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群雄激憤的時代，各國統治者為了加強自身國家的勢力紛紛推行變法改革；這是一個求賢若渴的時代，統治者們為了變法招攬天下英才；這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各家人才為了自己的主張被採納奔赴會館，相互抨擊。

就是這麼一個時代，百家爭鳴，開創了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高峰期。其中湧現出各大家，他們奔赴各地，向君主闡釋自己的主張。然而中國一直奉為經典的儒學在這個時代倍受冷落，相反依法治國的法家學說卻在各個君主這裡委以重任。到底是什麼讓近千年的儒家經典在戰國這個亂世比不過法家學說？

百家爭鳴的代表人物

儒仁治國

這就不得不談起儒家的主張"仁"，孔子主張以仁愛治國，要求恢復以前的禮制。其認為戰亂紛紛的原因就是各諸侯國不再遵從禮制，而孔子認為只要恢復周朝禮制，這種戰亂的時代就會結束因此孔子周遊列國，推崇仁禮，期望在這亂世之中能有君主重視自己的主張，恢復以前舊制。這樣社會將再次回到和平統一的局面。

孔子游說君主

然而在這個戰亂的時代，孔子周遊列國來推行自己的主張，然而卻沒有一個君主推行的改革願意採用孔子的治國主張，但孔子周遊列國所教徒弟卻不斷將儒學發揚光大，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但為何起初的儒學沒有被各國認同並推行相關的改革呢？這就不得不談到法家。

孔子為其弟子講學

依法治國

在這個混亂不堪的時代，與儒學共同誕生的還有法家學派。由於戰亂，老百姓種植出的大量糧食被政府搜刮，再加上常年戰亂，百姓流離失所。這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社會頻頻出現燒殺搶掠的情況。同時各國期望變法，而變法就會觸碰到社會利益的分配，為了能夠使得改革能夠順利的推行，因此需要強有力的社會約束來推行。因此，法家學說開始盛行。

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商鞅變法，商鞅壯志難酬，最終選擇來到了中國的偏遠地區——大秦。商鞅在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後，開始運用法家學說開始進行改革。其中體現最多的就是依法治國，最開始商鞅在百姓之中樹立誠信之後，開始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其中連坐法的實施體現的依法治國最為明顯，其規定到，一人犯錯，連誅九族甚至街坊鄰居，受到各種刑法的人不計勝數。

商鞅徙木立信

同時法家主張集權，即集君權。在地方商鞅一改周朝的分封制，開始實行郡縣制，地方官員由中央君主直接任免，將地方的大權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同時推行軍功爵制，規定殺敵獲取頭顱者，按功行賞。凡是沒有軍功的大臣將不再獲得官員的繼任權。這樣中嗎，官員流傳的世襲制就不再適用。這對君權的威脅就逐步降低，而通過軍功爵制而晉升的官員就有利於君主通過掌控其來達到集權的目的。

商鞅推行軍功爵制獎勵軍功

這就是法家學說的主張，然而法家為何成為了春秋戰國的主流思想？這又不得不談到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

由於周朝法制漏洞下默許私田開墾，這就導致了井田制的破壞。隨之而衍生的就是各諸侯國開始逐漸對周王朝心生不滿，他們逐漸公然挑戰周天子的權力。隨後地方勢力日趨強勢，超過了周王室，周王不得不下旨承認其為王的事實。昔日萬人之上的周王甚至淪為各諸侯國征戰四方的藉口，各諸侯國權力的膨脹開啟了歷史上有名的戰亂時代——春秋戰國。西周最終在中國的歷史上化為塵土，伴隨著的是一段分裂割據的時代開始了。

西周最終在戰亂中滅亡

而在這戰亂割據的時代亂國之中，大國兼併小國時有發生，朝君暮臣的現象也是頻繁出現。眾多原本屬於上流階層淪為下層的"士"，百姓在這戰亂之中也淪為流民。各國為了防止自己被兼併或者想要成為兼併他國的國家，同時為了改變本國的社會現狀，紛紛對國家進行改革以求強大。而百家爭鳴就順應了各君主的需求，各大家開始闡述自己的主張，以期望自己能夠被委以重託，千古留名。

春秋戰國的謀士代表孫武

法治亂，儒平民

但亂世之中，廣為流傳著"非儒即墨"。然而，事實卻是法家戰勝了墨家與儒家，在這亂世之中成為主流。究竟是什麼推動著法家在這亂世中獨佔鰲頭？

事實上法家學術天生為治亂而生，春秋戰國之中，各地弒君稱王，官員魚肉百姓，人民苦不堪言。而連生存都無法保障的百姓怎麼會談儒家的"禮"制氣節？百姓只會想著明天應該如何生存下去，因此燒殺搶掠就成為了社會常態，食人已經是被逼無奈的選擇。

戰亂時期百姓流離失所，飢餓不堪

到了這樣的狀況，君主如何採用儒家的"仁"與"禮"來治理國家？要求百姓和睦待人，遇人則禮？百姓食不飽甚至無物可食，這讓其如何去禮貌待人呢？因此各個君主只能採取法家來對百姓採取強有力的威壓，讓其不要再做危害社會的事情，從而保持社會的相對穩定。這雖然是治標不治本，但是在戰亂年代，這是最好的選擇。

法家建議君主推行改革

不要試圖用道德仁義來要求一個連基本生存都存在問題的人，因為他們做不到，因此只能由法家來完成儒家沒有完成的事情。同時各國君主力圖變革，這需要強有力的推行，在這人心不古的社會之中，沒有太多的人願意推行與自己利益嚴重衝突或者毫無關聯的變法，而統治者為了達到自己富國強兵的目的就會強制推行改革。

結語

因此，在這春秋戰國的時代，更多的君主青睞於法家學說的集權與依法治國，他們期望能夠通過法家學說來強行推動自己的變革，希望藉此來幫助自身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國際。而儒家學說在亂世之中雖然得到百姓的青睞，但是其並不適應在這個戰亂的社會背景之下。因此，戰亂之中儒家並不適用，相反法家學說卻能夠在亂世之中更快的達到穩定社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