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候當我說出帶有“死”字的句子，尤其在某些節慶時，總會聽到大人馬上跟我說：“呸呸呸！快吐個口水重說過！”。當我們年歲漸長後，我們也總是試圖掩藏或不想承認我們的衰老。

於是乎，關於死、衰老，一直都是我們一個十分忌諱的話題。

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而且基本上是與癌症患者打交道的醫務工作者，我的大半輩子見證了許許多多的生老病死。

同時，作為一名兼職的心理諮詢師，我也瞭解了我們對衰老、死亡的恐懼是如何以直接或各種變形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它們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的。

另外，在我的現實生活中，也親歷了雙親的衰老與死亡，我的父親是因晚期癌症而逝去的，我的母親則是因衰老而去世。我如今也剛過半百了，孔老夫子說過：五十而知天命，也該悟到何為“死生有度，生命無常”了。

所以，今天，我打算藉由【美】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所著的《最好的告別》（Being Mortal）一書中的主要觀點，試著跟大家一起打開這個關於衰老與死亡的潘多拉的盒子，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盒子裡都裝著些怎樣的寶貝。

在我看來，人生就是一段故事，有開頭、中間過程、還有結尾，無論是衰老而死抑或因病而死，都構成故事的結局。一個完整的故事必需有一個ending，無可避免，無處可逃。

關於衰老

過去，能夠活到老年的人並不多見，但是今天，隨著科技、醫學的進步發展，活到高齡已不再少見了。在美國，1790年的時候，65歲以上的人占人口的比例不足2%，現今，這一比例已上升至14%。而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這個數字已超過了20%。中國的老年人口已超過1億。然而，不管我們的壽命如何延續，“老”就像日落一樣無可避免。接受變老是一件令人崩潰的事情。

衰老是一系列的喪失——喪失聽力、記憶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

在小說《每個人》中，作家菲利普.羅思說得更加苦澀：“老年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

生命老化的故事就是身體器官走向衰竭的故事。在正常的生命歷程中，下頜肌肉會損失40%的質量；下頜骨會丟失20%的骨質，變得多孔而乏力；到60歲時，人們已失去1/3的牙齒；85歲以後，大約有40%的人已經一顆牙齒都沒有了（特別佩服日本的全民保健意識，他們提出一個“8020”計劃，也就是，80歲仍保持有20顆牙齒，要知道，牙齒是人體內最堅硬的物質，也是一個人健康的標誌）。

在我們的骨頭和牙齒軟化的同時，身體的其他部分卻變硬了。隨著血管的變硬、心臟負荷的加重，一半多的人到了65歲形成了高血壓。腦也隨之萎縮，30歲時，腦是一個1400克的器官，顱骨剛好容納得下；到70歲時，大腦灰質丟失使頭顱空出了差不多2.5釐米的空間。所以也導致老人頭部撞傷後易致顱內出血。老年人的組織、記憶、協調、平衡等能力每況愈下。

上面我們羅列了一大堆關於老年人身體器官衰竭的數據，似乎表明，正是這些器官的衰老使我們陷於危險之中。但老年醫學專家于爾根.布魯道則指出，腳才是老年人真正的危險。每年有35萬美國人因為跌倒導致髖關節骨折。其中40%的人最終進了療養院，20%的人再也不能行走。導致跌倒的三大主要危險因素為平衡能力差、服用超過4種處方藥和肌肉發力。沒有這些風險因素的老年人一年有12%的機會跌倒，三個風險因素都有的老年人幾乎100%會跌倒。因此，對於照顧老年人來說，防跌倒是重中之中的任務。

老了但對生活的要求不能僅僅是安全。當我們年老、體弱、不能照顧自己的時候，是什麼使生活值得過下去？

亞伯拉罕.馬斯洛提出五大人類需求層次論，分別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愛與歸屬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但對於老年人來說，他們的優先需求則發生了顯著的改變。

大多數老年人削減了追求成就和社會關係的時間及努力，他們縮小了活動範圍，交往的人減少，交往對象主要是家人和老朋友，也就是越來越懷舊了。他們關注當下，而不是未來。所以，這也是“常回家看看”如此盛行之由吧！有人說療養院的三大瘟疫是：厭倦感、孤獨感和無助感。我想，這也是老年人的三大瘟疫吧！

家人、相伴到老的伴侶、老朋友可謂是我們抗擊衰老的三大法寶了，珍惜！

最大限度地保有自主和有尊嚴的生活也是老年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扇能上鎖的門，也能成為老人的一種渴望。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有時對於老人來說也是一種難得的美好，比如，對於很多不能自理的老人來說，“生活中最好的事，就是能自己上廁所。”

關於死亡

人類痛苦的根源是什麼？伊比鳩魯認為，痛苦來源於我們對死亡無所不在的恐懼。心理治療大師歐文.亞隆也曾說過：你不能直視驕陽，也不能直視死亡。但，既然人生是一個故事，而死亡便是故事的最後結局，我們還是要直面死亡。

無論是由於年齡還是健康不佳所致，隨著能力的衰退，要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往往需要警惕認為醫學干預必不可少的想法，抵制干預、修復和控制的衝動。

對於一個病人來說，他們在生命的每一個階段都可能遭遇死亡。這也引出了一個艱難的問題：什麼時候應該努力醫治，什麼時候應該放棄治療？或者，換一種問法，如果你換上了轉移性癌症，或者任何相似的晚期、不可治癒的疾病，你希望你的醫生怎麼辦？

目前的醫患關係主要有三種類型：家長型、資訊型、解釋型。

最古老，也是最傳統的關係是“家長型”的——我們是醫學權威，目的是確保病人接受我們認為對他最好的治療。我們有知識和經驗，負責做出關鍵的抉擇。如果有一粒紅色藥片和一粒藍色藥片，我們會告訴你：“吃紅色藥片，這對你好。”我們可能會給你講講藍色藥片，但是，我們也可能不講。

第二種關係是“資訊型”關係。我們告訴患者事實和數據，其他一切隨患者來裁決。“

這是紅色藥片的作用，這是藍色藥片的作用，”我們會說，“你想要哪一個？”這是一種零售型關係。醫生是技術專家，病人是消費者。越來越多的醫生成為這個樣子，變得越來越專業化，對科學的瞭解越來越多，而對病人的瞭解則越來越少。總體而言，這種關係是目前最受歡、使用最多的關係。

事實上，這兩種類型的關係都不是人們想要的。我們既想了解信息，又需要掌控和裁決權，同時我們也需要指導。伊曼紐爾夫婦把第三種醫患關係稱為“解釋型”關係。在這種關係中，醫生的角色是幫助病人確定他們想要什麼。解釋型醫生會詢問：“對你來說，什麼最重要？你有些什麼擔心？”瞭解到答案後，他們會向你介紹紅色藥片和藍色藥片，並告訴你哪一種最能夠幫助你實現優先目標。

但面對一個已病入膏盲的病人來說，現實情況又如何呢？無論是醫生或者家屬，大多都選擇朝一個方向走：那就是採取更多的措施。因為醫生也好、家屬也好、甚至病人也好，他們唯一害怕犯的錯誤就是做得太少。大多數人並不理解在另一個方向上也可以犯同樣可怕的錯誤——做得太多對一個生命具有同樣的毀滅性。不是有一句經典的行話嗎：“手術很成功，但病人死了。”

當我們無法準確知道還有多少時日時，當我們想象自己擁有的時間比當下擁有的時間多得多的時候，我們的每一個衝動都是戰鬥。

於是，死的時候，血管裡留著化療藥物，喉頭插著管子，肉裡還有新的縫線。這是一個現代社會才有的悲劇，並且已經重演了千百萬次了。在美國，25%的醫療保險費用花在5%生命處於最後一年的病人身上，其中大部分的錢用在了最後幾個月沒有任何明顯作用的治療上。

也許，接受個人的必死性、清楚瞭解醫學的侷限性和可能性，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頓悟。

除了單純地延長生命之外，重病患者還有其他的優先考慮事項。調查發現，他們的主要關注點包括避免痛苦、加強與家人和朋友的聯繫、意識清醒、不成為他人的負擔，以及實現其生命具有完整性的感覺。

也許，更重要的是能夠在人們生命終結之時，幫助他們實現其最重要的願望。如何與大限將至的患者進行艱難的談話以瞭解他們最重要的願望？

問他們問題吧：他們覺得預後會怎麼樣？對於前景，他們有哪些擔憂？他們願意作出哪些取捨？如果健康 狀況惡化，他們希望怎樣利用餘下的時間？如果他們自己不能做決定，他們希望誰來做決定？

面對不可避免的衰老、死亡，我們做好準備了嗎？我們將如何進行最好的告別？

勇氣。我們得準備兩種的勇氣。第一種勇氣是面對人終有一死的事實的勇氣——尋思真正應該害怕什麼、可以希望什麼的勇氣。第二種勇氣——依照我們發現的事實採取行動的勇氣。

具體來說，承認“年紀大了”才能活得自然；善終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終點。用自己的勇氣書寫自己生命故事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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