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攻占了天津和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除了承认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之外,还增开了天津为商埠 图为19世纪80年代紫竹林大街
英、法两国虽然在军事上共同进退,但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内容却有一定的差别,反映了两国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中英《北京条约》相比,中法《北京条约》强调了法国在华传播天主教的自由以及教会在华随意购买土地并进行建设的权力。 图为第一代法国驻天津领事馆
这充分证明了法国天主教会势力的强大,同时也表明占有土地是教会在华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法国天主教会的地产经营对于天津法租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为清季津海关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法国的政客和商人并不看好天津法租界的发展,因此除了几座醒目的公共建筑以外,法租界还没有什么明确的发展规划或可观的发展势头。与英租界的中街相接的大法国路当时和一条小道也没什么差别。 图为巴黎路
在最初划定的紫竹林法国租界内,除少量士地归法国领事馆和工部局直接管辖以外,大多数士地都掌握在天主教遣使会和耶稣会的手中,他们是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租界内士地的首批购买者。 图为清季法租界
当时,耶稣会利用清政府的赔款购买了法租界内2.2公顷的土地,并在法、英租界的边界建起了一座崇德堂作为办事处。1873年,教士们开始在崇德堂内经营房地产,并利用房租和股票的收入支持教区的传教活动。 图为法租界内的乌利文洋行
与法租界内士地的大量空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居民沿着法租界的西南边界建房、筑路,从而形成了一片较为杂乱的居住区。 图为20世纪初的大法国路
法租界当局、投资者和居民开始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向租界以外寻求土地,迈出了法租界扩张的第一步。就民间团体而言,在租界中被相对边缘化的华人和以公理宗、福音堂、美以美会为代表的英、美新教教会是越界筑路的主力军。 图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法国路
这些新教教会往往是法国天主教会的竞争对手,因此很难在法租界内购买土地,只能在租 界边缘建立教堂,也就成为了法租界扩张的有力支持者。 图为与水师营路交会处的大法国路
从官方来看,法租界当局更是希望能和英国一样,不断扩张租界的范围。他们跨过海大道,向墙子河修筑道路,并在道路两侧购地建房 图为东方汇理银行
1907年,法租界工部局开始有计划地将界内的土质公共道路逐步改筑为更为优良的碎石路 面。 图为中法储蓄会
碎石路面的载重量可达9吨以上,能够承受货车的碾压。法租界早期修筑的大法国河 坝、水师营路、大法国路、领事馆路( Rue deConsulat,今解放北路以东的承德道)和巴黎路成为了最先铺筑碎石的道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图为裕中饭店
在铺筑碎石路面的同时,法租界工部局还在路旁砌筑了高度接近1米的砖结构下水道,并将主干 下水道连接在一起,以达到快速排水的目的。 图为法国击剑俱乐部
1908年,法租界工部局在窦总领事路(RueG. Deveria,今大沽北路以西的长春道)、毕格海路( Rue Piquerez,今兴安路)与泰伟路( Rue Treve,后来的菜市街)合围而成的三角形区域内建造了一座混凝土高台作为露天的公共市场,人们称之为“法国菜市”。 图为“法国菜市”
20世纪初,法租界当局在公墓的一头立起了一座方尖碑,以纪念1900年侵华战争中阵亡的法国士兵。这座法国阵亡将士纪念碑简洁、素穆,四角各有一个方尖碑形短柱,并用铁链相连,将纪念碑主体合围在当中。 图为法国阵亡将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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