始，後司岙發掘暫告一段落。今年，考古隊開始對菩提寺等三個窯址進行發掘，因為有學者推測，菩提寺可能跟當時的窯業管理機構相關，如果菩提寺發掘有新的進展，我們將會更詳盡地知道當時瓷器的生產鏈和運營機制。從下個月開始，考古人員還將對狗頭頸、張家地窯址進行發掘，來探索北宋中晚期和南宋早期的越窯生產。當南宋定都杭州後，後來大名鼎鼎的官窯尚未建立，秘色瓷扮演著從越窯到官窯的重要角色，也更能看出宮廷用瓷的標準是怎樣一步步建立的。伴隨著秘色瓷和越窯，總有一環又一環的難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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