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要津,侯馬隘口;明清驛道與太行軹關陘在這裡交匯

(一)

河東要津,侯馬隘口;明清驛道與太行軹關陘在這裡交匯

隘口村的三道拐

古驛道

說起明清驛道,有首《過曲沃》的詩:“北入蒙城界,半天到高顯;蒙城沒有城,高顯不是縣;侯馬鎮南端,官方設驛站;河東要津地,屹立鐵嶺關。”這裡說的“河東要津地”,是指侯馬南邊的隘口村。驛道從侯馬延伸到隘口,進入直陡齊崖的溝壑險道時,路徑蜿蜒向東拐去,一會又折向西南。這樣週而復始地拐了三道彎,到達聞喜縣槐林村。俗話說:“寧走十里太子灘,不走隘口三道彎”。太子灘是滏河河谷的一段路,平常路面澀巴泥濘,可隘口彎道更加崎嶇難行。

這裡的溝壑深達數十米,驛道就在溝壑邊上。縣誌說它“東倚絕壁,西臨大壑,峰峻路峽,車難並行”。自明洪武八年(1375年)闢為驛道,連續通行了五百三十八年。1922年太風公路通車後,驛道才逐漸廢棄。驛道,俗稱官道,溝區段用青石子壓入路面,人稱麻子石。溝道雖然險峻狹窄,但為雙層道,道邊高出一米多,為跑馬道。馬匹在馬道上可異向行駛,這是快馬郵差的專用道。這裡的彎道甚多,幾米之外即看不見行人,郵差習慣將軟杆馬鞭盤於腰間,拐彎時便甩出“叭、叭”的鞭聲警示世人,車輛聽到鞭聲後便主動讓到側面。

隘口東行三里有懸高七米的大石橋,橋南是和尚寺,寺院有窯洞四孔,大殿三間。原來有一口水井,水井鑿在石頭窩裡,打井時非常難鑿,水井打成後,按一斗石渣付一斗銅錢。橋頭有座石碑,碑座像一隻大龜,商旅車隊、馬幫駝隊,為了“出行千里路,人馬保平安”,經常在龜的嘴部抹點油,將龜嘴抹得油光閃亮。村北三里有懸高六米的金固橋,橋頭有三米高的龜座石碑一通。碑文記載,明天啟五年大橋維修時,曲沃知縣李望捐銀五十兩。知事王明善捐俸修橋,捕首浙江餘姚人汪有元捐銀十兩,隘口、驛橋多有捐銀捐錢者,均刻在碑上。捐十兩銀者看來不多,但那是汪捕首一年的俸祿。那時一兩銀子約合一千枚枚銅錢,知縣年俸祿是五十兩銀子。驛道的其它石碑多已損毀,該石碑在文管部門保護下,成為唯一一通明朝驛道石碑,有著珍貴的史料價值。

在關隘至鐵神廟一線,以前有十二顆柏樹,一排溜有一串九連燈。夜間從遠方歸來,熒光閃閃,像是九顆星星,近處尋找卻毫無蹤影。在關隘東部六十米處有接官廳,朝廷命官在這裡小憩,然後乘驕子到公館歇息。往東還有煙局檢查站,專查菸草走私。村裡十八丈深的水井有四眼,水質很好。明朝時西北爆發農民起義,政府每隔十里修一座烽火臺,有緊急情況便點燃狼煙報警。史店、隘口都建有烽火臺,隘口烽火臺在張秀申村委的院子前面。

河東要津,侯馬隘口;明清驛道與太行軹關陘在這裡交匯

鉄嶺關復原效果圖

鐵嶺關,即建於河東鎖鑰之地。因為鐵嶺關,隘口的位置亦顯得重要。同蒲路改修時挖出一通明朝石碑,說隘口村300多戶,近千口人,有驛館四家。民國二年(1913年)驛站被查封后,這裡的人口急劇減少。民國十七年《曲沃縣志》載:當時僅剩49戶人家,265口人,可這裡仍有不少流動人口,有店鋪貨棧二十餘家,整天車水馬龍,熱鬧繁忙。故仍然在這裡設鎮,稱為隘口鎮。村裡現有380戶,1700多口人。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8月,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往西安逃命。經過這裡時全線“戒嚴”,綠衣郵差舉著令字旗傳諭:“沿線郵差停郵,貨物停運,官商車馬一律歇腳,悉尊蓄養館驛,不準妄自行動,不準路邊望風,違者就地羈押問罪。”地方官恐嚇迎送的百姓說:“都要雙膝跪地,垂首伏地,慈禧太后是大腳,萬一有人向太后張望,馬上就會拉出去砍頭。”其實慈禧是滿人,從小就沒有纏過腳,對纏腳的事也不以為然。倒是光緒皇帝十分在意,他見太后大腳露在轎子外邊,經常進行勸阻,但慈禧卻申斥道:“我與你皇阿瑪過了一輩子,他都沒有嫌棄我腳大,你有啥可嫌棄的!”另有迎送的資料寫道:“百姓見慈禧的轎子過來,大腳尖露在外邊,便竊竊私語,慈禧乾脆將大腳板伸出轎子外,索性讓人們看個夠。”迎送一次太后皇帝,地方官及附近百姓,都跪得腰發痛,眼發花,汗流浹背,簡直像罰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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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出巡時,喜歡將腳伸在旗袍外面

傳聞說,唐朝初年,尉遲敬德在隘口鎮守。按唐《長慶集》記載:“太宗既定天下,以為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而營田;府有常官,田有常業;俾平時而講武,歲以勸農……虞則為戰卒;無事則為農夫,不待征戰而封域有備,不勞饋餉而軍食自給。”唐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在新田設立折衝兵府,在隘口設立守備,鎮守隘口要塞的守將是程咬金。至今這裡仍有尉遲敬德的將軍廟遺址。鉄嶺關守將程咬金,逝世後隨唐太宗李世民陪葬,但將衣冠葬在侯馬,衣冠冢就在程王村地裡。這也成為程王村地名的來歷。

後晉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後晉皇帝石敬瑭命劉知遠為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石敬瑭所猜忌,便聽從郭威的規勸:“河東山川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從此他重視經略河東。後漢天福12年(公元947年),為保衛河東重地,劉知遠在這裡重修了鐵嶺關。

解放初期的鐵嶺關座東朝西,東門匾額是“河東保障”,西門匾額是“鐵嶺關”。從題字落款的時間考析,該關重建於明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河東保障”的牌匾,早年被村民趙炳信收藏,老人雖已去世,但保護古蹟自然功不可沒,應該讚賞。鉄嶺關前三百米處,原有官方設立的檢查站,重點是查禁販賣運城鹽的私家駝隊。《大清律例》規定:販私鹽者流放三千里;購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鉄嶺關又名“鐵剎關”,村民衛小四在挖紅薯窖時,還挖出一塊“鐵閘闗橋”的石碑,說明它還有個“鐵閘闗”的名子,並且還有座“鐵閘關橋”。這座“鐵閘關橋”在哪裡,有多長,現在已無法考證。鐵嶺關用特製大磚砌成,當時關樓上部的城樓已坍塌,但關牆和券門保存完好。關門用厚實的榆木板做成,門面用鐵皮包裹著,鐵皮外用諸多鐵蓋釘加固。頂門的大腰椽也完整地保存著。從關隘北邊順溝壑修築了關牆,關牆為夾著石渣的夯土牆,現在,部分地段夯土牆仍清晰可見。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有人想使用關牆的石頭和大磚,便命村民強行拆關。這既是時代的悲哀,也造成了個人的悲哀,拆關時磚石塌下來,村長張四牛當場斃命。後來有人將拆下的關門和腰椽拿回家中,拆開包著的鐵皮,取出大鐵釘,將木頭鋸開作了門板和傢俱。

鐵嶺關作為一個歷史遺存,它有著廣博的文化內涵。按村民提供的口碑資料,在隘口的老住戶中,有一部分是古代守關軍人的後裔。關隘原為兩道門,可阻擊東西兩面的敵人。守門人就住在關門洞夾牆的房子裡,日夜在這裡守護。明朝時重修的鐵嶺關,仍然保留著兩道關門及夾牆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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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口村南三里的三里橋

堡子城

隘口村以驛道為界,將村子分成四個片區:驛道南區、南堡子區、東堡子區和西堡子區。村裡有廟宇十幾座:南堡子上的鐵神廟,東山根的龍王廟,學校位置的關公廟,村西的老君廟,西北的將軍廟(尉遲敬德廟)、馬王廟,金固橋頭的尼姑庵,村南的菩薩廟,村北還有校場和點將臺。解放以前的隘口村,山上山下,廟裡香菸繚繞,神像莊嚴威儀。神本是矇昧時代人類幻想的聖物,但又成為降妖伏魔的金盾,成為人們的精神支柱。在各個廟裡,香菸嫋嫋常供奉,頭頂三尺有神靈;神有人供神常在,人有神佑人長久。人供著神,神護著人,人神相處得肅穆安然。

五代後晉時期(公元947年),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以漢裔名譽建立後漢(北漢)。後晉天福十二年,定都晉陽的北漢政權,為阻擊南線敵人而重修鐵嶺關。劉知遠即位一年後斃命,郭威在大梁建立後周政權。鐵嶺關此時又面臨後周東、南兩面的威脅。考慮到溝壑關隘易背腹受敵,便在制高點上闢堡子城,屯重兵以應不測。堡子城寨牆高築,日夜警衛,與關隘遙相呼應。後來,為了加強關隘的防衛,從關隘北邊順脊嶺修築了關牆。關牆一直修到堡子疙瘩上,與上面兵營的寨牆相連接,成為渾然一體的防禦工事。宋朝於979年滅掉北漢,金人1126年又攻陷鐵嶺關。到了1218年,鐵嶺關被蒙古軍隊攻佔。在兵連禍結的五代金元時期,鐵嶺關和堡子城一直都是重要的軍事防禦體系。

堡子城的變遷隨時而異,天下太平時這裡無需駐兵,堡子城長期廢棄。明朝末年天下大亂,居住隘口村的大部分居民捨棄平川,搬到堡子城。這裡是環繞兩層的階梯式地貌,房子就建在這兩層階梯上。人們將堡子圍牆整修一新,在這裡安居下來,稱為南堡子。清朝局勢太平後,村民又搬回下面居住,稱為東堡子。今年88歲的張天喜老人說,他爺爺十二歲時搬離堡子疙瘩,現在有一百五十多年了。其間滄桑多變,也演繹了不少故事和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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