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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秘密》採訪團：子夷、磊磊、大傾城
太平軍攻陷杭州時，旗營大火，烈火焚城，人間地獄裡走出了46位旗人，之後清政府又陸續從福建、山東、河南、湖北、四川等地調了旗兵過來充實旗營。到1883年，杭州旗營登記在冊的官兵、家屬總人口有5330人，比戰前少了一半左右。
杭州從南宋起，一直是一個移民城市。旗下—湖濱地區其實是清代統治者“南下部隊”的駐地，旗人是和南宋情況不一樣的另一種移民。旗人到杭州從最初的征服者變成定居者，最後甚至和本地漢人融合。在太平軍圍城之際，城中漢人和滿人一起抵抗，鄰里關係已經快同生共死了。旗人甚至把自己的先輩也埋葬到了西湖群山中。旗人的本地化，成為城市中一個特殊的群體，這是城市文化對權力的一次解構。
移民改變了杭州土著的語言、飲食和心性，城市人口構成越複雜，一個城市的張力就會越大。19世紀下半葉來到上海的移民都是些富有的商人、深居簡出的地主、下野的官僚以及作家、技術精英和冒險家之類的人物，在許多居住於上海的外國人眼裡，上海這個城市不僅僅是一個可逗留的地方，而且還是一個可永久居住的家。正是因為有這樣豐富的移民構成，奠定了上海在中國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傳奇地位。
杭州的移民組成相比之下，尤其是國際移民，弱了很多，基因不強，且至今未曾有大的改變。最近兩年不斷湧入的杭漂，主要集中在餘杭IT界，他們會對杭州的城市歷史價值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將持續觀察後，給出解密。
杭州旗人在辛亥革命之後，處境淒涼。他們從原先吸貓擼狗、吞雲吐霧、賞花遛鳥的好日子裡被摜出來，一下子零落成泥。“滿人的祖訓是，凡八旗子弟，都以當兵為業，以吃糧為生，不事生產，不得經營工商負販。”這導致旗人幾乎沒有謀生技能。沒有能力的人又失去了保護他們的政權，失去了俸祿，被強制遷出了旗營，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他們不少人開始以唱戲、幫傭、打工、擺攤為生，一下子掉到社會最底層。
1920年6月9日，上海灘發生過一起著名的震旦大學肄業生閻瑞生謀殺交際花王蓮英的案子，這個案子當年轟動一時。這位“花國花務總理”王蓮英就是杭州旗人，長在旗營。光復後搬出旗營，無處可去。父親不久死了，母親改嫁，蓮英就被送給了飲馬井巷一個地保做女兒。養父視她如珠如寶，送她上私塾，教她本事。可憐養父也死了，蓮英被迫流落到上海，最後成為著名交際花。她被殺後給棄屍荒野，最後是旗人女子才有的一些身體特徵，為破案提供了關鍵線索。
在1914年2月19日的《全浙公報》上刊登了一則“旗營房屋遷讓之佈告”，其中強令餘留在旗營的旗人在七天內搬遷。結果是大量喪失居所的旗人，無法找到新的住處，成為很大的社會問題。從1911年留到這個時光還沒走的滿人，大抵是婦幼老弱，約千人。民國政府先是在菩提寺路孝女路一帶（現梅地亞賓館地塊）建造平房200間，安排入住。大約1929年，菩提寺路融入新市場的建設中，要造新樓，由浙江省救濟院出面在百井坊巷新建了200間簡易平房，一家一間，免費贈送。
早期離開旗營的大多青壯，有的是全家遣返故里，有的北上去了海寧、海鹽，還有的則被遷至上泗（現轉塘、袁浦、龍塢一帶）和富陽鄉下務農，大概還有幾百人投親靠友隱沒在大城裡，改名換姓。據民間相傳，滿人有八大漢姓，佟（童）、關、馬、索、祁（齊）、富（付、傅）、那（也有安姓）、郎，其他不在八大姓的也不能說就不是真正的滿人。到民國時期，杭州旗人幾乎都改姓漢姓，不多的幾件旗袍被壓在箱底，很多人至死才說出自己是滿人。一個族群就這樣逐漸消逝在城市裡。
▲1929年杭州實測西湖圖，放大可看到當時西湖的街道肌理
當時杭州有個流行詞叫作“看韃兒奶奶”，杭州人中的一些遊手好閒之輩對“旗下女人”的服裝打扮有著強烈好奇，就趁她們清明掃墓時，沿路去看，指指點點。哪知道辛亥革命之後，旗人忽然就走進了他們的生活。瓜爾佳氏、鈕祜祿氏、納喇氏們開始了他們在大城的沉浮，要靠自己的本事過上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平民”生活了。
新中國成立後，滿、蒙古族居住的百井坊巷平民住宅改為人民新村，80年代初，人民新村老居宅全部拆除，改建成五層樓房，半數以上的滿、蒙古族住戶回遷入住；另有住房的遷居他處，與漢族雜居。並有一部分人由個人申請，經所在居民區證明，按照更改或更正民族成份的規定，重新更定為滿族及蒙古族。
但事實上根據《浙江省少數民族誌》顯示，新中國成立初期，滿及蒙古族人民雜居漢族之中，仍不堅持或不提及所屬民族的成份。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杭州市區滿族人口349人、蒙古族人口45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杭州市區滿族人口518人、蒙古族人口46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杭州滿族人口458人、蒙古族人口56人。
百井坊巷拆遷前總共才67個滿人，其他少數民族20人。百井坊的居民拆遷後，居住在延安新村社區的滿人只剩2人，大多數安置到了三里新城、紫薇公寓、新安銘苑。
2005年初大傾城去百井坊採訪當地居民，居民樓樓道昏暗，住戶的廁所和房間隔了一個公共走廊，穿堂風呼呼而過，大冷天上個廁所還要奔出房間。2009年，百井坊巷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拆遷。這一次拆得很辛苦，前後拆了6年。一群群被教育過的老人們輪番來和政府談條件，到後期每延滯一天，據說就虧損一輛寶馬轎車。最後此地人民談下了杭州拆遷史上最頂格的條件，到2015年底百井坊巷終於全部動遷完畢。2018年，該地塊經過336輪的競價，以百億級的價格讓出。
▲滿人，正藍旗，90歲，從百井坊拆遷到三里新城荷苑，童，民間傳說旗人八姓之一。
上了歲數的人，總愛披掛些翡冷翠與祖母綠，做年輪的鎮紙。
童蘭珍九旬有餘，只一件玫紅色羊絨衫，便襯得她銀髮雪膚分外耀眼。顰笑間，女性魅力尚存，可以想見年輕時的清秀動人。 但她顯然對此不自知，就像她對自己的滿族姓氏那般茫然。
在孝女路出生，在百井坊巷撫養三兒一女，在三里新城敞亮的安置新居里頤養天年——一路向北一路向西，她的遷徙曲線，恰恰疊印在城市膨脹的圈層上。 “我父親說過，民國前他家一直領著旗人才有的皇糧，後來清朝被推翻，自然少了這份。”解放初期，文盲率高企，童蘭珍因讀過幾年小學，能斷文識數，做過一陣會計。
她的丈夫在1949年以前是憑力氣吃飯的黃包車伕，後來進了麻紡織廠，成了無上光榮的工人階級；碰到重大節假日、重要領導來視察，街道會通知童蘭珍穿上滿族服飾等候接見——在她這一代，“旗人”更像是一枚逐漸淡去的民族符號。 已逝的老伴覺得童蘭珍最美，捨不得讓她出去工作，一個工人要養活6個人。他們從孝女路搬到百井坊巷後，老伴經常會用三輪車馱著童蘭珍去旗下逛西湖。
數代漢化，到了童蘭珍的子女這一輩，領身份證時，只有老二選擇了“滿族”。 關於旗人進杭的細節，童蘭珍的四子王連寅提起了《八月桂花香》，他對這部臺灣電視劇印象非常深刻：“說是攻城攻了3個月才拿下，之後就是屠城。” 他向我展示了一盞積灰的硯臺：“這是清朝傳下來的。關於旗人記憶，這應該是我們家唯一保留的老物件了。”
▲滿人，鈕祜祿氏，71歲，從百井坊拆遷到三里新城梅苑，郎，民間傳說旗人八姓之一
1948年出生的郎國慶屬滿族的鈕祜祿氏一族。祖輩是杭州旗營裡面的軍官。他父親出生時，恰逢他祖父升官，雙喜臨門，故其父親小名為“雙喜”。至於祖父官至幾品，郎國慶並不知曉，家裡唯有的族譜在十年浩劫中，被其母親焚燒了。據郎國慶講，族譜為長卷軸，前面祖輩們的名字還是用滿文寫的。十年動亂期間郎國慶母親還燒燬了她珍藏的絲綢旗袍。郎國慶夫人楊冬芳稱其見過婆婆的綠色旗袍“旗袍是真絲材質的，連襪子都是絲綢的，手感很是光滑，現在的絲襪是沒得比”。
除了母親僅存下來的幾張照片，郎國慶對於以前杭州旗營的生活知之甚少，現今郎國慶所瞭解的旗營也是通過文獻查閱到的。“舊時的旗營其實就是相當於一個杭州的行政中心，辦事機構都在裡面。普通的老百姓沒什麼事情也不會進到城圍牆裡面”。
辛亥革命後，滿族統治了276年的清王朝正式滅亡。1912年杭州旗營圍牆被拆除，郎國慶的父親也只在旗營中度過了童年，上世紀二十年代，郎國慶父親隨其祖父母一家就被安排到百井坊那居住了，還有一部分原先居住在旗營裡面的旗人及其家眷遷徙到了杭州富陽居住。
百井坊巷的房子，十二排(弄)平房，一戶一間，一間20平米左右，郎國慶一家三口尚可，而叔叔家一家九口，架起高低鋪也生活在20平米之內。
木頭的房柱房梁是從菩提寺路拆過來的，牆是用篾片兒加點爛汙泥糊成的，有啥動靜互相都聽得到。屋頂蓋的薄瓦片，雨天漏水，下雨天，臉盆、木桶、大碗，各種可以接水的器具都拿出來，滿屋子叮叮噹噹響。
郎國慶是在百井坊出生的第二年，迎來了新中國成立。郎國慶在百井坊生活了35年，因為居住環境太差，妻子楊冬芳一直沒有讓孃家人來杭州看望她。直到1983年，百井坊巷200間拆除改建，在原地建起了9幢簡易樓房，郎國慶和他的滿族鄰居搬進了樓房，郎家分到了31平米的兩居室新房。讓楊冬芳遺憾的是父親在前一年已經離開了人世。
即使百井坊成為杭州滿族人的主要集居地，但是已經看不出一絲滿族人的生活印記。郎國慶說，清王朝統治的兩百多年，也是滿族漢化的兩百多年。“像現在西湖邊還有康熙、乾隆題寫的一些漢字，現在會寫滿族文字，會說滿語的人已經不多，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據郎國慶介紹，原先很多滿族的習俗都消失了，現在杭州這邊唯一留下來的滿族節日只有“頒金節”。“頒金”是滿語，意為滿族命名之日。1635年農曆十月十三日，愛新覺羅·皇太極廢除女真的舊稱，將族名定為滿洲。“頒金節”是滿族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它是滿族的誕生紀念日、命名紀念日，是全族性的節日。
每年杭州延安新村社區會舉行“頒金節”活動，邀請原先居住在百井坊的滿族老住戶來一起參加，郎國慶說，現在雖然住在三里新城，但是一有時間還是會去延安新村社區逛逛，看看附近的老街坊們。天氣晴好的早上也會去旗下逛逛。“我小的時候，經常去旗下，龍翔橋那邊商店多。娛樂場所也主要在旗下，太平洋電影院，東坡劇院那個地方，民國時期叫大世界，解放後稱之為中蘇友誼館。冬天洗澡我們也都是去平海路那邊的大浴場洗澡。”
解放後，郎國慶被分配到了最辛苦的鑄造翻砂廠，大夏天接觸得最多的就是車間裡1300多度的鐵水，並且連風扇都沒有。結婚後，妻子楊冬芳一直在200多公里外的金華擔任民辦老師。那時候交通不發達，夫妻倆一年半載才能見上一面。1980年女兒出生後，夫妻兩人依舊過著分離的日子。直至郎國慶生了一場大病，楊冬芳趕回杭州後日夜在醫院守護，在其悉心照顧下，郎國慶慢慢恢復了健康。2011年郎國慶搬離了原先居住的31平方的百井坊兩居室，換到三里新城敞亮的三居室。雖然在江乾區，離開湖濱有些路程，郎國慶還是經常和妻子楊冬芳“湖濱半日遊”。
▲滿人，79歲，父母均是滿族，其母乃滿族鑲黃旗人。
王老先生說，我不想暴露真名，那姑且這麼稱呼吧。今年79歲。父母都是滿族人。母親蔡氏，生於清光緒年間，滿族鑲黃旗人，和溥儀是同齡人。
王老先生退休前是名數學老師，雖然年近八十，卻還思維清晰，邏輯嚴謹。作為老杭州人，被問及湖濱旗營，他說：“當時的旗營就在原市委市府舊址將軍路周邊一帶。老杭州人也習慣把那一帶叫做旗下，當年的繁華程度冠及杭城，絕非其它地段可比擬，絕對的杭州中心。這個景象甚至一直延續到解放後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老杭州人常會到旗下去購物和逛街。
至於旗營裡面具體的生活記憶，王老先生說，連其外祖母和母親也不清楚，畢竟母親幼時僅在旗營住了幾年，更何況，清朝歷經二百六十餘年，當時滿人幾乎完全已被漢化，服飾、飲食起居，如果一定要挑出點不同，那感覺恐怕就是相互間的行禮好像有時會有點差異，但這不能作為民族不同的標誌，因為當年漢滿互學，多數場合已區分不出來了，打千作躬，也不定是滿人，跪拜也不一定是漢人。
清朝統治時期，對滿族貧民，可能會提供一些溫飽的幫助，叫做發錢糧。清政府也會安排一些無產權的簡陋板房，就相當於我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向房管部門申請租賃房。“這些情況，我的祖輩、父輩都是沒有很明確講過，只是我聽說而已。我從有些相關書籍，例如《八旗子弟》（應該是《杭州旗營與八旗子弟》城密注。）等了解到的一些內容，不能作為史實的佐證。”王老先生補充道。
王老先生的父親自十七歲考入杭州城站當郵務生起，一輩子都在郵局工作，後被浙江省省郵局調派到各地方縣郵局工作。“因父親的工作調動，全家人在縉雲、嵊縣（州）、東陽等地生活過十多年，直到1946年底才從東陽回到杭州。”
▲左圖：1935年拍攝於縉雲。後排為王先生的父母親，前排中間為王先生的外婆，前排左右分別為王先生的大姐二姐。右圖：1909年前後拍攝於杭州。從左到右依次為王先生的外婆、母親、外婆的婆婆。
1949年杭州解放後，軍管會把原國民政府的舊郵局機構進行改造，“父親因為表現優秀被軍管會選送到華東革命大學浙江分校學習了幾個月。1949年底被派到桐廬縣擔任桐廬郵局解放後的首任局長，《桐廬縣郵局志》還有記載的。”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王老先生的父親夜以繼日地工作，嚴重透支了健康。“1950年10月14日白天，父親身體突感嚴重不適，直到下午神智恍惚，一直堅持工作晚九時許，母親看實在不行，姐姐扶父親上樓躺在床上，一直到十五日凌晨，終因搶救不幸離世，終年42歲。”王老先生對於父親早逝，這麼多年過去了仍禁不住感嘆：“雖然父親早逝，但還是給我們兄弟姐妹留下了受益終身的精神財富。父親是一個意志堅強，好學不倦的男子漢。”
王老先生父親去世後，其母親帶著全家人回到了杭州。除了他的大姐在1948年就已結婚外，當時家中尚留六個姐弟和一個外婆，這麼多人的生活重擔一下子壓到了他母親身上，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我母親是一位無私的、慈愛的、非常堅強的偉大母親”，王先生的母親蔡氏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熟通古文，寫得一手娟秀的小楷，還粗通英語，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家裡曾長期給她訂《錢江晚報》。她耳聰目明，理解力強，記憶力也一直非常好。每天看報是必修課，一直延續到1995年過世的前幾天。”蔡氏終身未再婚，勤儉持家，把每個孩子都培養成才。七個子女五個入了黨，都有大小不同的職務。
王老先生還提到原先住在杭州浣紗路邊上的表舅常書鴻也是滿族人，1904年出生在駐防營的常書鴻是中國著名畫家，一生致力於敦煌藝術研究保護等工作，被人稱作“敦煌的守護神”。辛亥革命時，他尚年幼，拖著辮子，家人把他藏在南高峰寺廟中，告訴他不可以暴露自己是旗人。這個惶恐印象，常書鴻大了還是記得很牢。
王老先生說，表姐常沙娜比他大9歲，也是滿族人。1931年，出生在法國的常沙娜自幼隨常書鴻在敦煌臨摹壁畫。說起表舅表姐，老王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如今和表姐也會往來，但是更多時候，王老先生會和自己的姐姐弟弟們相約在西湖湖濱，品茗話家常。
▲拍攝於1987年4月24日，表舅常書鴻和母親蔡氏合影
《城市秘密》尋訪了杭州旗人後裔，得出的大致結果是：
▲ 他們對自己的族群身份幾乎沒有意識；
▲ 他們完全漢化，不會說滿語不會寫滿文，但滿語的一些詞彙已經融入了杭州話中。我們專門請教了杭州話專家曹曉波老師，得到他的肯定，比如“嘎達”，杭州人指地方，和滿語一樣；再比如40年前經常會說到的“小泡兒”，專指吃得很開、有手段的人，也是來自滿語。旗人把經手領發餉銀的人，稱為小泡兒，小泡兒是一種優差，因為其中可以剋扣盤剝，放高利貸。雖然旗人後來對杭州的影響比較少，但沒有一個族群能無聲無息地消失。
▲ 滿族婦女還是非常能幹的，果敢大聲地活在市井和家庭中。
▲ 旗人的謀生能力不強，但對教育還是非常重視的。
上一篇推文我們發完後不少網友在留言裡提到了六公園的石獅子，但到底這個石獅子從哪兒來的，什麼時候來的沒人說得清。我們特地對這對石獅做了揭密，有興趣的網友不妨去今天的推文二條看看。
下一期《城市秘密》，我們將揭開從旗營原址建起來的民國新市場的神秘面紗，它的每塊土地是如何售賣的，整個新市場又是如何規劃的，它是杭州真正現代化商業的開始……
文獻出處：
《浙江省少數民族誌》
汪利平（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
張廷棟《杭州旗營與八旗子弟生活》
感謝延安新村社區提供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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