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和泰戈爾一起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北大教授辜鴻銘，曾當面對一個女人說：你做過一些義舉，於社會有功，上蒼應該是有眼的。
作家林語堂寫道：北京城總算得救，免除了大規模的殺戮搶劫，秩序逐漸在恢復中，這都有賴名妓賽金花的福廕。
夏衍更是高度評價：廟堂上的大人物的心靈，還不及一個妓女。
這些著名的人物在談論著一個不尋常的女人，一個黟縣出生，悲喜一生的坎坷的女人。
初春，皖南鄉間的油菜花微見色調，還不是那麼濃烈。
車行於去宏村的山路上，賽金花故居的大提示牌赫然出現在目前。
本想匆匆在外面看看大致就走，但那園子顯露出來的精緻與無一人的冷清，反倒讓我頓生好奇，決定進去。
不能不欽佩黟縣人的胸懷和膽識，——在中國內地依山傍水非常傳統的鄉村，竟然敢於為一個近代史上最為著名的妓女建立紀念館。
賽金花故居地處西遞和宏村黃金旅遊線上，它通過賽氏故居、遺物、陳列館以及從國內外收集的大量圖片資料，再現了賽金花撲朔迷離的一生。
黟縣人在賽金花故居的遺址上恢復修繕了“歸園”。
偌大的園子裡，就我們幾個，走著，更顯空曠、寂寥。
雨在淅淅瀝瀝的落著，唰唰作響。
賽金花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傳奇和爭議的女人之一。
她原名鄭彩雲（1872——1936），同治11年10月9日生於這裡。
舊居展示著一個普通皖南山區女孩的封閉生活。
為尋生活，舉家遷徙到蘇州，父親鄭八哥做轎伕，不久病逝。
少年賽金花為生計淪為娼妓，並於1886年正式掛牌。
那年她剛14歲。
中國人對於女子的風塵淪落的態度上是極為複雜的。
一方面在禮教上先判其死刑，大有撇清自保名節的顧慮；另一方面又有笑貧不笑娼的勢利。
偶爾也會出佳話，從人性角度把她們當成亦有靈魂尊嚴的平等人。
色藝雙全而又善解人意，賽金花在紅塵中迅速竄紅，一時成為富家權貴子弟競相交結的蘇州名妓。
這當中有一個人特別矚目她，此君就是歙縣籍狀元洪鈞。
洪鈞鴻運高照，被欽定出使德、俄、荷、奧四國。
也是這個黟縣小姑娘有緣，洪鈞原配何夫人拒絕隨行。這位洪大人於是花錢將賽金花買來做妾，充為公使夫人出行。
這是非常出格的事情，就是在今天，也是駭人聽聞的。現在去想那洪鈞其人，確實是有很可愛的一面。
賽金花的喜劇由此開始。
在德國等地，她居然學會了德英諸語言，並憑藉自己的伶俐和美貌獲得了德國上層人士的青睞。
那是賽金花風情而又光彩的一段了。
洪鈞離任回國後，不久即去世，這使得本來就沒有名分的賽金花，自然沒有在洪家立足的機會，於是便鬱郁的回到了黟縣故居。
按照家鄉老派人物的見解，墜入風塵，為妾剋夫，這都是十惡不赦的壞女人的標誌。
但鬱鬱寡歡的賽金花居然回來了。
當地一富家竟然在其舊居大規模整修、擴建，贈送給這個有著那麼多經歷的女人，並把它取名為“歸園”，希望她能夠安居下來。
此園也有公開表示求愛之意。
但洪鈞的分量在賽金花的心裡幾如泰山，這場求愛自然沒有成局。
這些個真實的事情，就發生在這個保守而封閉的山水之地，而且是那樣的時代，讓人感覺如此不可思議。
我們對一個時代的宏觀、僵硬的定性，往往會覆蓋它內裡的多樣性的豐富與生動。
賽金花故居就在山野裡。
這裡幾面環山，實在是太寂寞了。
慣了喧鬧與繁華的女人，淡了心裡的傷痛，刻意避開蘇州，輾轉來到北京，重染風塵。
舊話本喜歡說“時世造英雄”，也就得有那樣子的世道，才會出驚天動地的事情。
倘若沒有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大肆燒殺搶掠的亂態；沒有那個偶然的機會，賽金花與舊日相識、聯軍統帥瓦德西重逢而相惜，已經不年輕的賽金花也就是個舊時的老鴇了。
瓦德西仰慕賽金花曾經在德國上流社會的風華，兩人很快同居達數月，並經常十分招搖的乘馬並行於市。
京城人稱賽金花為“賽二爺”；這是欽佩加不屑的混合體。
在賽金花的勸說下，瓦德西加強了對部隊的約束，減少了妄殺亂掠的惡行。
一時賽氏門前車水馬龍，貴族子弟紛紛拜她為乾孃，李鴻章也派兒子李經才面見賽金花，請她設法促成早日簽訂和約。
“庚子事變”後，清廷感到顏面大傷，於是以虐待婢女為由，將賽金花發配回原籍黟縣。
此後，賽金花又嫁給一位曹姓人士為妾，曹死後她被族人驅逐，重返京津為鴇謀生。
晚景悽慘，死前已形同乞丐。
有兩個事情很值得說說。
一是當地解說員講，德國公使在北京被刺殺，憤怒的公使夫人非要慈禧抵命，是賽金花從中斡旋而得以解脫。
但這位老佛爺不僅不感激，反而更無顏救局的竟是妓女，虐待婢女就是個人為的陷阱。
二是賽金花死時，激進的青年與學界、婦女界紛紛表示哀悼之意，出錢張羅著安葬了這個已經身無分文的潦倒老婦人。
這個黟縣小姑娘百年以來聲響不斷。
曾樸所著的《孽海花》便是以賽金花傳奇經歷為主要線索著成；北大教授劉半農為她寫下了傳記，胡適稱之“史無前例”；齊白石為她題寫墓碑；張大千為她作肖像畫《彩雲圖》。
多少年來，賽金花一直是藝術家們為之曲意描寫的傳奇人物。
在其故居這雙小巧的繡花鞋跟前，你能夠想見當年她被譽為 “最後一位裹著小腳的具有明星氣質的交際花”的風采。
不管國人如何看待她在庚子事變時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之間非比尋常的親密關係，一生三度嫁作人婦，愛情、安定和滿足的家庭生活極其短暫，三番幾回的淪落煙花地，這終究是一個女人的不幸。
她是個失卻了肉體而靈魂高貴的人。
“國家是人人的國家，救國是人人的本分”，這句近乎自語的道白，讓我們看到這個從水鄉山野裡走出的小姑娘的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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