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一槍”手中的槍”

1914年，在日本東京的孫中山公寓，當有人談起武昌首義的時候，孫中山當場向大家介紹：“這位就是打響第一槍的熊秉坤。”1919年，孫中山又在《心理建設》上說“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

之後，熊秉坤雅號“熊一槍”之說逐漸廣為流傳。從此，熊秉坤這個新軍戰士的名字就與辛亥武昌首義緊緊聯繫在一起，並以打響首義第一槍的發難之功而彪炳史冊。

可是，誰開的第一槍真的有那麼重要嗎？孫中山為何特別強調第一槍的作用呢？

以今天的眼光看，辛亥革命可以說是一場“低烈度”的革命，在一個幾乎絕無可能成功的地方，以一種看似漫不經心的方式，卻獲得了需要許許多多人流血犧牲都難以企求的結果。

歷史學家們常用“偶然”來形容這次革命——雖然他們也說，這是必然中的偶然。想必孫中山也有同感，因為他說：“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首義發生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2日，孫中山當時正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城的一家餐館裡打工，是從當地的報紙上得知武昌首義的消息。而此前，他曾勸湖北同志不要妄動，原因是武漢為四戰之地，即使起義成功，也容易遭到四面圍攻，無法堅持。

所以革命的成功，頗似無心插柳。就在五個月之前，同盟會精心策劃了廣州起義，第二號人物黃興更是親臨現場指揮戰鬥，結果廣州起義被清軍迅速撲滅，留下了黃花崗七十二位烈士的屍體。

廣州起義的準備過程精心而複雜，也代表了同盟會之前多次組織的起義的最高水平。投入經費最多，比如從日本購置軍火。然而日本的軍火遲遲未到，使起義的力量大打折扣。對於廣州起義的過程，孫中山自然一清二楚，因為整個過程都是在策劃之中的。如果做一個大膽的推測，回顧廣州起義，槍械不足一定是孫中山等人心中一個巨大的痛。

同盟會的歷次起義，都需要孫中山籌措經費購買軍火。軍火自然是從國外購買。所以，但凡有哪一次起義獲得成功，這第一槍必然是支外來的槍，來自日本或者其他西方國家。

而對於武昌首義，不知道孫中山當時看到的美國報紙上是如何描述其過程，但孫中山強調第一槍的話語，除了這無心插柳的感慨之外，恐怕還有另一層深意，就是他沒有想到，這第一槍卻來自一支中國人自己製造的槍。

“熊一槍”手中的槍，正是中國人自己製造，在中國近代戰爭史上最為傳奇的一支步槍——漢陽造。

新軍究竟是什麼軍？

火槍早在宋時就已出現，中國人對火槍其實井不陌生，清朝軍隊在早期也普遍裝備一種叫兵丁鳥槍的槍。這種槍，到了乾隆時期，其製作技術已經比較成熟。

當時一些地方設立了“民壯”（類似民兵）以協助軍隊，民壯們的武器不似軍隊一樣要求規範一致，於是許多民壯用上了各式火槍（包括鳥槍）。但乾隆四十二年（1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國停止民壯演習火槍。起因就是山東剛剛有人造反，幸虧他們沒有鳥槍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滅。但相比大刀和弓箭，鳥槍的威力是顯而易見的，於是一個叫高晉的總督上奏，請對武舉考試進行改革—將舞刀改用鳥槍，以中靶多寡定成績。乾隆“深思熟慮”後否定了這個建議，不許武科改用鳥槍。他傳諭說，鳥槍是制勝要器，民間不宜演習多藏。他舉例便是山東的那個例子，繼而說如武科改用鳥槍，武生必將時常學習打靶，民間私買火藥、鉛丸的事兒就難禁止了，天下也就難管了。於是“高晉所奏，斷不可行。”從帝國穩定的角度來看，乾隆說的的確有理，但他的這種“深思熟慮”顯然只針對了國內，而對來自國外的威脅，他一定未曾料到。

晚清西方列強的艦炮，終於讓固步自封的大清吃到了更大的苦頭，無數次的經驗證明，刀槍劍戟無論如何不是現代槍炮的對手。在這種情形之下，來自馬背上的清廷統治者不得不接受一個他們並不願意接受的事實，那就是：要保住江山，只有以槍對槍，以炮對炮。冥頑不化如慈禧太后，都開始大力推動槍炮的購進和軍隊的革新。一些有識之士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朝廷重臣，更是走在了前列，認識到擁有自己生產的現代化武器對於國防的重要性，1861年，以“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為主旨的洋務運動由此拉開大幕，其第一任務便是創辦近代軍事工業。由此有了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

1895年，調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做了一件頗有遠見卓識的大事，利用湖北大冶的鐵礦，開辦了漢陽兵工廠，從德國購進制槍設備，開始生產以步槍為主的現代化火器。所謂“漢陽造”正是這種步槍的俗稱。

雖然還遠遠談不上自主知識產權，但漢陽造好歹算是國產貨，這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工廠日夜不息，一批批漢陽造就這樣從生產線上走下來，並被配發到了新軍士兵的手裡因為當時的交通運輸尚不發達，生產出來的漢陽造一開始主要裝備的，就是近水樓臺的湖北新軍。

武昌首義時，“熊一槍”熊秉坤就是湖北新軍的一名班長，他的確切編制屬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隊第三隊二哨四排。

新軍的組建和中日甲午戰爭清軍的慘敗有直接的關係。甲午戰後，清廷痛感八旗、綠營不可救藥，打破原有的窠臼另練新軍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1894年底，前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受膺重命，在天津新農鎮練就新軍10營，其中包括步兵3000人，炮隊1000人，馬隊250人，工程隊500人，共計4750人，號“定武軍”。正當胡燏棻要大展拳腳之時，清廷卻將之調任津盧鐵路督辦，改由前駐朝鮮商務監督袁世凱接辦。袁世凱上任後將原兵額招足至7300人，“定武軍”改名“新建陸軍”，史稱“小站練兵”。清末新軍，由此開始。

但新軍究竟是怎樣的一支軍隊？對於許多不熟悉這段歷史的人來說，可以說是一頭霧水。的確，晚清的軍隊真可謂有點亂七八糟的味道，什麼八旗、綠營，什麼湘軍、淮軍，本來就夠亂的了，又跑出來一個新軍。再要說到新軍和清軍交戰，就更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難道新軍不是清朝的軍隊嗎？

其實，所謂新軍就是“新式軍隊”的意思。

新軍也是清軍，只不過是新式清軍。從服裝上來看，新軍的現代軍服可以讓人一目瞭然分清新軍和八旗、綠營這樣的“舊軍”，一是現代軍人，一是古代軍人，裝束上完全不同，留不留辮子倒不重要。

事實上在晚清時期，在新軍中剪辮子已經蔚然成風，留辮子比例最大的隊伍，只能是“八旗新軍”。所謂的“八旗新軍”，是清廷為了防止漢人大員勢力擴大，為與之抗衡，專門組建的全部由旗人組成的新式軍隊。清廷給予八旗新軍最好的武器裝備和充裕的子彈，但經過幾百年養尊處優的八旗兵，早已成為廢人。據一個八旗兵說，練軍的幾年時間，他一共就開過三槍。在廣州起義前夕，同盟會會員溫生才單槍匹馬刺殺廣州將軍孚琦時，他第一槍擊中孚琦後，看到孚琦未死，又從容地補上第二槍，而四面護衛的八旗兵個個呆若木雞，一槍未放：而在武昌首義之後，駐守武漢三鎮的八旗新軍，最大的本領就是等著革命黨人到後，繳械投降然後等著被遣散。

此外，八旗、綠營都是中央軍，而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則屬於掌握在他們各自手中的軍隊，這是因為八旗、綠營多年養尊處優，早已喪失了戰鬥力，在鎮壓太平天國等運動時，不得已讓地方大臣自辦團練的後果，清廷只能依靠這些大臣的忠心來維持其統治。新軍的出現，可以說是延續了湘軍、淮軍的自辦傳統，只不過湘軍、淮軍是因內憂而起，而新軍則是因外患而生。

要人有人要槍有槍

1907年，清朝頒發了《全國陸軍三十六鎮按省分配限年編成方案》，計劃編練新軍36鎮（相當於師）每個省份都有編練新軍的任務。但至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由於種種原因，清廷只勉強練成陸軍14鎮以及18個混成協（協相當於旅，從實力上說，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建軍時間長，訓練精熟，所有6鎮都是54門火炮滿編，還有重機槍隊，戰鬥力強。而南方新軍大多建立時間短，實力相對較弱。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只有張之洞的湖北新軍。

早在任山西巡撫的時候，張之洞就痛感舊軍隊的積習難改，積極推動軍隊改革，但那時候的改革，只能算是整頓軍容軍紀而已。後來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經歷了中法戰爭，痛定思痛，積極推動現代化軍隊的建立，任湖廣總督後，開始操練“江南自強軍”，而後逐步編練為湖北新軍。據《淸史稿》記載，1907年，湖北新軍第8鎮有士兵10502人，軍官702人，第21混成協有士兵4612人，軍官288人，全軍官兵合計16104人。

1904年年底，兵部侍郎練兵處大臣鐵良視察後，給予湖北新軍的評價是“編練未久，軍容焜耀，已壯觀瞻，洵可為沿江各營伍之冠”。一些外國軍事觀察員在考察湖北新軍後也讚賞有加。以致張之洞自己也是頗為得意，他曾自述說：“湖北自丙申以後即盡摒棄舊習，以西法練兵，故今日湖北陸軍，東、西人來觀者，皆言甲於各省。”1909年，陸軍部派人密查三江兩湖淅閩軍隊，回京報告說“各省軍隊以湖北為第一”。

可以說，張之洞成功地組建了一支頗具現代意味的軍隊甚至其編制都完全模仿德國。對此，研究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美國專家鮑威爾認為，它雖然並不完全符合德國軍制，但“確與中國建制的典章不同，而具有歐洲現代軍隊的特點”，他甚至稱它為一支“極端背離中國軍事組織傳統的新式軍隊”。

支撐軍隊有兩大要素，有了人，還要有槍。

張之洞對此早已洞見在胸。任兩廣總督時期，他就認為中國軍隊和法國軍隊的最大差距在於武器和技戰術的落後，因此他“抵粵以來，首以購備軍火為務”，並招募了一支名為“廣勝軍”的隊伍，“遠募洋將，以資教練”。

到甲午戰爭初期，在湖廣總督任上的張之洞還是特別強調中國軍隊武器方面的落後，他認為：“與洋人戰，募勇非難，軍火為難，若無精械，雖多無益。”“倭事斷難速了，用兵日久，軍火匱乏，最為大患。蓋與洋人戰與發、捻不同，如無精械，雖有猛將強兵亦斷難制勝。”

可以說，這種思想多年來一直伴隨著張之洞。張之洞不是一個停留在思想上的儒者。他善於行動，於是有了漢陽兵工廠，伴隨著隆隆的機器聲響，一支支國產漢陽造步槍開始配發到每一個新軍戰士的手上。——連毛澤東也領到一支。武昌首義之後，毛澤東投筆從戎加入了新軍成為一名列兵，只不過他參加的是湖南新軍，待遇自然不比張之洞的湖北新軍，因此毛澤東只領到一支舊的漢陽造，即便如此，他對這支槍還是愛不釋手。

槍炮不是普通之物，需要特殊保存。有兵工廠，就有軍械庫。湖北新軍編練之後，新軍軍械庫由武昌三佛閣遷至楚望臺。武昌梅亭山上的楚望臺，位於武昌起義門東面山崗上。元朝末年，朱元璋進軍武昌，曾駐蹕梅亭山，在此聞報得第六子，高興地說：“子長，以楚封之。”朱元璋當皇帝后，於洪武三年（1370年）封第六子朱楨為楚王。11年後朱楨就藩武昌，在梅亭山樹立分封楚王的御製碑文，並建“封建亭”。朱楨不忘父皇之恩，常在此遙望帝京，故又建“楚望臺”。從此，梅亭山一帶被稱為楚望臺，是明清兩代武昌較為著名的風景名勝之地。拜漢陽兵工廠所賜，辛亥年的楚望臺軍械庫，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軍火庫之一，其中存放了漢陽造步槍上萬支。

無論中外，歷史上許多次的革命和起義，揭竿而起的人們，絕不會是盲目而動，他們都會有一個目標，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獄，還是陳勝吳廣直指咸陽。而辛亥年的那個下午，起義軍的第一個目標，直指楚望臺軍械庫……

寶善裡和“抬營主義”

在武昌首義的前一天—1911年10月9日下午，漢口俄租界寶善裡發生了一件大事：一聲巨響，突然打破了瀰漫在空氣中的沉悶。一時間濃煙滾滾，被炸飛的碎片四處飛散開來，夾雜著人們的叫喊聲和孩子的哭聲，慌亂中幾個被火嚴重燒傷的人飛快地跑出那間烏煙瘴氣的房子。

一些高大的俄國士兵聞聲趕來，衝開圍觀的人群，迅速包圍了這裡，他們先是派幾個人四處搜查著，似乎已經找到了發生爆炸事件的原因，然後彼此交談著。還有幾個士兵手裡攥著鮮豔的旗幟、文告，還有名冊。

名冊上有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是革命黨——黃興、孫武、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等。

原來那天下午，武昌日知會領導人孫武等人在寶善裡的政治籌備處忙於起義前的準備工作，正在裝填炸藥的時候，炸藥突然爆炸，於是“現場”被抄査，起義計劃完全敗露，為起義準備的旗幟、文告、名冊全部被抄走。

俄國駐漢口總領事馬上將此事告知湖廣總督瑞澂。瑞澂立即宣佈全城戒嚴，同時按照名冊、地址順藤摸瓜式地搜捕所有參與進來的革命黨人。當晚，起義的主幹力量被捕，楊洪勝、彭楚藩、劉復基等被押至總督署，瑞澂連夜對他們進行審訊，並最終殺害了三人。

為阻止新軍士兵參與起義，瑞激下令沒收士兵的子彈。據熊秉坤《辛亥首義工程營發難概述》稱：10月9日下午，“楊洪勝復到工程營，密交彈兩盒熊秉坤……熊將子彈自留六粒，各隊代表各三粒，平時膽大與長官有惡感者，人發兩粒”。三烈士就義後，原訂計劃被打亂，為防長官搜查，有人將子彈扔入了廁所。後來呂功超、於鬱文、章盛愷說可以設法搞到子彈，“熊即令呂、於、章分頭去取，各得兩盒”，共有六盒子彈。這就是工程營革命黨人起事前的全部家底。

然後軍營中開始傳說，總督正在軍營中按名冊抓捕革命黨。於是湖北新軍中，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新軍中有革命黨早已不是秘密，而且人數還不少—這一點，瑞澂知道，張之洞知道，清廷統治者也知道，只是沒有辦法。歷史學家馮天瑜說，經過革命黨多年深入細緻的工作，到武昌起義爆發前夕，湖北新軍1萬6千多人中，支持革命的佔三分之一，同情的佔三分之一，真正頑固不化、效忠清廷的只剩下三分之一。

為什麼在湖北新軍中革命黨佔了這麼大的比例？這緣於一個叫吳祿貞的人和他的“抬營主義”。

1902年5月，是年22歲的吳祿貞，作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第一期中國留學生，懷著滿腔的報國之心學成歸國。當他剛剛踏上家鄉故土時，張之洞不但不接見當年由他親自派遣的學子吳祿貞，反而下令將其以“謀反叛逆”之罪，囚禁於將弁學堂（1900年，吳祿貞奉孫中山之命回國發動了安徽“大通起義”，起義失敗逃往日本繼續就讀，由張之洞親自升堂審問。

吳祿貞無所畏懼，理直氣壯地痛述時弊及清廷的腐敗無能，張之洞竟理屈辭窮無言以對，而且非但沒有加罪於他，反而委以重用。

吳祿貞被張之洞委任為營務處幫辦、將弁學堂護軍、全軍總教習等職。站在清統治者的角度，張之洞此舉可謂“引狼入室”。果不其然吳祿貞利用總教習這個職務，理所當然地深入到軍營進行革命活動，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在這個過程中，吳祿貞逐漸形成了他的“抬營主義”：動員和輸送革命黨人和進步知識青年入營當兵，紮根軍營基層，形成強大的革命暗流。一且時機成熟，舉行起義，就能把敵人的軍營一舉“抬”過來，變成革命黨人的自己的軍事力量。

吳祿貞等人的行動自然逃不過清廷的眼睛，只是新軍的性質，使清政府不能直接有所行動，只能令張之洞自行追查此事。於是在1904年春，吳祿貞被調入京，擔任騎兵監督不過，吳祿貞等人的前期工作，已經令革命黨人在新軍中“遍地開花”。

“大革命家”張之洞

吳祿貞的“抬營主義”獲得成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要“歸功”於張之洞。這還要從新軍的特點來分析。

新軍延續了湘軍、淮軍的“兵為將有”的藩鎮特色，也就是說，新軍只是在名義上是由清朝培養起來的，實際上掌握在地方大員手中。而地方大員對軍隊的控制力各有不同。

仍以張之洞和袁世凱為例。袁世凱在編練北洋新軍的過程中形成的“北洋軍人集團”，曾度成為“中國權力結構中的主要因素”，幾乎左右了清末以至民初的中國政局。這種影響力是同時代的張之洞遠遠無法企及的。究其原因，這和兩人的出身、抱負都有很大的關係。

袁世凱是由練兵起家的，軍權是他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張之洞雖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經營練就了一支可觀的湖北新軍，但這只不過是他的全部新政事業的一個方面，而且絕不是關鍵的。張之洞對於湖北新軍的控制遠沒有袁世凱那麼緊。

與北洋新軍始終是袁世凱私人的政治工具不同，湖北新軍在張之洞離開湖北以後，就很難說是張之洞的軍隊了，這為革命黨有效地策反湖北新軍埋下了伏筆。

所以，不僅工程營裡有革命黨人，駐守楚望臺的新軍中，也不乏革命黨人。當工程營班長熊秉坤僅憑私藏的少許子彈，帶領工程營的土兵衝向楚望臺之前，早已通知駐守楚望臺的革命黨人羅炳順、馬榮等人相機響應。於是在裡應外合、未受抵抗的情況下，他們輕取楚望臺軍械庫，得到所存儲的德、日及漢陽造步槍近兩萬支及彈藥無數。經一夜激戰，革命黨人攻克了湖廣總督署和比藩署。

新軍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是在黃陂司令部裡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的。此時，瑞激早已在第一時間挖開督府衙門的院牆，逃到江中的“楚豫號”軍艦上。黎元洪也決計要走，不過他的目標不是長江上的軍艦，而是自己的參謀劉文吉的家中，只是他沒有瑞澂幸運，他的逃亡之路被幾名工程營士兵斬斷。一臉愁容的黎元洪就這樣被送往楚望臺——就在這一天，其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他被湖北軍政府推舉為大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