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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的十字路口
萬州是四川與長江中下游地帶之間的十字路口，從四川腹地來的各地風物沿著水路東下，必然流經此地，同樣，不辭萬里奔波而來官員以及軍隊，往往在此棄舟登陸，直驅成都。
“溯江入蜀者，至此即舍舟而徒”，范成大補充說，“從萬州上岸，陸行最多二十天即可抵達成都，反之，繼續舟行，還要一百天才能到成都。”
兩年前入蜀，范成大就是取道萬州，在此上岸走陸路赴任，不同於萬縣在近代開埠成為通商口岸後繁華堪比成、渝，當時他途經接水依山的萬州，聽到的是“猿啼鬧人語”，看到的是“窮鄉固瘠薄”，嚐到的是“剔核杏餘酸，連枝茶剩苦”。
擔心別人看不懂這一句詩，他特地註明，“土人賣杏”會先把果核剔出，取杏仁為藥，想必對於當地人來說，這樣也能再補貼一下艱難的生計，既然生計艱難，當然喝不上什麼好茶，即便范成大這種高官歇腳農家，也只能吃到連枝苦茶。
“連枝茶剩苦”說的就是當地人從山中野生的茶樹上隨手採摘來的茶葉，連枝帶葉，丟進隨便什麼鍋裡一起煮，當然不會裝腔作勢地講究蒸炒研點，最多加一把茱萸同煮，煮熟就好了。
“屋裡懸掛茱萸子，鬼會懼怕，不敢入內”，這是數百年前《齊民要術》提到的，並認為“井上宜種茱萸，茱萸葉落井中”，人們喝了這種井水即不會染瘟病。
范成大在旅行日記中記載重慶水土多惡瘴，再往後，在夔州同樣會提到這一點，大約，位居兩者之間的萬州也好不到哪裡去，當地人煮茶的時候在鍋中加入茱萸，很有可能留意到茱萸這種驅邪祛毒的用場。
貧窮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兩年後，范成大再次路過萬州。從恭州離開，他經過涪州、忠州，至萬州，跟當年相比，這裡不會有什麼變化，他“宿在江濱，邑里最為蕭條”，連重慶、涪陵都比不上。
這並不意外，“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萬尤卑”這句流傳在四川的俗語，他恐怕早在成都就聽說過了。
四川得名於宋，因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稱川峽四路，所以叫做四川，這個梗說的就是在川峽四路當中，夔州路敬陪末座，而夔州路治下的幾個州當中，比起忠州、涪州、恭州，萬州屈居最次。
城門面臨長江水、州衙在山坡最高處連接天青色的這座小小的城市，“窮鄉瘠薄”、“陋俗寒窶”，大多數人只能吃連枝帶葉的苦茶，而在城門外那座對成都來說最重要的水陸碼頭，每年都有大量的上好蜀茶，流向東南。
根據記載，雅州的蒙頂茶，還在唐時就成為四川所出最名貴的茶葉，最貴的時候，用一束帛也換不來一斤早春蒙頂，附近的新安茶雖不如蒙頂，但是也以量大且佳著稱，被唐人稱作蜀茶，唐人留下的《膳夫經手錄》認為，別處的茶趁著當春的時候，在產地吃，味道都不錯，只是運到別處，可能因為水土不同的緣故，味道就變了，只有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滋味不變。
每年穀雨之後，“歲取數百斤，散落東下”，這是蜀茶在唐代的外銷情形，但是，這本書也指出——因為大有利可圖，蒙頂周圍的人爭相種茶——新安的草市“歲出千萬斤”，這些雖然並非是真正的蒙頂茶，但是也非常難得。
可見，這千萬斤“非真蒙頂”，大概以全國範圍分散了，而經過萬州碼頭流向東方的蜀地好茶，遠遠不止之前說的數百斤。
茶葉再怎麼名貴，比不上生活的滋味
出生在宋末，生活在元朝，在明初過世的浙江人賈銘，記載茶性寒，諸多傷身，但也特地指出，唯有“蒙頂性溫”，差不多同時代的忽思慧，卻最推崇江浙的範殿帥茶，關於四川的茶只提到“川茶、藤茶、誇茶”，這裡的川茶大約就是被稱為蜀茶的新安茶。
不過胡思慧提到了一種“炒茶”，十分有趣，炒茶的做法是“用鐵鍋燒赤，以馬思哥油、牛奶子、芽茶同炒成”，根據同一卷中提到的馬思哥油做法可知所謂的馬思哥油就是酥油，而胡思慧所說的炒茶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酥油茶。
對於無論是蒙頂茶還是酥油茶，萬州的農戶與山民大概都聞所未聞，柴米油鹽在生活中才是首要的，雖然醬醋茶能夠帶來額外的滋味，卻只能放在最後考慮。
茱萸味辛苦，泡酒可以增加色味，是為茱萸酒，無論寒門還是高第，這種帶著苦味的辛辣早就風靡蜀地以及其外，即便是在萬州，人們追逐溫飽之時，不妨在煮茶的時候放一把唾手可得的茱萸，為清寒的日子增添一點味道。
這煙火的人間不需要野雞似的貴族氣，生活在草木之間固然低下，有時難免苦澀，但是還能帶點活潑潑的辛辣味。我們忙於謀生，身處時間的風雲之外，也免除了世事的浮誇之處，不必為勾心鬥角誇誇其談，亦不必為機關算盡而沾沾自喜，平淡的人生自有它的意義，再清貧的生活總能在一些邊邊角角找到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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