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金磚國家:南非

褪色的金磚國家: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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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首次提出“金磚四國”這一概念,認為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中國(China)四國(BRIC,與單詞Brick相似)未來有望實現高速增長。

2009年,金磚四國國家領導人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首次會晤,並約定之後每年舉行一次。

2010年南非受邀參會,金磚四國由此變為金磚國家(其英文單詞變為BRICS),每年一次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機制正式建立。

但在2010年以來的近10年間,只有中國和印度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另外三國都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經濟發展多有停滯的嫌疑。

其中,南非自

2013年開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2014年至2018年的GDP增速分別為:1.84%、1.27%、0.56%、1.31%和0.62%,呈現出明顯的疲態;

而通貨膨脹率(按消費者價格指數衡量)卻一直高企,分別為6.13%、4.51%、6.59%、5.18%和4.50%。

更糟糕的是,2018年失業率維持在27%的高位,這些都表明南非經濟困難重重(注:以上經濟數據都來自世界銀行)。

全球都在看衰南非。在外部評論者看來,南非正在淪入產權制度崩塌、種族衝突捲土重來、犯罪率飆升、艾滋病患者激增、國民對政府與司法系統的信任嚴重減弱的亂象之中,2019年一季度GDP出現了3.2%的負增長。

忝為金磚國家,南非為何卻面臨如此黯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前景?黃金本難褪色,南非究竟怎麼了?

褪色的金砖国家: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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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深處的幽靈在拖後腿

從十七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末,南非一直存在著種族歧視與隔離。儘管曼德拉與德克勒克一起終結了種族隔離制度,但這一制度驅之不盡的隱患,仍猶如痼疾一樣困擾著南非社會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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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隔離制度

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化始於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該法律設定了佔當時國土面積7.8%的保留地,要求黑人遷徙至保留地中。在保留地之外,黑人不能擁有土地且不能租借他人的土地。

隨後,南非白人控制的國家政權不斷地將種族隔離制度化,以立法和行政手段先後頒佈了幾百種種族主義法律和法令,以國家壟斷的合法暴力對非白種人實施極度不人道且極不平等的種族歧視。

1948年,丹尼爾·馬蘭領導的南非國民黨(代表阿非利卡人的右翼政黨,在政治上主張強硬地推行種族隔離制度)開始執政,種族隔離制度更加變本加厲。南非國民黨政府將居民分為四個種族:黑人、白人、有色人種及印度人,不同種族居住在不同的區域中,根據居民的膚色來決定其政治、經濟、社會等權利。

當時的南非共和國政府為此辯稱:“南非共和國是一個多種族國家,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習俗皆有所不同,言語也有所差別。讓各民族各居其所,並不是種族隔離,而是各自發展。”

結果,在1960年至1963年,350萬非白人的南非人被驅離他們原來的家園,被迫遷入被分隔的區域中。當時南非政府計劃把非白種人的居住區域從南非中獨立出去,另外作為“班圖斯坦”建立獨立國家,在法律上將黑人列為地方分權的10個“班圖斯坦”中的公民,其政治權限也縮窄至“班圖斯坦”國之內,藉此剝奪黑人的南非公民身份。

總而言之,種族隔離使南非的非白人遭受困難,其中非洲黑人是最大的受害者。政治上,黑人沒有與白人對等的投票權,同時還缺乏影響力去改變這種不公,最終淪為國家政權合法暴力下苟且求存的族群,被迫忍受種種歧視性政治待遇。在經濟生活方面,黑人的行動空間被嚴重壓制,絕大多數人的出路是賤賣廉價勞動力,且不能享受南非白人公民擁有的公共福利,經濟境遇顯著劣於白人。

褪色的金砖国家: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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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的干預

二戰後,國際社會要求南非政府放棄種族隔離政策的呼聲開始增長。1962年聯合國向會員國建議不要在南非投資,翌年敦促各國不再幫助南非製造軍用飛機、戰車和軍艦。1974年聯合國宣佈中止南非在聯合國大會中的席位,1977年宣佈對南非實施武器禁運,南非的體育團體也被禁止參加奧運會和大多數國際比賽。

但是南非

政府不為所動。一方面選擇在1961年退出英聯邦,成立了南非共和國,以堵塞來自英聯邦的種種壓力(英國本土的議員和其他政治家頻頻要求南非政府解除種族隔離);另一方面,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軍事建設,兩手都硬來增加對抗國際社會的資本。

其一、南非政府充分利用國內的自然資源,包括佔全非洲儲量87%的煤炭以及黃金、鑽石、白金、鈾、錳等礦產資源和農業生產條件,將廉價的黑人勞動力與白人的管理才幹組合在一起,營造出持續的經濟繁榮。

南非人均GDP從1961年的454美元增長至1980年的2905美元(這是現價口徑,折算為2010年不變美元價為6722美元,同一口徑下2018年南非人均GDP僅為7432美元,38年間增長有限),名義年均複合增長超過10%。

當然,這裡的主要成果都被白人享有,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只享受到水漲船高的有限利益。比如當時最興旺的黃金採掘業中,白人礦工與黑人礦工的工資比例差異巨大,1970年竟達到20.1:1。

其二、南非政府通過高投入建成和維繫著強效的警察治安體系以及軍事與情報系統。南非陸軍是當時世界上機動性極高、自給能力極強的軍隊之一。同時,由於完備的工業體系,使得南非不但能獨立製造冰箱和汽車,還生產飛機、導彈、戰車,甚至有能力來研製自己的原子彈。

南非政府掌握的合法暴力機關有效地撲滅了國內外試圖顛覆當時執政白人政權的各種行動。曼德拉被抓捕,實際上也算是強大情報軍警系統的傑作。

綜合看,初期的國際干預收效甚微。直至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到對南非的制裁當中,且力度越來越大之後,情況才有所改觀。尤其是1985至1991年間,美國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實行“全面”制裁,才極大地增大了外部干預的壓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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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反種族隔離的鬥爭

二戰後,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遭到了國內各階層的反對。

其一、南非白人社會中的溫和派主張取消種族隔離制度,這些溫和派多數來自於英國血統的居民,但其人數在南非白人中不佔優勢,所以在政治上缺乏力量。相反,佔白人人口多數的南非荷裔白人是種族隔離的強硬派,在二戰後取得了執政權,一步步將種族隔離政策推向極致。

其二、有色人種通過各種運動來爭取平等權利,其中非暴力鬥爭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影響力最大。由於南非政府漠視非國大的訴求,非暴力的抗爭無果,部分激進分子開始轉入地下武裝鬥爭。也就是在這時候,未來的聖人曼德拉於1961年創建了非國大軍事組織“民族之矛”, 這一組織擬通過破壞活動、游擊戰、恐怖活動和公開革命四種暴力手段來達到其政治目標。

曼德拉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這樣說:“很多人都認為,與一個只會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野蠻鎮壓的政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來談判是毫無結果的。我認為,現在確實到了我們要反思我們鬥爭方式的力度到底夠不夠的時刻。”

既然罷工等和平方式不能引起執政者的回應和對話,那麼就讓支持種族隔離的白人流血,感到痛或恐懼。這種思想順利成章,自然而然在反種族隔離組織中壯大,甚至不排斥恐怖活動。

到了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南非黑人的抗爭越來越激烈。面對威脅,1985年7月南非

政府宣佈在36個黑人居住區實行緊急狀態,1986年6月,南非政府宣佈將緊急狀態擴大到全國,到1987年又將全國緊急狀態延長兩年。

南非政府面對內憂外患,逐步力不從心。恰在此時,一貫強硬的總統博塔因病辭職,南非國民黨內溫和派德克勒克接任。德克勒克權衡局勢後,在與黨內強硬分子的對話時指出:“我們當然還能執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毀滅之路。和談的時刻已經到來。”

隨後,德克勒克便宣佈允許在全國各地舉行反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和平集會,開啟了種族隔離制度解除的和平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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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曼德拉的救贖

曼德拉在1961年創建“民族之矛”計劃暴力鬥爭之後,很快就於1962年8月遭到南非政府的逮捕,政府以“煽動”罪和“非法越境”罪判處曼德拉5年監禁。隨後又在服刑期間,遭到陰謀顛覆政府的指控,曼德拉由此經歷了長達27年的“監獄生涯”。

一位偉人有兩顆心:一顆心流血,一顆心寬容(紀伯倫)。儘管失去自由長達27年之久,飽受牢獄之苦,曼德拉卻認為,“當我離開囚室走向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已經清楚,如果我不能將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

他對自己的私人遭遇選擇了寬恕,在監獄大門口轉身擁抱曾虐待過他的白人看守;他對政治主張則選擇了民族大和解(牢獄之中的深思促其放棄了暴力鬥爭的政治主張),竭力彌合過去種族對立造成的種種裂痕、仇恨和矛盾。

1990年2月11日,獲釋的曼德拉前往索韋托足球場發表了“出獄演說”。曼德拉講到:“我為反對白人統治而鬥爭,也為反對黑人統治而鬥爭”,然後開始為實現“人人和睦相處,機會均等”而奮鬥。

當時南非的局勢高度緊張,可謂千鈞一髮。雖然白人總統德克勒克首倡和解,終止了對非國大、泛非大會等反種族隔離組織的禁令,恢復新聞自由,但這些措施並不能馬上填平此前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溝壑。雙方的對立劍拔弩張,極右翼的白人試圖以武力捍衛種族隔離制度,而黑人則等待他們的領袖曼德拉一聲令下,將長期壓迫自己的白人當作敵人予以肉體毀滅。內戰一觸即發。

這時候,曼德拉顯現了超凡的政治領導力,站出來力挽狂瀾。他對黑人兄弟說“不是用矛把白人趕到大海里,而是把矛扔到海里去”;他勸白人“不可黑白相鬥,鬥則兩敗俱傷”。曼德拉以至誠和大智慧感天動地,窮盡口舌之後,黑白雙方盡皆信服,罷手言和。

1991年12月20日,南非舉行首次“民主南非大會”,包括國民黨和非國大在內的17個政黨組織簽署了“意向宣言”,承諾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歧視和隔離制度的新南非,並明確了南非新憲法的指導原則:盡力彌合過去造成的社會對立,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

1994年4月,非國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種族的大選中獲勝。5月9日,曼德拉成為南非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同時非國大、國民黨、因卡塔自由黨組成民族團結政府這標誌著種族隔離制度的結束,所有膚色的公民得以擁抱平等與自由,新南非由此誕生。

曼德拉的聲譽與日俱增,在國內被尊為“國父”,在國際上被譽為“聖人”。國人或有不解,曼德拉私德並非盡善盡美,且治國水平有限(主要是指其領導新南非的國家發展表現不如種族隔離時代的舊南非),何以能成為“聖人”?

其實把牢底坐穿,抗爭到底的曼德拉,或許只能算一個鬥士或英雄;但能在政治上盡力彌合種族對立歷史造就的傷痕和矛盾,消除仇恨和敵意,自然堪稱“聖人”。凝聚最大共識,領導不同種族人民實現大和解共建新世界,難道不是人世間至美的公德嗎?

同樣值得讚美的是白人總統德克勒克。他有兩大不易:作為權力在握者,能主動妥協,放下國家專政暴力的屠刀,允許黑人和反對黨運用政治手段追求種族平等,此為第一個“大不易”。作為白人,能主動打碎種族隔閡的堅冰,頂住黨派的壓力,甘受“叛徒”的罵名,順應種族平等與和解的大勢,此為第二個“大不易”。

在二十世紀,註定是甘地、曼德拉、德克勒克等偉人的世紀。打打殺殺抹平政治對立面(如斯大林肉體毀滅反對派)容易,而寬容與和解難呀,於和解之上再同心建設新世界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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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幽靈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締造了新南非。然而,歷史並沒有在此處止步。隨著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如何清算曆史就擺在議事日程上。廣大黑人要求獲得補償和優待,以彌補過去的“種族隔離”的傷害成為了迫切的現實願望。這本來無可厚非,但受制於南非民眾的心智模式,政治上的補償行動矯枉過正,損害甚至破壞了社會良序的基礎,帶來了新的裂痕。

這不僅阻礙社會進步,拖累經濟發展,還促發了種種社會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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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非的挑戰

黑人優待政策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

1994年之後,南非種族趨於平等,黑人在政治上取得了和人口比率相對稱的權力,但在經濟上仍處於弱勢。

1995年南非官方統計顯示,50%最窮者佔據財富總量的6%,而10%最富裕者卻佔據財富總量的50%,而最富裕者多為白人,白人家庭平均收入4倍於黑人。

非國大提出“黑人經濟振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BEE政策),即通過在經濟政策上給予黑人以優先扶持,確保黑人經濟地位的切實提高,以求改變南非種族性貧富差距。1996年, S217憲法修正案通過,規定“政府採購政策可以適當向某個特殊群體傾斜”,BEE政策開始法律化。2003年,南非一會表決通過了《黑人經濟振興法案》。

具體而言,黑人的優待政策包括但不限於:

  • 凡在約翰內斯堡證交所上市的公司,黑人必須佔有25%以上的股份。

  • 黑人持股比例越高的企業,政府在採購、招投標等等方面的優惠和扶植政策就越多。

  • 就業、民生等方方面面,政府都有強制性規定對黑人給予優待。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黑人的超國民待遇通過立法程序不斷強化,出現了明顯的體制性“逆向種族主義”。為了平息眾怒,南非立法(議會)和行政(政府)部門陸續推出政策,把法律上的黑人範圍予以擴大,所有擁有南非國籍的非洲裔、印度裔和其它有色人種(包括華裔)都算“黑人”,並強調“廣義上的黑人”還包括一切婦女、工人、青年、殘疾人和農村人口等。

如此一來,白人受到了廣泛的歧視。深感不公的白人因此選擇逃離南非,1994年以後,超過100萬白人離開南非,白人人口比例從21%減少到不足9%。不能否認的是,白人正是南非高端人才的主要來源,是社會治理、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他們的移民出走讓南非成為了“跛腳鴨”,在人才最貴的21世紀處於國家競爭的下風。同時選擇出走南非的還有部分受教育程度高、或富裕的有色人種。這都損害了南非的長期國家競爭力。

長此以往,黑人的種種優待措施助長了黑人驕奢淫逸的風氣,抑制了白人勤奮奮鬥的動力,即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微觀基礎受到損壞,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被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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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體的缺陷被放大

在南非,民主以簡單多數作為基礎。這導致人口占多數的黑人可以通過立法機構選擇各種優待黑人的法律,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就是多數人的暴政。過去少數白人歧視黑人的做法是錯的,現在多數黑人歧視少數白人的做法同樣是錯的。多數人的利益不能凌駕於少數人的合法權益之上。

僅僅因為歷史上白人群體曾歧視過黑人就要求犧牲白人的利益來補償黑人是不合正義和情理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兩個分別從其他國家移民進入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祖輩和自己都沒有任何歷史糾葛,那為何要黑人得益而白人受損?

現實不能簡單地繼承歷史的因果,否則就很容易陷入到無窮無盡的歷史清算之中。

《辛德勒名單》裡有個信念鼓舞人心:救一個人,就是救全世界。反過來,難道為了救全世界,就可害一人?這是一個不容易作答的問題,其中隱含著深刻的價值和道德衝突,值得我們去深思。

另外,民主政體對工會過度賦權(一方面,因為工會在反種族隔離制度中著有功績,所以在政治上不斷壯大;另一方面強大的工會是決定議會和總統選舉的關鍵,討好工會成為政客的不二選擇,最終導致南非工會畸形強盛),造成罷工頻繁,帶來諸多負面影響。例如,2012年,各工會組織為提高會員工資水平,舉行了遍及各行業的大規模罷工活動,重創了相關產業。

法治的軟弱與腐敗的盛行

2017年,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顯示,南非的法治指數下滑至-0.01,在全球排名第89位,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南非統計局也承認,一般犯罪率在2016/17和2017/18年度有所增加,1400萬成年人受到影響(總人口為5180萬,這意味著近三分之一的南非人遭到犯罪行為的困擾)。

而且隨著犯罪率的上升,民眾的恐懼感上升,對司法系統的信任下降。

與此同時,南非政府也對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缺乏對策。根據世界銀行編制的腐敗控制指數來看,南非的數據一路惡化,未見改善。清廉指數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2018年南非在全球排名第73位,仍處於下降通道中。 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是公務員系統中利用政府優待黑人企業和扶植國有企業的政策而從中漁利的人大有人在。

南非的前總統祖瑪就多次陷身於腐敗醜聞。2018年3月6日,南非國家總檢察長肖恩·亞伯拉罕斯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將以包括欺詐和腐敗等16項罪名起訴前總統雅各布·祖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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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世界銀行發佈的《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在全球190個經濟體的商業監管法規和產權保護分析與評估中,南非的營商環境排名從2017年的第74位下降為第82位,尤其是在開辦企業、電力供應、跨境貿易以及執行合同等方面的排名均在110名之後。其中開業程序和耗費時間甚至遠高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

腐敗橫行和法治不舉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南非的收入不平等情況也在持續惡化,因為腐敗會造成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公。根據OECD編制的指數,2015年南非的收入不平等指數高達0.62(不平等非常嚴重),冠絕樣本國家。這殊非國家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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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土地政策

為解決近四個世紀以來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導致的黑人民眾流離失所的問題,幫助廣大南非民眾公平地享有使用土地的權利,從而刺激南非民眾參與國家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南非議會通過議案,修憲之後允許政府無償徵收土地。

允許土地強徵相當於變相鼓勵普通民眾隨意侵佔土地,引發各種社會治安問題。近兩年來,南非豪登省、西開普省多地均發生了非法強佔和搶奪土地事件,在某些地方甚至演化為暴力衝突。此外,強行徵收土地導致南非土地價值暴跌,讓原來擁有土地的個人和企業遭受損失。事實上,南非因土地問題,引發了社會與經濟的嚴重混亂。

這是一個兩難問題,一方面根據南非土地審計報告顯示,南非全國個人農業用地中,72%為白人所有,非裔、有色人種、印度裔只分別擁有4%、15%、5%的土地,這種不平衡狀態與歷史上殖民和種族隔離時期的歧視政策直接相關(但這種關聯性無法準確地甄別和量化處置),對這種現狀修正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既有的產權是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一旦

政府強制無償徵收土地進行再分配,將動搖市場經濟的長期激勵機制,負面危害極其深遠。

顯然,南非種族之間的經濟和解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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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縱觀歷史,人類社會改良社會和經濟機制的進化能力無以倫比。而且,現代文明體系對於國家而言,基本上免除了如瑪雅等古文明突然滅絕和消亡的風險。所以,彩虹之國的未來必然是樂觀的。

在制度學派看來,一次博弈的結果可能會出現囚徒困境,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情形。但在重複博弈中,博弈的雙方會優先選擇合作共贏策略。在一次博弈的條件下,可能(僅僅是可能,而並不是絕對的)導出《三體》黑暗森林的結果,但在重複多輪博弈中,黑暗森林法則大概率不能成立。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已經證明,合作共生是更好的解。否則,當代的國家多元化、種族多元化都不可能存在。

對於新南非的各種族,必能走出歷史的陰霾,構造出種族多元化的和諧發展之路,哪怕這個過程如何令人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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