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和李鴻章的關係一直以來都被史學家津津樂道，是師生關係的最佳典範。李鴻章剛出道就跟隨曾國藩學習“義理經世之學”，後來李鴻章辦“淮勇”創業失敗，曾國藩特地將其收入湘軍帳下，親自調教。曾國藩保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幫助其創辦淮軍，李鴻章則投桃報李，金陵讓功。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後，裁湘留淮，薪火相傳，曾李瓜代。

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培養指導前後將近三十餘年，正如李鴻章給曾國藩輓聯中提到：“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李鴻章很感激曾國藩對其的栽培。就算在曾國藩生命的最後時刻，其也不忘給李鴻章的未來鋪路，天津教案，就是“築室忝為門生長”最好的體現。

出任直隸總督

1868年，曾國藩憑藉在剿捻提出“河防戰略”，被朝廷認定為剿捻首功，朝廷下旨授予其武英殿大學士的稱號，並調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僅獲得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朝廷“揚曾抑李”相當明顯。

直隸總督是天下第一督，負責提督軍務、梁餉、管理河道兼巡撫事，手握兵權，負責拱衛京師之重責。按照禮制，出任直隸總督，要進宮覲見。

曾國藩原以為，此次覲見，兩宮會向他詢問治國、外交大計，討論如何推動王朝中興等重大問題，因此他特地準備了很多內容。沒想到，兩宮和曾國藩交談盡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內容，曾國藩為此很失望。和恭親王、軍機大臣接觸後曾國藩更加失望，對王朝的未來不抱希望：

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衝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寶數人。恭邸極聰明而晃盪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識短。餘更碌碌，甚可憂耳。

雖然國家最高領導層的表現讓曾國藩大失所望，但是身為直隸總督的他不忘本職工作，狠抓直隸省的吏治。曾國藩沒想到天子腳下，官場風氣如此敗壞，於是決定加以整頓。不到兩年的時間，曾國藩彈劾19位官員，結清12000多件舊案、28000多件新案，完結率90%以上，直隸省的吏治煥然一新。

爆發天津教案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成為通商口岸，外國人被允許在天津傳教。法國人就在天津建立一座教堂，叫育嬰堂，裡面收養了150多名棄嬰。本來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1870年，育嬰堂內發生傳染病，30多名兒童接連死亡。

不明事理的百姓開始傳出謠言，這些孩子是因法國教士“採生折割”致死，傳教士們刻走了這些孩子的心，挖去了他們眼，用來做藥材，然後把他們棄屍荒野，這就是西藥那麼靈驗的原因。

就在這關鍵時刻，天津發生了拐賣兒童事件，兩名人販子張栓、郭拐在拐賣一個小孩時被查獲。天津知府張光藻連夜和知縣劉傑會審，地方官動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認自己迷拐孩子是為僱主藥用，但是他們並沒有供出僱主是誰。天津當局為了儘快“平息民憤”，很快將這兩名人販子砍了腦袋，並貼出告示：

張撿、郭拐用藥迷拐幼童，詢明……是實，正法。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

這張告示相當於證實了百姓們之前的猜測，“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的供詞更是將幕後指使指向教會。這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恐慌，天津百姓人心惶惶，家門緊閉，不敢讓兒童出門。

接下來又發生了武蘭珍迷拐案，一個叫武蘭珍人販子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兒童時，被人當場抓住。在村民的“審問”下，武蘭珍供出了自己是受教堂中一位教民的指使才拐賣兒童的。這無疑引爆了天津百姓的憤怒。

憤怒的百姓將教堂團團圍住，激進分子衝入教堂，將裡面的神父教眾殘忍的殺掉，將教堂洗劫一空，並放火焚燬教堂。隨後暴怒的民眾，還將法國領事館砸毀，還殃及附近的美國、英國會館。事後查明，百姓打死外國人約二十名（法國領事一人，傳教士十一人，比利時二人，俄國三人，意大利和英國個一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拖著病軀，赴天津調查事件

“天津教案”發生第二天，八國公使聯合向清廷發去照會，法國派軍艦抵達大沽口。慈禧急忙命正在休假養病的曾國藩趕赴天津，負責審理此案。

此時曾國藩身體大不如前，他知道審理此案的難度。如果向外國人妥協，則被罵賣國賊，一生聲譽受損。如果一味強硬，重則會導致戰爭。不管如何處理，都會得罪人，曾國藩不願介入如此吃力不討好的案件中。

實際上，這屬於外交事務，雖然曾國藩是直隸總督，但是這並不在他的職權範圍內，他是完全可以藉口推諉給負責外交的恭親王。然而，曾國藩不是一個逃避困難的人，只要他有一口氣在，就會鞠躬盡瘁，為國分憂。沒辦法，曾國藩只能拖著殘軀赴天津，在赴津之前，曾國藩都已經給子女們留下了遺書。

曾國藩的到來，受到了當地百姓鄉紳的熱烈歡迎，在他們的心中曾國藩就是拯救世界的大英雄，這次肯定是來為他們伸張正義的，他們甚至鼓動曾國藩向洋人開戰，將他們趕出天津。

沒想到，曾國藩接下來的處理讓他們大跌眼鏡。曾國藩首先把涉及案件的官員撤職，對洋人示好，接著一方面跟洋人接觸談判，另一方面抓拿鬧事的兇手。百姓們開始罵曾國藩為大漢奸，曾國藩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

曾國藩首先發出通告，讓親眼目睹洋人挖眼剖心的人到他這裡舉報，然而一個人也沒有。接著，曾國藩又讓那些孩子被拐賣的父母前來舉報，然而，一家也沒有：

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慈禧陰險嫁禍，曾國藩成為替罪羊

曾國藩查明瞭案件後，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摺，講到“挖眼剖心，迷拐兒童”的事情毫無根據，並且還解釋了百姓為何輕信謠言的原因，列出了五大疑點：

一、教堂大門終年關閉，神秘莫測，房屋皆建地下室，疑為因禁幼孩之用；二、有人到仁蔥堂治病被留不回，被疑為藥所迷；三、教士為瀕死者行洗禮，被疑為送入堂內皆見士而不見出；四、母子同在堂內，經年不得相見；五、堂中死人過多，掩埋多在夜間，又有二三尸一棺者，胸腹先腐，於是浮言大起。

然而，這份奏摺從軍機處抄送給各部時，被慈禧刪去了“五大疑點”的關鍵信息。所以，這份奏摺一公佈，朝野譁然，曾國藩立馬被“萬夫所指”，京城“反曾運動”此起彼伏。湖南官員對曾國藩口誅筆伐，連多年的好友倭仁也和他斷交。

曾國藩在接手此案時就已經知道會對自己的聲譽有損，但是被慈禧這麼一搞，輿論遠遠超過他的承受範圍。他無法理解，自己辛辛苦苦為百姓開脫的“五疑”，慈禧為何要刪掉，這導致奏摺的剩下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在為洋人說話。

慈禧之所以這麼做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慈禧本身就相信洋人“挖眼剖心”的謠言，她是一個常年躲在深宮裡面的婦人，她是有權謀不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她有眼界。第二是當時的保守派大多排外，以醇親王為代表，他們對以恭親王為首的洋務派發起的“洋務運動”早就不滿。曾國藩正好是洋務派的中堅力量，保守派藉此機會打壓洋務派，此時洋務派領袖恭親王已經被慈禧革去“議政王”頭銜，權勢大不如前，他也保護不了曾國藩。

曾國藩接下慈禧的鍋，最後送李鴻章一場造化

洋人的大軍已經聚集在天津城外，他們向清廷施壓，要求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但是，曾國藩當然不會答應洋人的請求，如何處置官員那是中方的權力，絕對不允許洋人操縱。

為了震懾洋人，做好萬全準備，曾國藩讓朝廷下旨，命李鴻章帶兵前往天津。沒過多久，朝廷的旨意下來，同意曾國藩讓李鴻章帶兵赴直的請求。

就在此時，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身亡，兩江總督位置出現空缺，慈禧為了平息民憤，下旨讓曾國藩調補兩江總督，李鴻章補授直隸總督。慈禧這道旨意讓曾國藩相當難堪，這無疑是降職，間接否定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功勞。

接到朝廷的任命，李鴻章欣喜若狂，很快抵達直隸省首府保定。但是，他沒有選擇立即開赴天津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而是選擇留在保定觀望。

本來接到兩江總督的任命，曾國藩可以藉此機會脫身，但是慈禧同時又命他辦理完“天津教案”才能離開。李鴻章也給曾國藩來信，坦言自己不願“初政即犯眾惡”。曾國藩自然不會臨陣脫逃，那不是他辦事風格。曾國藩自知時日無多，他願意為他最得力的學生李鴻章做鋪路石。

曾國藩加大了審案力度，前後抓了上百名疑犯，最終，擬定正法者二十人，軍徒者二十五人。如此處置，違背良心，內心很痛苦，事後，曾國藩偷偷給每位犯人家裡五百兩，以示安慰。由於曾國藩得知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利，果斷的拒絕了法方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處死的無理要求，將他們發往黑龍江軍臺效力。對於二人，曾國藩內心愧疚，私下讓幕僚給他們送去一萬多兩做為生活路費，以彌補自己的遺憾。

“天津教案”就這樣審結，昔日的“中興第一名臣”淪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令人唏噓不已。“天津教案”讓曾國藩一直處於愧疚之中，精神受到極大的打擊，回任兩江總督不久，曾國藩於1872年病逝。朝廷聞訊，輟朝三日，追贈太傅，諡號“文正”。

曾紀澤替父掙得公道

1878年，慈禧接見了準備出任駐英、法公使，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慈禧曾說過曾國藩“文武全才，惜不能辦教案”，曾紀澤決定藉此機會為父爭取一個公正的評價：

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競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曾紀澤的一番話，慈禧聽後有點心虛，畢竟這個鍋是她故意率給曾國藩的，最後慈禧說了一句公道話：“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

三十年後，發生了義和團運動，曾國藩千方百計避免的事情最終還是發生了。慈禧在“天津教案”積蓄的怒火，一次性向洋人發洩，她是痛快了，但是中華民族卻為此遭殃。不知道當時的士大夫，是否會懷念三十年前的曾國藩。