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府巡按的來歷

在影視戲劇作品中，八府巡按這個角色較為討喜，他的出場往往伴隨懲惡揚善、大快人心的劇情出現，令人大呼過癮。八府巡按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官職，為何受到人們這樣追捧？

實際上，歷史上沒有八府巡按這個官職，人們常說的八府巡按應該出自巡按御史，屬於古代監察官員的一種。八府巡按這個名字，源於明朝的行政建制，當時一個省通常管轄八個府，朝廷設立巡按御史負責監督各省的巡撫，管轄範圍同樣是一省，也就是八府，因此俗稱為八府巡按。

八府巡按之所以為百姓所稱頌，是因為他作為皇帝的特別代表，專門針對地方官員進行巡查，使得地方官員的權力得到制約，不當行為得到懲治，一定程度上也為百姓伸張正義。

在電視連續劇《康熙微服私訪記》中，就有八府巡按的角色，他的經典臺詞是“臣於世龍救駕來遲，罪該萬死”。其實不僅沒有來遲，往往來的剛剛好。但是，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八府巡按的工作是負責救駕的嗎？

其實不然。在古代，皇帝可以親自到地方巡視，但是極少情況是微服私訪，即使皇帝想低調，可是實力不允許啊。康熙六次南巡，勘察水利，體察民情，沿途官員都是知曉的，後來乾隆也是六下江南，場面則更為宏大。

多數情況下，皇帝通過派遣官員代為巡察，有明察，也有暗訪。暗訪的形式，其實就是微服私訪，微服私訪的主體是巡按御史（在明朝通常由宦官來充當此任，被稱為行路御史）。因此，《康熙微服私訪記》中的康熙實際上搶了八府巡按的戲份，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八府巡按通過微服私訪，將基層情況上報給皇帝，皇帝再對事件做出處理。

看似被搶了戲份的八府巡按於世龍，原型是名極一時的“清官第一”于成龍。于成龍不僅自己做過巡撫，而且的確“管”過巡撫，但不是以八府巡按的身份，而是位高權重的兩江總督，這是品級低微的巡按御史不能比的。巡按御史為什麼一定要位低權重，他會不會變成位高權重呢？這要從監察制度的演化過程中找到答案。

二、監察制度的沿革

監察制度形成於秦漢，成熟於隋唐，強化於明清，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標配，具有濃厚的傳統文化特徵，歷代傳承沿革，影響深遠。巡視制度是監察制度的一種，也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巡視主要是針對地方官員的監察，而監察體現針對全體官僚的監督職責。

秦漢時期，是監察制度的形成時期。秦朝統一中國，設置御史大夫，作為三公之一，來監察百官，以御史中丞為御史大夫的次官。漢朝廢除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為御史臺長官，御史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時可專席而坐，稱“三獨坐”。其中，司隸校尉負責監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和京畿的官員。

漢武帝時，設立刺史制度，來監察地方，監察方式主要就是巡視，開啟了巡視制度的先河。漢武帝在每個州設立一名刺史，所轄監察區被成為某州刺史部，定期巡視所轄郡國，在郡一級設立督郵，巡視所轄各縣。後來，刺史逐漸成為郡級之上的行政長官，州從監察區變成了行政區。東漢末年，為了加強地方自主治理，在各州設立州牧，從形式上取代了刺史，實質上是給刺史正名，承認其行政地位，同時也意味著作為監察職能的刺史制度的瓦解。

隋唐時期是監察制度的成熟時期。隋朝開始設立監察御史，並在御史臺之外增設司隸、謁者二臺，分理監察。唐朝實行“一臺三院”制度，在御史臺內部分設三院，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唐朝還開始建立“分道巡按”制度，是一種常態化的不定期巡視制度，擔任巡按使的官員可以是監察御史，也可是其他御史，或者是行政官員臨時委派，巡按之名也始於此。

明清時期是監察制度的強化時期。明朝開始設立御史巡按制度，巡按御史從監察御史中選派，直接對皇帝負責，同時在各省設立按察司，作為地方常設監察官職。清承明制，建立嚴密的、多層次的地方巡視制度，有御史系統、按察系統和督撫系統（地方督撫最初是作為巡視職責而設立，後來如同刺史一樣演變為行政官職），不同系統的監察官員可以相互監督。

三、御史的權力怪圈

明清時期的監察御史品級較低，明代的監察御史為七品，他們以小監大，獨立行使監察職權，及時反映基層情況，對整頓吏治、懲治腐敗起到一定作用，同時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比如：

第一，監察制度職能的異化。監察制度設立的初衷是代天子管控四方，巡按御史實際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官，表面上歸屬臺院，實際上只聽命於皇帝，對地方官員的彈劾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皇帝的態度，對於這些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彈劾成功還好，彈劾失敗可能面臨性命不保。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監察官員將注意力從事件的客觀評價，逐漸轉移到皇帝的主觀意志，開始曲意逢迎、明哲保身。

第二，監察御史權力的擴張。雖然朝廷為了制約監察御史，僅賦予其較低品級，但地位從來是與權力相對等的，地方官員對待手持尚方寶劍的巡按御史，絕不敢當低品級的官員看待，而是極力討好、殷勤獻媚。手握重權的巡按御史，與這些坐鎮一方的地方大吏，其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面對如何正確行使權力，他們同樣表現不一。

第三、監察制度對皇權的削弱。監察御史原本是為了強化皇權，但是在實踐中往往引發朋黨之爭，反而對於皇權是一種削弱。這其中有著物極必反的深刻道理，明清時期的皇帝常常感覺人生已經達到了巔峰，其實皇帝也不容易，當皇帝一人之力不足以掌控龐大而炙手的權力時，為皇帝分憂的幫手們便開始滋生、膨脹，繼而發展為朋黨，直到與皇權相背離。在這個過程中，御史發揮了他特殊的工具性作用。

四、歷史的經驗與啟示

前文講到，作為監察職能的地方督撫，逐漸演變成了行政職能的封疆大吏，實際上作為監察機構的都察院，也免不了要有相應的行政級別，比如，清朝以左都御史為都察院最高長官，而將右都御史作為虛銜，加授地方督撫，以便等級區分。監察制度終究沒有做到獨立行使職權，而落入行政系統的窠臼，甚至陷入黨爭的泥潭。

為什麼古代皇帝精心設計的監察制度，最終還是陷入了權力的怪圈，手執反腐利劍的巡按御史也會反被腐蝕。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鳩說過：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往往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權力具有自發膨脹性和天然的趨惡本質。

古代的皇帝，通過設立權力的監督機制，來延緩權力過快膨脹的勢頭；通過不斷更新權力的監督主體，來避免權力對監督主體的過快附著；通過消滅權力的個別載體，來剷除有趨惡表現的毒瘤。

古代的人們，對於青天大老爺，亦或八府巡按的尊崇，看似是對正義的期盼，實則仍然是訴諸於強權，行為邏輯與他們所忿恨的貪官汙吏沒有什麼本質區別。

這是因為權力的背後有著深刻的人性假設，通過人的方式來解決權力的使用問題，必然要以人作為代價，也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監察制度的歷代沿革其實就是古人對權力邊界的探索，很長一段時間內，監察御史陷入了權力的擁有者和監督者之間的怪圈。令人欣慰的是，監察制度在明清登峰造極之後，終於迎來了新的變革，人們漸漸懂得，對權力的監督只有形成平衡的閉環，才能達到良性運行的穩態，從而從根本上走出權力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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