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軍糧城的來歷，過去說法不一。有的古籍說是五代劉仁恭所修築的“梁城”，但梁城位於寧河縣境內，這是因“梁”與“糧”音同而誤。明《天津衛志》說軍糧城是元代漕運的產物，也不確切。實際上，軍糧城遠在兩漢時期已經形成聚落，是一座有著兩千多年曆史的文化古鎮。
西漢時期，這裡屬漂榆邑。東漢末年寫成的《水經》一書，記載有漂榆邑，是西漢時期的遺存。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根據《水經·淇水》曾考查過這座古邑，寫道：“清河（南運河）又東經漂榆邑故城南，俗稱之角飛城。”近年來，這裡發現了漢代城址、窯址。地面上散佈有三足器，陶磨、盆、罐等漢魏時期的紅、灰陶片，出土了漢代石墨和西漢“五銖”錢。有人認為此城在漢以後已經廢棄，所以酈道元稱之為“故城”。
西晉以後這裡稱角飛城。當時中國北方陷入少數民族混戰的局面，天津平原先後被後趙、前燕所統治。後趙建平元年至三年（330——332年），趙王石勒為軍事上的需要，在漂榆邑故址修築了角飛城，也叫漂榆津。後趙建武四年（338年），趙王石虎曾“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榆津，以伐遼西鮮卑段遼。”
關於古漂榆邑的地理位置，酈道元在其名著《水經注》中說：“渤海郡高城縣（故城在今河北省鹽山縣東南十公里處）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鹹煮海水，籍鹽為業。”與今軍糧城的位置基本相符。漂榆邑、角飛城、漂榆津均為軍糧城的前身，大致在今軍糧城鎮西南堼和小東莊鎮務本二、三村之間。
唐代前期所建之城在今軍糧城鎮劉臺村西南1公里處。在這裡，人們發現有一座長320，寬250米，略成長方形，高出周圍平地近一米的城址。此址位於前文所說的角飛城故址正北方約1.5公里處。其地面散佈有大量瓷器、陶器和磚瓦碎片。可辯的有青釉瓷碗、三彩盆、青釉四系罐等，都屬唐代遺物。尤其是數量最多的青釉瓷碗，都作深腹實心圈足，為唐代早期所有。再者，在城址周圍的劉臺、塘窪等村還發現唐代墓葬；1957年，劉臺村西南1.5公里的地方出土了一座墓葬；1958年，塘窪村南發現了另一座墓葬。兩座墓葬出土了唐代常見的海獸葡萄銅鏡和具有唐代風格的胡人俑等。這些均為唐代特有。另外，據當地老人講：這裡原是座城，塘窪（歷史上本來寫作“唐窪”）就是由於建唐城時挖去大量土方，才變成一片窪地的。在軍糧城北面有一條古道，早已廢棄，當地人叫它“塌道”，這條道向西延伸到武清崔黃口入薊縣。道基是由石灰、黃土、米漿混合後夯實築成的。可見明《衛志》記載的“軍糧城……周圍基址尚存”，應是唐代所建之城。
軍糧城之名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主要與唐代海運有關，唐時，海河入海口在軍糧城，這裡是沽河（北運河）、清河（南運河）、滹沱河（大清河）匯合入海處的“三會海口”。唐朝初年，為防禦北方奚、契丹等遊牧民族的侵擾，在幽、薊駐守重兵91400人，馬6500匹、衣賜80萬匹段、軍糧50萬石。由於給養龐大，當地無法籌措。故唐王朝“於揚州置倉，以備海運，供東邊防用。”范陽節度使於公元739年又兼“河北海運使”之銜，以理海運事宜。這樣由沽河、清河‘滹沱河匯合入海而得名的“三會海口”，便成為海運轉輸地。大批給養在城內儲存，後由水、陸分別運往京、薊兩地，以供軍需。詩人杜甫於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作《後出塞》寫道：“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在《昔遊》中又寫道：“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兩首詩均描述了當時的海運盛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城”是當時軍隊的一級建制，據《新唐書·兵志》記載：“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由此可知軍糧城者乃是唐王朝在海口設立的專理軍需物資的一隻支軍隊的建置，後逐漸演變為地名。
元代，軍糧城的地理位置又一次重要起來。元丞相伯顏開闢從崇明島取海道直達直沽的海運線路，從至元二十年（1283年）開始從海道運糧46000餘石，第二年增至290500石，第四年增至578520石，“泰定、天曆間（1324——1329年）海運額之多，自208萬餘石，以至3522163石”（見《中國交通史》160頁）。可見當時這裡漕運的發達狀況。據明《天津衛志》記載：“軍糧城在城（天津）東南，去城七十里，元海運為屯糧之所，周圍基址尚存。”元代漕運由海道進入海河後，把運來的糧米儲存在海河兩岸，然後換小平底船運往京師。軍糧城便是其中重要的存糧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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