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輩謝覺哉有句名言：“我這個官是‘焦官’。‘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
在謝覺哉老家寧鄉，“焦”即“幹”，沒有油水，“焦官”指不掙錢之官。自古以來，當“焦官”意味著兩袖清風，其治下必然社會安定，人民富足。
謝氏“焦官”論，寫照共產黨執政初心，被老一輩革命家集體恪守，治國安邦堪為垂範，其先進性至今不改，是幹部潔身自好的警世之言。“焦官”論背後，還埋藏著一段段真實的家訓故事。
謝覺哉
“我們是以身許國的共產黨人”
“為黨獻身常汲汲，與民謀利更孜孜”，是延安時期人們向謝覺哉祝壽時贈送他的詩句，這也是謝覺哉革命一生最真實的寫照。
新中國成立後，謝覺哉雖身居高位，但從不以元老自居，不謀私利，廉潔奉公，對親屬更是嚴格約束。
1949年10月，謝覺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的消息傳到家鄉後，鄉親們議論著：窮山溝裡出了個大官，真了不起。
在家裡務農的子女們希望“做大官”的父親給予“照顧”，走出農村到北京找個好前程。
謝覺哉寫信勸他們不要來，他說：“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掙錢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 ”
他將自己比作家鄉村子裡一輩子在地主家做長工的周老官，“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後來，在家務農的兒子不聽勸阻來京要求安排工作，謝覺哉依舊不徇私情，他說：“全國剛剛解放，下頭更需要人，你有文化，還是回家鄉工作好。”
面對親友們的各種請求，謝覺哉堅決杜絕走後門，他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們：“我們是以身許國的共產黨人”，“共產黨是一種特別的人，他不能多拿一個錢，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
兒子謝飄回憶：父母從來沒有在他考學、當兵、提幹、復員直到退休的任何一個階段為他說過一句話，他們用言傳身教告訴子女如何做人、做事。
謝覺哉經常跟孩子們講述自己離開家鄉投身革命的經歷，講長征中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苦歲月，憶苦思甜。反覆教育他們要做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希望他們明白“居新社會學新本事”才能立足。
為了讓孩子們得到鍛鍊，謝覺哉還把院子裡的一塊空地利用起來，一有空就帶著家人翻地、種菜，可謂用心良苦。他說：“我們是共產黨人，你們是共產黨的子女。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要幫助廣大人民能過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後。”
這既是家訓，也是對所有共產黨人的寄語。
“農民吃什麼，我也吃什麼”
謝覺哉一直對家鄉和親人懷有濃濃的眷戀之情，曾在1957年、1960年、1961年三次回湖南，兩次去家鄉南馥衝老家。
每次回鄉前，他都要求當地政府對他不要有任何特殊照顧，要允許“我自由到食堂買，我不能同勞動，同吃同住總還可以”。
當時農村裡供應油、肉已比較緊張，謝覺哉囑咐在家務農的兒子“不要去排隊為我買油買肉”，“沒油菜也可以吃，只要有鹽就行了”，“農民吃什麼，我也吃什麼”。
平實的語言中顯示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做人做事的風範，充滿了堅定的黨性原則，使親屬們受到深刻教育。
1949年謝覺哉擔任內務部長時與家人合影
謝覺哉非常重視子女勤勞儉樸品格的培養。教導他們“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動手，掃地、洗衣服、煮飯、炒菜、院子裡挖土種菜，都要做，做慣了就閒不住，身體也會強壯”。
謝覺哉早年參加革命的初心是決心讓人民不再受苦，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還不盡如人意，想到全國還有很多人受窮，他的心中總是隱隱作痛。
有一次，兒子亞旭放學回家，問姐姐爸爸的官到底有多大，爸爸的車是什麼牌子的。姐姐問他為什麼問這個。亞旭說，同學們都在比誰的爸爸官大，誰的爸爸坐的是紅旗牌小轎車。
謝覺哉得知後，諄諄教導子女說：“不論官大官小，都是人民的公僕，都是為老百姓服務。給車是為了工作需要和方便。什麼牌子不重要，官大官小也不重要，
你們小孩子不要比這些，要比就比誰學習好，誰的進步大，誰將來對國家有貢獻。”謝覺哉家中人口多，房子顯得擁擠，孩子們便吵吵嚷嚷地喊著要換房子。謝覺哉告誡子女說：“這個房子是很好的，不要因有點點子毛病，就叫嚷起來。應該知道：不論吃的、住的、穿的好壞都是比較出來的。”
他巧妙地化用杜甫的詩句說，“願速化為千廣廈，九州男婦盡歡顏”，用來詮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理，藉此教育子女要心懷天下，“我們要看過去，我們現在的生活，已經是我們預想不到的了。你們應該知道現在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吃不飽穿不暖，沒有房子住”。孩子們的思想受到洗禮，再也不提換房子的事情了。
“俯而讀,仰而思”
謝覺哉一生勤奮好學，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學到老。我們可以從他的日記中看到大量的記載讀書學習的內容，其閱讀的範圍十分廣泛，既有馬列主義經典著述，也有古今中外的文、史、哲、教、經、法等各種書籍、文獻。
“三分之一的時間做，三分之一的時間讀，三分之一的時間想”，是他幾十年學習工作的格言。謝覺哉不僅將讀書學習轉化為豐富自己、提高本領的內在自覺，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教導身邊的家人，要“俯而讀，仰而思”，既要看清學習的內容，也要抬起頭來想一想。“只讀不想，就只會機械照搬”。只有聯繫發展實際，才能適應新情況，作出新創造。
上世紀五十年代，鑑於子女多數都在住校的實際情況，謝覺哉就利用週末時間開辦家庭課堂，給孩子們集體上課，潛心培養他們勤奮讀書、刻苦鑽研的良好習慣。“不懂就學，對高於我的人學，也對低於我的人學”。
對於讀書的目的，謝覺哉強調的是自立自強，能夠“做個好的人民勤務員”，職業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國家有貢獻”，“能多做事即心安”。
謝覺哉與夫人王定國
在妻子王定國心中，謝覺哉是愛人更是導師。兩人是在長征途中結識，後經毛主席批准結婚的。據王定國回憶：有一次謝覺哉寫文章時，讓她去辦公室拿《西北日報》，她拿了三次都沒拿對，謝覺哉就奇怪地問：“怎麼回事？”王定國這才難為情地說：“我不識字。”謝覺哉聽後恍然，說：“不用怕，我教你。”
自那以後，他每天都會抽時間教妻子讀書、學文化。在謝覺哉的耐心幫助下，王定國不僅脫了盲，還跟著丈夫學寫詩詞，練習書法，晚年成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生活即教育。夫妻相伴34年，謝覺哉對王定國影響頗深，“我是跟啥人學啥人”，“他既是丈夫，也是先生”。這是王定國晚年經常說的話。
1971年謝覺哉逝世後，按規定遺屬可繼續住原來的房子，王定國卻主動找到組織，要求退掉房子，隨後還遣散秘書，退掉司機。對此，兒子謝亞旭說：“父母以身作則的教育讓孩子們受益終身，並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
好的家訓，不是寫在牌匾上，而是實實在在地做事情；所謂傳承，不是掛在口頭上，而是一種自然自覺的行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天下之本在家”，“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經濟社會如何發展，都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沒有“厚德載物”“勤儉持家”的家訓家風，便沒有“服務群眾”“德政為民”的黨風政風，這正是我們學習謝覺哉治家智慧的意義所在。
摘編自《群眾》2019年第18期，原標題為《謝覺哉的紅色家訓》
作者：李澤昊（作者系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常州大學基地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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