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面子

一

中國傳統文化塑造了中國人的許多精神特徵。在這些精神特徵中，愛面子居於極為重要的地位。魯迅說:“面子……是中國精神的綱領，只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魯迅：《說面子》，《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30頁。）渴望別人給面子，保住自己的面子，給他人面子，這在中國人是必須具備的意識，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集體潛意識，最基本的心理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保住已有的面子，進取更大的面子，這種意識支配著中國人的言行，差不多就是中國人生活意義的所在。項羽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縮印本，第315頁。）在中國人看來，人生的奮鬥目標無非是錦衣玉食、光宗耀祖。在中國，一個人的成功不僅使個人獲得成就感與滿足感，更意味著整個家族獲得榮耀與面子。

中國人的許多詞彙都與“面子”有關，如：賣面子，丟面子、有面子、沒面子，給面子、留面子、要面子、看面子，體面、情面，等等，都是中國人日常生活和交際常用的詞彙。面子是一種強大的情感力量，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為。林語堂說：面子能給男人或女人實質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虛的，男人為它奮鬥，許多女人為它而死。它是無形的，只有顯示給大眾才能存在。它在空氣中生存，而人們卻聽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堅實可靠的聲音。它不服從道理，卻服從習慣。它使官司延長，家庭破產，導致謀殺和自盡，也能使一個不義之徒因同鄉人的斥責而改邪歸正。它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財產都寶貴。它比命運和恩惠還有力量，比憲法更受人尊敬。它常能決定兵家之勝負而毀壞整個政府機構。中國人正是靠這種虛榮的東西活著。（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178頁。）追求高官厚祿、光前裕後、封妻廕子，乃至青史留名，在我們這個無信仰而講實用的民族而言，庶幾就是信仰；而這信仰，除了直接的物質享受，其最大的動力便是“面子”。

然而，何為面子？要下個定義卻不容易。如果說它指一個人所持有的尊嚴（honour），那麼每個民族都有面子觀念，但我們中國人的面子觀念超乎對個人尊嚴的要求，有點異乎尋常，有些畸形。這使得中國人與其他民族對照時，“愛面子”成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突出特點，顯著的性格特徵。

作為一種普遍性的行為特徵，愛面子最突出的表現是“裝腔作勢”。“裝腔”與“作勢”有聯繫，又有區別，前者多為窮人愛面子的表徵，後者多為富人愛面子的行為方式。

愛面子的窮人往往喜歡“裝腔”。《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六回《徹底尋根表明騙子 窮形極相畫出旗人》有一段頗傳神的描述:一個窮書生到燒餅鋪吃燒餅,本來肚子餓得咕咕叫,卻要裝作斯文的樣子，買一個燒餅裝作“正餐”之後的小吃，坐下來慢慢享用。燒餅吃完了，發現燒餅面上的芝麻粒有些掉落在桌上，內心極想撿起來吃掉，但又怕別人看見，遭人笑話，於是假作寫字狀,用手指蘸了唾液在桌面上劃來劃去，把桌面上的芝麻一粒粒沾入口中。後又發現幾粒芝麻掉到了桌縫裡，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假裝做詩而不得狀，以手撓頭良久，恍然悟出，猛拍桌面，將桌縫裡的芝麻全數震出，再做手指沾唾液書寫狀，將最後幾粒芝麻攝取完畢。（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24頁。）本來吃飯穿衣都是個人之事，吃什麼飯，穿何種衣，沒有必要在乎他人評論，但“面子”觀念之下，如此簡單的事情也不再簡單了。在中國社會，有人活動的場所，就天然地存在一個“面子場”，不容任何人無視它的存在。

“裝腔”的背後往往是自欺欺人。有個笑話說，某個村落裡有一戶窮人家，日子過得很不寬裕，但卻很要面子。為了顯示自己不比富人家過得差，想到一個辦法：花一點錢買一塊肥豬肉，掛在家裡，每天飯後用它在嘴上擦一擦，村裡人見他們嘴上泛著油光，以為他家飯菜的油水大，生活條件好，誇讚不已，於是這家人覺得很有面子。這是“打腫臉充胖子”，是靠裝腔贏得面子的極好的例證。

“裝腔”造就了悖謬的虛榮。魯迅講過一個笑話：“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攀談為榮。有一個專愛誇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麼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與大人物沾一點邊都覺得活得有了面子，頓生無限光彩，哪怕被罵也是增了面子，得了榮耀。魯迅評論說：“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面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麼？”（魯迅：《說面子》，《魯迅全集》第6卷，第132頁。）的確，在現實生活中，此類事例頗為不少。如有的人遭了上司訓斥，卻常常以為有面子，不無得意地對同事說：“今天又被老闆罵了一頓！”自豪的神情寫在臉上，分明在告訴別人，自己很得領導的賞識，是受重視、有面子的角色，否則為何許多人想捱罵都沒有份呢。一個僱工在獲悉僱主對自己不滿意而有意解僱自己的時候，採取的行動便是早先一步提出辭呈，以免留下被人解僱的名聲，落得沒有面子。如此一來便保留了自己的面子，可以對他人說是自己辭了人家的職。

窮人得意時最看重面子。一個窮光蛋苦心經營，吃盡苦頭，終於時來運轉，成了有權力的人，或者忽然交了好運，飛黃騰達起來，自然是春風得意，滿臉透著滿足的神情，這時對面子的渴望是最強烈的。劉邦擊滅項羽，做了皇帝以後，原來那幫與他一起摸爬滾打打天下的窮哥們，並不把他當作神聖的真龍天子，還是慣於在大殿上飲酒爭功，拔劍擊柱，大呼小叫，這讓他自然覺得很沒有面子。待到“事十主皆面諛得親貴”的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文武大臣在新建成的長樂宮依照禮儀齊刷刷向皇帝叩頭，山呼萬歲時，劉邦終於有了十足的威風與面子，不由自主地發出內心的感慨：“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司馬遷：《史記·叔孫通傳》，第2723頁。）

歷史上的皇帝對臣下的處置，很多是與面子相關的。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大肆屠戮功臣，是因為他要確立皇帝的權威，而與他生死與共的夥伴過於熟悉他昔日的窮酸相，難以很快轉過神來，以神聖視之。“兔死狗烹”的悲劇大多發生在窮人出身的皇帝那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皇帝急於樹立權威，而部屬不能及時給予面子的結果。相對而言，建立大唐王朝的李淵父子當上皇帝以後，之所以沒有大規模地殺戮功臣，是因為唐國公登上皇帝寶座之前，已經確立了權威與等級秩序，眾人早已習慣於給他們足夠的面子。

窮小子發達後，最怕碰到先前的熟人，翻出他的窮酸老底，扯出他往昔的潦倒窮困，毀了來之不易的面子。這時的舊相識前去攀舊情，在自己以為是得了面子，其實是自討苦吃。陳勝、吳廣當年為人傭耕時與人盟約“苟富貴，勿相忘”，昔日的傭伴聽說他做了王，前來投靠。由於少時交好，知根知底，自然少了些客套，缺乏官場上須臾不可少的尊卑意識，“顓妄言，輕威”，很使陳勝失威風，掃了臉面，結果被陳勝殺死。(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第1960頁。）

在富人和強人而言，愛面子往往表現為喜歡“作勢”。皇帝的威勢無出其右，所以是天下面子最大的人，也是最喜歡“作勢”的人。在皇帝而言，面子與威勢是一回事。帝王們活著時享受金碧輝煌的宮殿，死後的陵墓綿延百里。“皇家氣派”也就是皇家的面子。當年秦始皇出遊，前呼後擁，威風凜凜，惹得劉邦好生羨慕，喟嘆道：大丈夫生當如此！（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第344頁。）何為“如此”？簡單地說，臺前的“如此”就是皇帝的威風與面子，臺後的“如此”則純粹是獸慾——玉帛、女人、威福，即物慾、性慾、權欲——的滿足。在中國社會，最豪華的建築永遠是官府衙門與官員的府邸，原因無他，都是維持官員“如此”臉面的需要，是支撐官位面子的需要。項羽的“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論，除了窮人的裝腔，更多的是暴發之人的“作勢”。

在處理與異族的關係上，天朝上國尤其要維持面子。所以，在等於帝王將相家譜的所謂正史中，外族與中國的交往都被說成是“慕化”之下的“朝貢”，而天朝的回贈則是居高臨下的“賜予”。隋煬帝為了讓西域人相信天朝富庶，令商人盛飾市容，廣積珍貨，穿著華服，甚至連賣菜人都以龍鬚席鋪地陳列蔬菜；令店家延西域人入酒肆醉飽，不取分文酬償；又令市上樹木以絲帛纏飾，以致胡人疑問，何以不給赤身露體之人衣服，卻用來纏樹。明代鄭和下西洋至今讓許多人引以自豪，其實也是好大喜功積習作祟的面子工程，對外族的所謂“厚往薄來”的封賜，其目的即“示中國富強”。此種面子心理至清代更顯示其畸形。魯迅提到一件事：前清的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子；他既然沒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佔了上風了。”（魯迅：《說面子》，《魯迅全集》第6卷，第130頁。）明明是吏治腐敗無能之下的民窮國弊，喪權辱國，卻硬端著漢唐盛世、天朝上國的架子，玩弄些小聰明，自欺欺人地維護在國民面前的“面子”，於是表面上的要面子就變成了內在的不要臉。

富貴者為得面子而“作勢”，可以不顧及榮譽與法律。一位朝廷要員的醜公子去逛妓院而被拒絕，他會感到自己失了面子，受了羞辱，為了挽回面子，他會帶一班警察返回去，逮捕那個妓女，搗毀妓院。他以這種方式行事，並不以此為恥，相反，在自己與一些人眼裡，是為自己爭回了“面子”。如今的官員子弟開車撞了人，不是自我反省，賠禮賠償，反而氣壯如牛地吼出“我爹是李剛”，這在他的感覺裡是獲得了威勢與面子，其實是活脫脫地不要臉。

臉與面在外國語言裡是同一個意思，但在中國文化裡卻不同。富貴之人愛面子而不要臉才能活得滋潤，如果愛面子且要臉，則註定要走上絕路。當年項羽率領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最後竟落得無一人生還；項羽自刎於烏江，臨死之前想得最多的，不是如何捲土重來，東山再起，而是自己的面子：“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第336頁。） 項羽一生愛面子，從他堅持“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為面子而顯擺，到他于山窮水盡之際仍一力維持面子，寧死而不知權變，顯示出他是有底線的英雄，而不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政客。這種英雄本色贏得了後人的讚賞。李清照詩曰：“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相較之下，劉邦是不要臉的典型。從年輕時的“好酒與色”；赴呂公賀宴，身無分文而厚顏謊稱“賀錢萬”，坐上首席；鴻門宴上受項羽百般羞辱，被迫低聲下氣應答而渾不在意；面對項羽執其父欲烹之的恫嚇，嬉皮笑臉地以“吾翁即若翁，必欲烹爾翁，而幸分我一杯羹”的無賴做派應對，這一系列的行為說明他不僅是一個無賴，更是一個既不要面子也不要臉的政客。作為政客，此人明白一個道理：為奪取大位，忍要忍到無恥，狠要狠到無情；只有不要臉面方可無敵於天下，最終得到天下，得到夢寐以求的人生最大的面子，否則，在權力角逐中就會落得死無葬身之地。憑著這套“厚黑學”，他坐上了並且坐穩了皇帝的寶座。

二

中國人的面子觀念，涉及中國人的一種人生態度：無論何種身份的人，都有作為“人”所需要的基本的面子需要維護，尤其是在熟人的圈子裡，這種面子觀念就更顯突出。在這個層次上，面子差不多與人的基本尊嚴是相同的。

英國傳教士麥高溫（？－1922）於1860年來華，先後在上海、廈門傳教，在中國生活了50年，幾乎與每個階層的中國人都打過交道，對中國社會可謂瞭解至深。他以一種異質文化觀對中國文化傳統中好面子的習俗做過觀察，對滲透於整個社會生活的“面子”觀念有著深刻的洞察與理解。他認為，中國人的重要習慣是，總是把面子同人類生活之外的許多東西相聯繫，謹慎小心而不使有失尊嚴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以致在眾人面前丟了“面子”；中國人不單自己要面子，還講究顧及他人的面子。他講了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某地的信徒要趕走一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傳教士，悄悄地到他的上司那裡去告狀，而在他們得知這個傳教士將被調到別處去以後，卻又公開做出種種姿態挽留其人，從而給他一個面子，好讓他體面地滾蛋。麥高溫認為這體現了中國人“古怪奇妙的思想”；但他又說，熱衷於“面子”也表現了中國人的幽默和善良，因為他們不僅要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且往往顧及他人的面子。因為每個人都有面子意識，所以珍視自己面子、顧及他人的面子，就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人事準則。（麥高溫著，朱濤、倪靜譯：《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89-292頁。）這種人事準則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存在，是一種普世的人性觀念。

然而，中國人的面子觀所展現的是一種獨特“文化現象”。中國人面子觀念的特色是它的異乎尋常的普遍性與高強度，它幾乎是人人、時時、處處具備的強烈意識。面子觀念支配下的中國人的行為，呈現為一種非自然的遊戲。20世紀初,一個美國人寫道，要了解中國人“面子”的含義,就必須注意這樣一個事實：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具有一種強烈的做戲的本能，稍微遇到一些情況,他們便立即進入角色,完全模仿戲裡的樣子,打躬作揖,跪拜叩頭,口中唸唸有詞……中國人的問題永遠不是事實問題,而是形式問題。總之，面子是理解中國人的一系列複雜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說中國人特性中還有許多暗鎖未被我們打開,那麼‘面子’便是打開這些暗鎖的金鑰匙。（明恩溥著，李向晨、成江譯：《中國人的文明與陋習》，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頁。）中國人的面子行為，在本質是“普遍的做戲”。但這種做戲行為，“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因為它具有普遍性與持久性，而“真的做戲，是隻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復為平常狀態的。”（魯迅：《宣傳與做戲》，《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345頁。）

中國人之所以普遍而持久地“做戲”,實在是因為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大戲臺。在這個“家國一體”的大戲臺上，演戲的環境與氛圍使每個人必須撇開本真的自我，充當社會倫理規範要求的角色。經過正統意識進行的長期的“規訓”，每個人都本能地訓練出一套行為規範，下意識地按照所謂“社會規範”進入角色表演。違背了角色意味著失去面子：高貴者不能如低賤者一樣行事，而低賤者也不能冒充高貴者一樣作為；行為不得體便意味著失去面子。皇帝行為不當，就會被譏為“望之不似人君”，小人物模仿或冒充高貴者行事，輕者被譏為不知深淺，不懂規矩，重者則被視為心懷異志，犯上作亂，圖謀不軌。對每個人而言，失了面子的結果便是“下不了臺”。

在中國社會提供的人人無可逃避的大戲臺上，構成其舞臺背景的是其傳統社會結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所具有的最大特點有二：一是禮法制度的持久不變；二是家族制度的牢不可破。禮法制度與家族制度的存在，是理解中國傳統“面子文化”的關鍵：只要這兩種制度存在，人們就要按照其要求行事，面子觀念就不會消歇。

禮法制度是每個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政治倫理中的君臣尊卑貴賤、人倫關係中的長幼秩序、職業分工中的士農工商，處處存在著等級劃分，處在不同等級中的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地位與相應的行為方式。維護自己等級的基本行為方式，意味著維護自身的面子；向高等級遞進或與之產生某種聯繫，是一種榮耀，意味著體面，即獲得面子；反之，行為方式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或同化於下層等級，則意味著有失身份，丟了面子。所謂面子，其實質就是一種等級身份的象徵，失了身份也就失了面子，因此面子才被人如此重視，被極力加以維護。

錢鍾書論“吃飯”中的面子問題，說：“把飯給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反過來說，把飯給予沒飯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面子就一變而為丟臉。”（錢鍾書：《吃飯》，《錢鍾書作品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4頁。） “吃飯”之事看似簡單，但涉及的人際關係，則相當複雜，它所涉及的問題在實質上是等級制度。請有飯吃的人吃飯，是希望吃者給予面子。有飯吃而去吃請，在吃請者一面，是賞了請吃者面子，在請吃者是得了吃請者的面子——這通常是社會等級中高等級對低等級的面子；有飯可吃者主動將飯給予無飯可吃者，顯示的則是施與者的慷慨，得到的是隨社會讚賞而來的面子——這是富貴者對低賤者的面子；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在大多情況下都是“丟面子”，但這是窮人對富人的“丟面子”，對同類人卻不見得都是“丟面子”，比如說，一個乞丐到一位權貴家乞食而得人賜飯，在乞丐而言，不僅不是丟臉行為，可能成為炫耀的資本，在同類人眼裡往往成為值得羨慕的有面子的事。請吃與吃請，有面子還是丟臉，其中的關鍵，是等級制度決定的身份地位。

從家族制度講，傳統社會中的個人始終割不斷與家族的臍帶，而只是作為家族中一員而存在，所以獲得或丟失面子，都不僅僅是個人之事，毋寧說是整個家族的大事。中國人的面子觀念裡，個人的面子往往與家族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一個人仕途上的成功與失敗，事業上的繁榮與衰頹，不僅事關個人的面子，也關乎家族的全體成員的面子。這種觀念即使在核心家庭佔據主導地位的當今社會，仍然有其餘響。一個人購買何種汽車，本來是一件與他人無關的事，但對一些人來說，則還有一個面子問題。他至少要考慮，何種品牌、款式和顏色，不能太過廉價，否則不僅開回家中家人覺得寒磣，臉面無光，即使開到幼兒園接孩子，孩子也覺得沒有面子，被小朋友嘲笑。

禮法制度與家族制度是建立現代國家的絕大障礙，面子觀念既與此兩種制度相關聯，則必與現代國家各種制度相牴牾。林語堂說：“在每個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國將難以成其為真正的民主國家。平民無論怎麼樣，總沒有多大面子。問題是到什麼時候官僚階級才肯放棄他們的面子？等到街巷鬧市之間消失了面子，我們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們才有公平的裁判……”（林語堂：《吾國與吾民》，第180頁。）同樣，我們可以說，在法律面前，強人與富人沒有了面子，沒有了抖威風的習慣與機會，國家與民族的法律才會獲得名副其實的尊嚴、有面子，否則，法治之聲喊得再高，也只是一種虛假的姿態，也只能是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幅不能充飢的畫餅。（張緒山，2017-8,刊於《史學月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